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治军（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近年来，一个令人欣喜的文艺现象是，新大众文艺异军突起。伴随创作层面的繁盛，关于新大众文艺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对于扑面而来的新大众文艺现象，尽管同一命名之下尚存在内涵、外延指称上的歧异，但理论批评界大多给予了客观的描述、理性的讨论和充分的肯定。概其要者，或描述分析新大众文艺的样貌新质；或梳理追溯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谱系；或厘定新大众文艺的内涵特征；或评价肯定新大众文艺的效应和价值；或探讨引导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前景和可能。可以说，新大众文艺研究成为当下文艺领域的一个现象级理论景观。

　　首先，新大众文艺的“大众”之“新”在于，其既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艺大众化所指向的被启蒙的“大众”，也不同于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要求服务的对象和凝聚的力量之工农兵大众，更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西化理论话语笼罩下大众文化研究的“大众”。相对于新大众文艺与文艺大众化在“大众”这一概念上的相似性和传承性，二者的相异性同样明显，正如南帆所言：“‘大众文艺’这个概念前面加上一个‘新’的形容词，至少表明这个概念出现某些前所未有的内涵有待进一步解读。”而这正是新大众文艺的新质所在。“大众”作为一个名词，能指无疑是一致的，但在不同语境和时代，所指却存在不小的差别。

　　新大众文艺的“大众”最为明显的身份转换，便是由被动的接受者增值为文艺创作的主体。这里的新“大众”，曾是传统的接受者角色，现在已成为文本的创造者、信息的输出者、生活的亲历者、情感的生发者，无疑也是价值的传导者。即便仍然处于接受者的位置，网络化、互动性的机制，也使得其能够适时进入文艺创造的大系统之中。同时，在流量经济、消费文化的推动下，无论创作还是欣赏，新大众的身份内涵也发生了悄然而意义深远的转换，那就是他们都是文化的消费者。

　　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大众文化研究，新大众文化的“大众”，与之更存在本质的差别。西方理论话语下的大众文化研究所谓“大众”，如范玉刚所说，所指为集合性与匿名性的中产阶层，而新大众文艺之“大众”，则更多是有着确切所指的个体意义上的普通民众，“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流行的大众文化，所谓‘大众’其实是‘小众’。新大众文艺之‘大众’，超越了流行的大众文化之‘大众’的外延，是对大众文化之‘大众’的一种反动与价值超越，从而导致二者价值诉求的差异”。

　　由此，新大众文艺的“大众”之“新”，是在对中国百年文艺大众化精神赓续、反思基础上的焦点变换，是大众教育水平、审美能力大幅提升后的主体性自觉，是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更新推动下的边界跨越。对此，刘大先曾有涵括：新大众文艺之“大众”，“不仅是政治化的人民主体，也不光是商业化的消费大众，而是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政治与经济、生命与精神、主动与被动、生产与消费、创造与接受、人文与科技、文本与语境、人与机器等诸多曾经看上去二元对立项的联合”。

　　其次，新大众文艺的“文艺”之“新”，除了形式数字化、传播互动性、功能娱乐化、体验沉浸式等显在新质之外，更在于其作品大多呈现出的作品内容的经验性。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界曾经历从重视“写什么”到重视“怎么写”的焦点位移；就文艺创作而言，重视“怎么写”，也确实在特定时期起到了促进艺术回归本体的效能。但是，面对花样不断翻新的新技术对文艺创作的介入，“写什么”重新又显示出其作为文艺本体构成的重要价值。谢有顺认为，“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可以解读为一种由经验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写作变革，一次从思考‘怎么写’到‘写什么’以及‘谁在写’的变革”。正是在“写什么”的变革中，新大众文艺作品内容的经验性新质得以充分彰显。新大众文艺所展示的生活、所表达的体验，大多来自亲身经历的实录，具有传统作家虚构的文字所没有的质感和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文艺作品的深刻不仅在于它所传达的思想高度，而且首要在于它体验生活的深度、传达感觉的精度以及情感抒发的真挚。在这个技术时代，经验的贫乏、感觉的钝化、精神的萎靡，恰恰正是文艺应予以注视的领域。

　　所以，新大众文艺的“文艺”之“新”，不仅要看到技术的介入、人工智能的加持，更应该关注最基础、最本质的内容之新。这种内容之新，表现在它所展示出的生活之中，有叹息和痛楚，更有希冀和温度，并且，所有这些是亲历，而非虚拟；这些经验表达，虽然可能略显粗粝，却具有更苍茫的艺术力量。

　　尽管新大众文艺已显示出强大的文化力量，但创作同质化、审美单一化、生产商品化、传播流量化等问题已经发生且会持续存在。几千年文艺发展史证明，文艺家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创造者的价值存在，在于其不仅是生活的记录者、情感的体悟者，而且是精神的传播者、价值的塑造者。正是因为“大众”已经成为文本的创造者、价值的塑造者，就要力图避免文本价值失范、文艺审美降维。同时，创作内容的经验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限制对生活更宏阔的审视，对问题的沉浸感也可能会影响到超越式的反思和拷问。新大众文艺发展，应当以培育新大众为底版，提升新文艺为七彩，这样才能绘就更壮阔的时代画卷。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11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