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文学“走出去”】

　　作者：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中俄两国间的文学关系源远流长。尤其是在近十余年，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开始出现一个新局面。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文化实力的迅速增长，随着汉语文化热在俄罗斯的兴起，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出版界、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俄罗斯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译介十分用力，成就有目共睹。我近些年经常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书店里，发现李白、杜甫、蒲松龄、莫言、铁凝、余华、刘慈欣等人的作品都被摆在醒目位置，有的书店还设有“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专架。同时，中俄的文学关系也日益密切，有众多的作家代表团互访，两国文学界联手举办许多文学活动，还创建“俄中文学外交翻译奖”。在中俄两国的文学作品互译中，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中国文学作品的俄译呈明显增长势头。据圣彼得堡大学汉语系教授罗季昂诺夫统计，2024年译成俄语的中国文学作品计150种，其中经典作品30种，2025年大约为170种，其中经典作品30种。也就是说，在近些年的汉译俄文学作品中绝大多数是当代作品，增量也多为当代作品。这与每年中国出版的俄语文学作品数量大致相当。由两国相关机构设立的“中俄经典与现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已经出版104种，其中俄罗斯出版中国文学作品48种，中国出版俄罗斯文学作品56种，双方的翻译出版品种基本持平。总之，中俄文学交流局面迎来一个历史拐点。

中俄举办作家对话活动，促进文学交流发展。资料图片

　　当然，中俄文学交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具体到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观的问题。首先，除科幻作品和网络小说外，中国文学似乎尚未进入普通俄罗斯读者的阅读视野。比如，很多中国人在童年时就熟读过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而能被俄罗斯少年儿童所阅读的中国文学作品还很少。其次，中国文学的“文学”影响还不够强大。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许多中国作家有很大影响，但至今还鲜有一位中国作家能对广大俄罗斯作家产生相似影响，相对于欧美文学在俄罗斯的地位，中国文学的影响还缺乏广度和深度。另外，相对于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力量，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研究力量还显得比较薄弱。

　　我们要不断探寻规律、主动作为，让中国文学更广泛地融入世界文学潮流。比如，有必要及时呼应在俄罗斯出现的中国文学热点事件，进一步放大、做强。俄罗斯社会存在着独特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用诗人叶夫图申科的话来说就是：“在俄罗斯，诗人大于诗人。”每一位俄罗斯大作家似乎都享有崇高地位。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俄罗斯人的文学情怀，把握时机，及时跟进，多措并举，在俄罗斯深入传播我们的作家和作品，不应该仅仅止步于版权输出。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还需要关注对方的接受兴趣，考虑到读者的文学审美特性，思考如何与当地文学传统更好地对接，融入其中。每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文学的接受往往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换句话说，同一部作品在不同国家的被接受度可能不尽相同。我发现，《论语》《道德经》《史记》等中国经典古籍在俄罗斯往往是被视为“文学作品”来阅读的。蒲松龄和鲁迅是在俄罗斯知名度最高的经典作家和现代作家，他们作品的发行量甚至高于李白、杜甫的诗作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其中原委之一，恐怕就因为他们两人的作品与俄国文学的传统更为契合。

　　要让中国文学在海外落地生根，离不开学术研究的支撑。在当今俄罗斯的文学研究界，相对于欧美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还有大量提升的空间。俄罗斯学者推出了数十部欧美文学史著，但目前为止尚无一部大型的《中国文学通史》。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六卷本《俄国文学通史》即将面世，这不仅给俄罗斯的文学研究同行以信心，也对俄罗斯的汉学家们产生激励作用。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现在已经到了从作品翻译到作家作品研究、理论概括和文学史书写的新阶段。中俄两国文学研究力量应当统筹起来，直接使用俄语撰写相关的研究文章和著作，或者把优秀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译成俄语，而不是仅局限于文学作品的翻译，甚至可以将我们翻译的大量欧美国家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再译成俄语。总之，用学术来支撑和引导中国文学在当下俄罗斯的传播，这将加速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经典化进程。

　　在中俄两国的国家关系中，人文交流是重要的桥梁，而文学又在其中占据着首要地位。这一现象的形成，是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长期作用的结果。就像翻译成中文的俄国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有机构成一样，不断翻译成俄语的中国文学作品也正在成为俄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下的中俄文学交流，还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