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崇（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钟嵘在《诗品序》中将陶渊明“咏贫之制”列入“五言之警策”，并称其“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意谓《咏贫士》组诗乃六朝五言诗之佳作，具有题材示范效应。五言诗如果能够“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诗品序》），即在拥有深厚思想内涵的基础上，文字雅丽而富于艺术感染力，这样的作品可称“诗之至”（《诗品序》）。陶渊明的《咏贫士》组诗是否符合这个标准？钟嵘对其高度评价又有何深意？

　　首先，《咏贫士》组诗不染玄风、思想雅正纯粹。根据《晋书》《宋书》陶渊明本传及颜延之、萧统等人所作相关传记材料，陶渊明在当时被视为具有名士特征的隐士，如萧统《陶渊明传》称其：“颖脱不群，任真自得。”颜延之《陶征士诔》称其：“南岳之幽居者也”“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这种理解与陶渊明自我人格塑造名士化倾向不无关系，其《五柳先生传》自言：“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而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看，陶渊明好酒等行为受其外祖父孟嘉影响很大，其作品多“寄酒为迹”（语出萧统《陶渊明集序》，文中又言陶诗“篇篇有酒”，但《咏贫士》组诗中仅第二首涉“酒”），《饮酒》《归田园居》等为后世称道的作品多表达高蹈隐逸情绪，虽然区别于玄言诗的“质木无文”，却实为玄言之余绪。

　　《咏贫士》组诗作于陶渊明晚年，龚斌《陶渊明集校笺》将其系于元嘉三年（426），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则将其系于元嘉二年（425）。此时的陶渊明经历退隐田园、改朝换代，生活体验深刻，思想成熟，内心已经处于达而不放、知行合一境地，仕与隐的矛盾不再是他文学书写的核心。组诗中的名士情怀淡化，主旨归于固穷守志、乐道忘贫，所论之仕隐、荣枯，都有非常明确的道德标准。陶渊明取孔子“君子固穷”之意，云：“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其六）；又取“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意，云：“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其四）。故而胡祗遹评云：“渊明之所学、所自任者，岂徒嗜酒傲世、赏花柳、醉江山而已耶”（《紫山大全集》卷二十）。的确，陶渊明在《咏贫士》组诗中以儒家思想为旨趣，把儒家先贤孔子、子夏、子思作为人生榜样，突出了对秦汉以来士人所崇尚之道德与节操的认同，在思想倾向上与玄言文学迥异。

　　其次，《咏贫士》组诗塑造了形神兼备的贫士形象，具有明显的题材创新意义。退出官场后，躬耕田亩的陶渊明对“贫”的生存状态以及“贫”所产生的肉体与精神痛苦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他描绘的贫士生活，来自于日常真实，如衣食匮乏：“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其三），“刍蒿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其五）；寒冬时节更是饥寒交迫：“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其二）。“曝前轩”“不见烟”等语无亲身经历无法写出。但与《乞食》《有会而作》等描写贫穷生活的作品相比，《咏贫士》组诗更加重视对“贫士”精神世界的揭示。“贫士”并非一般概念上的穷人，其“贫”更多由思想与现实的冲突造成，故作者云：“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其一），其中“故辙”亦可以理解为作者内心所坚持之理念。《宋书》本传记陶渊明早年因“亲老家贫”而出仕，即出仕可以解决贫困问题。但他追求精神的独立与道德的完美，故而宁可躬耕田亩自食其力也不愿重登宦途，对檀道济所馈之粱肉亦“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世人皆爱繁华，追名逐利，对于贫寒生活避之若蛇蝎，陶渊明舍富足而守贫寒的做法罕有知音：“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其一），“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其二），“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其三）。在大是大非面前，作者感受到了因固守理想、操守所获得的思想升华与精神愉悦，“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其三），“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其五）。陶渊明用诗歌塑造了坚守信仰、拒绝苟且、自信乐观且平和的贫士形象，在以士族文化为主流的六朝文坛，别开生面。

　　《诗品序》中“五言之警策”所涉及的作品，基本都是某种题材的典范代表。《咏贫士》组诗对于诗坛表现领域拓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后世影响深远。对于陶渊明退隐而致贫，历史上有不同声音。如杜甫《遣兴五首》其三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从诗意看乃针对陶渊明《责子》《与子俨等疏》等作，但杜甫以及唐代以后士人在书写自己贫寒生活体验与相关思想的时候，基本以《咏贫士》组诗为榜样。

　　再次，《咏贫士》组诗具有辞简而韵长的特点。陶渊明将自我体验投射在诗中，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之《陶靖节诗》中评云：“诗以言志，君子固穷，七篇皆自道也。”其一运用比兴手法，云：“万物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孤云”，《文选》李善注云：“喻贫士。”作者借无所依傍的白云，生动写出了自己虽孤独却有淡泊心境与高远志向，文简而意深。组诗其二至其七，作者或自比先贤或以己意逆先贤之志，如温汝能评其三云：“始终以原宪自况”（《陶诗汇评》卷四），邱嘉穗评其四云：“只以己意代古人设想”（《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之前典籍中散碎的记载变成了鲜活的形象。如其七歌颂黄子廉：“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诗中表现的生活与陶渊明一致：退隐而归，生活困顿，面对亲人内心深感愧疚，颇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之意。陈祚明评云：“儿女之忧，非不动念，然志固不夺”（《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四）。组诗指事写物精准，传情达意贴切，其笔下贫者不再是不食烟火的高隐名士，而是有血有肉、有正常情感的普通人。

　　《咏贫士》组诗每首都只有12句，属于非常规整的短制，在刘宋诗坛颇为独特。晋宋之际，谢灵运、颜延之等作家受辞赋铺叙手法影响，诗歌长度逐渐拉长，诗坛“繁富”特征突出。陶渊明也受到了影响，其《形影神·神释》《赠羊长史》《悲从弟仲德》等作品都是超过20句的长诗。在《咏贫士》组诗中，陶渊明反其道而行之，多用白描，“无长语”“文体省净”（《诗品中·宋征士陶潜》），言尽而止，无拖沓之弊，完美体现了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的“直寻”“自然英旨”等诗歌理念，避免了当时诗坛因用赋体而导致的“意浮”“文散”“有芜漫之累”（《诗品序》）等诸多弊病。

　　综上，陶渊明《咏贫士》组诗是内容与艺术俱佳的上乘之作，这是其得到钟嵘高度评价甚至被列入“五言之警策”的根本原因。结合《诗品中·宋征士陶潜》中对陶诗的整体评价，不难看出，钟嵘深刻认识到了陶渊明的文学价值以及他在六朝诗歌演进中的独特地位。沈德潜将刘宋诗坛视为“诗运一转关”（《说诗晬语》卷上）。《咏贫士》组诗内涵丰富，情感充沛，思想纯粹，哀而不怨，“协左思风力”（《诗品中·宋征士陶潜》），与诗坛从“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的玄言风气脱出、重归汉末建安诗歌传统的节奏同步。钟嵘把陶渊明与曹植、王粲、阮籍、陆机、谢灵运、颜延之等作家的作品一起列入“五言之警策”，视陶渊明与其创作为这一文学转关的重要组成要素，即陶渊明亦为六朝诗歌发展之关键。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2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