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钦根（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面对中国的旧史，梁启超曾慨叹“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在正史所构成的宏大叙述中，个体往往被抽象为某种特定身份或社会角色，甚至是功能性的书写符号，被安顿在固有的叙事框架中。他们作为具象的人的日常起居、人情往来以及情欲爱恨，都被无情地抛弃在历史的烟云里。因此，通过许多个体日记触摸清代社会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感知他们在静态结构与动态变化中的日常应对，正是尧育飞新著《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以下简称《大清万象》）所努力追寻的目标。

尧育飞著《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

　　《大清万象》全书共分十章，聚焦八个议题，其中有宏大叙事里的众声喧哗，如《三十种日记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同治元年瘟疫下的众生》《新年发笔与清代读书人的仪式感》三章，依次从政治事件、瘟疫及传统民俗入手，烛照群体中的个人在应对重大变动或悠久传统时的自处与自洽；同时，也有微观视野下的个体低音，《曾国藩的围棋事业》《一位晚清知县的“文字世界”》《清末官员恩光的感情世界》《郭曾炘：一位清遗民的自我修养》《〈湘绮楼日记〉中的饮食地图》五章，透过大人物的小爱好、普通人的大坚守、寻常人的寻常事，来重探清代文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不管议题如何变化，所处理的人物身份是身居高位还是隐入尘埃，作者关注的始终是具象的人心、人性。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种基于微观日常和“眼光向下”的文化转向，悄然发生。在微观史学的助推下，农民、妇人、小磨坊主等以往默默无闻的众生，得以浮出历史地表，共同参与历史图景的描画。《大清万象》一书的诸多探索，无疑是对这一转向的呼应。

　　这种呼应首先体现在研究议题的设置上，作者所聚焦的，并不是清代政治、经济、文化或文学上的重要命题。即使其中的部分议题，如五大臣爆炸案、咸同间的大瘟疫，牵涉到晚清历史的走向和关键人物的命运，作者也并不致力于给出标准的解释或抽象的定论，而是期望通过不断叠加的“针脚”，呈现事件中的个体在应对危机时的千面人生。另外，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书中毫不掩饰对“小人物”的偏爱。在作者看来，“在小人物的世界里，生活世界是绝对的主体，没有丰功伟业，没有天纵奇才，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奔走，是对生活和人生小心翼翼的谋划和经营。”因此，像周长森、恩光这样的小官僚、小读书人，书中也给予他们重登历史舞台的机会，并不厌其烦地对他们的琐碎日常、隐晦情感予以深度描摹；而对于像出洋五大臣、曾国藩及王闿运这样的“大人物”，则是尽力剥离他们身上固有的身份标签和厚重的历史定位，发掘他们贴近“小人物”的一面。

　　然而，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定被看见。对鲜活个体的关注和有意打捞，一方面自然缘于史观转向下的视角切换，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研究者对相应史料的敏锐发掘与重新定位。历史人物的情感、欲望、焦虑与内心挣扎，往往是传统公开文本所决意摒弃或回避的部分。就算是最能体现作者之心的诗词作品，也并不会向读者完全敞开，任由情感多么炙热，诗人依旧会选择抽象的意象、晦涩的典故来予以包裹。因此，想要通过这类文献来发现个体，难免有雾里看花之感。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在西方学界，地方档案、审判记录、法庭文件、民间故事、日记体小说等，是微观史学者赖以拼构小人物历史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同类资料虽相对缺乏，但却拥有与之对等的另类文献，那便是日记。

　　日记这一文献类型，到明清时期已发展成熟并蔚为大观。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均有日记存世，且门类多样，体量惊人。正如书中所言，“日记数量与体量的增长，不仅拉伸了记录中国历史的长度，也增添了其记录中国历史的厚度。”但无可讳言的是，在过去的长时间里，日记始终被正统史家视为边缘史料，其价值仅限于充当官方记录或重大事件的个人化注脚。研究者倾向于带着预设的问题，分别攫取所需的零碎片段，来解决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地理的、文学的，甚至是气象的、医学的种种问题。如此一来，不仅完整的日记无法被清晰看见，日记背后的书写者及其精神世界，更是被无情地切割分解。在此，《大清万象》意在为日记辩护。在作者眼中，日记已不单是佐证他者的工具，而是一种自带材料与方法的独立研究对象。阅读每一部日记，都是一场对前代人物心灵的探寻之旅。

　　《大清万象》对于个体的系统发掘，便是建立在作者对日记史料性质的精准把握与匠心运用上。书中除揭示了日记的公共性、琐碎性及时间性之外，还充分结合日记即时、连续的书写特征，及其面向自我的私密性功能，并将这些特性转化为具体的研究方法。譬如在分析出洋五大臣被炸案时，作者同时调用了戴鸿慈、绍英、徐世昌等当事人，王振声、唐文治等目击者，以及张謇、郑孝胥、叶昌炽等各地听闻者等三十家日记，重返历史的现场。

　　历史并不总是由突变、转折等重大事件构成，对于个体而言，不断重复的生活、习俗及其日常烦恼，才是构成生命的真正底色。因此，作者也特别注重从日记对琐碎事务的持续记录中，提炼出日常生活的隐性结构。书中对“新年发笔”习俗的考察，便是建立在数十位清代士人的琐碎记载之上。杨葆光年复一年写下的“官运亨通”，绍英“敬慎勤俭”的自箴，郭嵩焘在失意后的感慨诗作……这些看似程式化行为的背后，蕴含着个体对于未来的期盼、自我的期许，以及特定境遇里的情感回应。而书中对于小京官恩光感情世界的复现，更是对日记私密性的一次完美解码。透过日记中的个人私语，作者为我们还原了一段在礼教规范与真实欲望间痛苦拉扯、在家庭压力与个人情感间艰难周旋的真实人生。

　　当然，发现历史上具象的人，并不意味着沾染窥私癖或八卦式的低级趣味，抑或是陷入琐碎的个体叙事而完全忽略背后的大时代、大历史。《大清万象》的这场学术“冒险”清晰地表明，作者并未沉迷于发掘骇人听闻的生命故事，而是旨在阐明那些构成历史或时代的制度性力量及其内在逻辑。“个人虽然是微不足道，但他所留下的日记却是文学、社会和历史缓慢变化的末梢，是最灵敏的指针。”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历史上尘封个体的再发现，实质上是一种更为深刻、更具实证性的认识时代的方式。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