作者：周昕晖（首都师范大学讲师）

　　考察中国近代日记，会发现其中有大量旗人日记，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知海内外公私藏书机构所存藏的近代旗人日记数量当在百种上下，想必还会不断有新发现。旗人日记内容丰富多彩，对于认识近代社会及思潮颇具其独特价值——大到如何看待异域，如何处理文化交流和碰撞，小到日常生活中的娱乐，都可在其中寻得端倪。近期，依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稿本整理的《锡珍日记》与《那晋日记》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是近代旗人日记点校整理的新成果，体现了旗人日记的独特价值。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那晋手写日记》

　　锡珍（1847-1889），字席卿，额尔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生于蒙八旗仕宦、文学世家，“末代皇帝”溥仪的淑妃文绣乃其侄孙女。锡珍以旗人而兼为进士出身，仕途通达，无奈享寿不长，四十三岁即辞世。他身为清廷高级官员，又留心典制掌故，颇有著述。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了其稿本《锡席卿先生遗稿》十七册，包括数种公务差使日记，其中赴台湾查案和奉使朝鲜这两次行程日记尤其值得注意。

　　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王朝有密切往来，两国使节仆仆道途，不绝于路。朝鲜方面留存了数量十分可观的“燕行录”，相关研究有蔚然成学之势，而明清朝廷的“使朝鲜录”流传于世者却屈指可数。清代定制，派往朝鲜使臣须是旗人，实际遴选也照此标准执行。光绪七年，慈安太后病逝，清廷以额勒和布为正使，锡珍为副使，前往朝鲜颁慈安皇太后遗诰。经此一行，锡珍留下了稿本日记《奉使朝鲜纪程》《使东琐记》。这两本日记记录的时间相同，内容却各有侧重。前者重在道路里程、山川形势；后者则重在沿途职官设置、官员姓名。锡珍家中颇有善诗文者，本人亦长于此道，日记中描摹山水形胜，不乏文采。所记朝鲜供给单子、颁诰诸仪节，亦可备史料掌故之采撷。

　　光绪十一年五月，刘铭传弹劾台湾道刘璈，同年六月，清廷命锡珍会同江苏巡抚卫荣光前往台湾查办此案，锡珍本次出差又写有日记《渡台纪程》《闽还纪程》。刘铭传与刘璈交恶是晚清台湾重要事件，也反映了湘、淮冲突之一斑。锡珍等衔命查案，日记中记录了审理案件的流程，他还专门设立一册子，抄录相关文件。锡珍此前从未到过台湾，故带有新奇眼光来观察，加之他在记录典制掌故方面有高度自觉，因此日记中还留下了不少台湾历史沿革、山川物产的记录，甚至专门查阅相关地志、笔记予以补充。当时恰在台湾建省前后，这些史料具有较特别的价值。

　　那晋（1864-1928），字锡侯，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那晋家世显赫，其父铭安官至吉林将军，晚清重臣、号称“旗下三才子”之一的那桐是他的堂兄。职此之故，那晋在官场上也颇得意，光宣间晋秩卿贰。与前揭锡珍的差使日记不同，今见那晋日记是逐日记载日常的生活日记，即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那晋手写日记》二十二册。那晋日记覆盖了1903至1926年，从晚清到北洋，长达二十四年。虽然不少日子失之于简，但仍有许多颇具历史价值的文本。

　　总体看来，那晋日记兼及公务与私情、国家大事与家庭生活，但其中有关公务者往往较简略，那晋似乎更乐于在个人与家庭方面多着笔墨。如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二、初三两日，记其子绍荫的婚礼，宣统三年闰六月至七月间记其父铭安的葬礼。诸如此类实录，于了解清末北京旗人礼俗多有助益。

　　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日记中呈现了旗人高级官僚在易代之际如何应变、如何谋生。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那晋尚可称平静。袁世凯复出，受命前往湖北督办军务，那晋以为“袁公既出，北面有长城矣”，但随即也写了一句“街上挤大清交通银行”，隐约透露一丝紧张气氛。及至听闻太原兵变消息后，那晋迅速行动，因恐北京有险，故将家眷送往天津租界避难，且言“是日行人甚多，车为之满耳。唐日新有包车，不然则不能登矣”。他还多次提出开缺的请求，终于在十一月廿三日开去正白旗蒙古副都统的职务。从日记中看来，清王朝的结束并没有给那晋造成巨大的不适应，他很快在天津、北京经营起产业。加之新上任的大总统是与那晋一家颇有渊源的袁世凯，他对新起的民国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抵触，以至其子很快“出仕新朝”。根据日记，1913年，那晋第三子绍武任外交部通商司主事。明清易代之际有“遗民不世袭”之说，从那晋的个案看来，旗人世家子弟任职于民国，也是一个较为正常且实际的选择。

　　旗人在近代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往来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中国第一个赴欧考察使团就是由内务府汉军正白旗的斌椿所带领。此后，旗人的身影活跃在一批批出使、游历外洋的队伍中，他们的出使、游历日记也是中国人“走向世界”文献的重要部分。

　　至于微观生活层面，旗人日记中也颇有充满趣味的记载，如那晋日记：

　　今日宝侄生，大老爷令马老约子弟什不闲，有抓髻赵唱至一点散，甚好。（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廿六）

　　马老所约之什不闲弹至夜一点始散。（十一月十八）

　　近年来，民间说唱曲艺经由大众传媒再度活跃于社会公众视野内，许多清代以来流传于民间的表演形式被现代人所了解——如在一些相声中会提及的“什不闲”“单弦岔曲”等。读汉人文士日记时，常见的文艺娱乐是昆曲、京戏。而旗人日记中则出现了别具风格的说唱艺术。那晋日记里所说的“大老爷”“家兄”，是指堂兄那桐。当日记中写到他为家中约请艺人唱子弟书、什不闲、八角鼓，还一口气听到凌晨，无疑展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时的他们或许和在天桥看“撂地”的普罗大众有更多精神连接。百余年后的读者也许能体味到，那些在晚清政局中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与直到凌晨还和手机难舍难分的我们之间，距离似乎也没那么远。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