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艺术众家议】

　　作者：何华（广州南方学院副教授、中国杂技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舞性的美感”并非对舞蹈语言的移植，更不是将杂技改造成舞蹈，而是杂技在坚守自身本体的前提下，对技术潜能、身体表达与舞台关系所进行的一次主动更新。

　　在当前的杂技创作讨论中，常常能听到“杂技舞蹈化”这样一种带有批判性的判断。这是因为一些杂技剧作品试图通过舞蹈段落的插入、舞蹈语汇的叠加，使杂技在舞台上呈现出更为流畅、唯美的外观效果。但有些处理方式停留在形式层面，并未带来审美层级的提升，反而造成艺术语言的混杂：杂技技术被弱化为装饰性元素，舞蹈动作也因脱离自身语法而显得空洞。正是在这一语境中，“舞性的美感”这一概念显现出必要的辨析价值。

　　所谓“舞性的美感”，并非对舞蹈语言的移植，更不是将杂技改造成舞蹈，而应体现为杂技技术内部的一次审美重构。它既不改变杂技的技术属性，也不以舞蹈动作为核心语言，而是通过对节奏、结构与情感指向的重新组织，使杂技技术从单一的难度展示转向具有表达意义的身体语言。在这一意义上，“舞性的美感”并非杂技向舞蹈的靠拢，而是杂技对自身艺术潜能的一次深度激活。

　　在具体实践层面，这种美感首先体现在杂技技术的结构性转变上。杂技技术不再以孤立的节目或段落呈现，而是被纳入戏剧的整体结构之中，成为情节推进与情绪演进的组成部分。如此一来，技术的出现具有明确的前因与后果，其位置与时机不再只为展示难度，而更多服务于叙事逻辑与情感铺陈。在《天鹅湖》《战上海》《先声》等多部获得国家级奖项的杂技剧中可以看到，关键技术往往并不集中于单一的“最高点”，而是通过连续动作的组合、重复与变形，构成情绪推进的身体轨迹，使技术从“结果展示”转向“过程表达”。

　　与此同时，舞性的美感还体现在节奏与呼吸的介入。这里的舞性并不是动作的舞蹈化，而主要指向技术呈现中层次分明的节奏变化与内在呼吸感。技术不再一味追求速度与高度，而通过动作的快慢变化、停顿与延展，形成可感知的身体韵律。在这种节奏控制中，技术的难度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对演员的身体控制力、稳定性与舞台判断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柔术为例，传统审美更多强调身体极限所带来的视觉震撼，而在杂技剧中“舞性”的处理之下，技术往往被拆解、重组为一个情绪递进的过程：地面柔术呈现内在情绪的压抑与纠结，台面柔术象征冲突的升级，高空柔术则成为情绪爆发的集中呈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借助空间层级与节奏结构的变化，被观众重新“看见”并“感知”。

　　这也直接回应了创作讨论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质疑：舞性处理是否会削弱杂技的技术本体？事实上，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引入舞性与否，而在于如何理解技术的艺术属性。传统杂技以“完成”为核心价值标准，强调动作的极限性、风险性与一次性成功；而在舞性美感的框架下，技术不再只是被“完成”，而更多地被“使用”——它被纳入情节结构、情感发展与人物塑造之中，成为一种具有表达功能的舞台语言。因此，舞性美感并未降低杂技技术的难度属性，而是重构了技术的使用逻辑与审美评价方式。技术的价值不再仅由难度系数决定，而取决于其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在情绪推进中的作用，以及在人物心理表达中的功能。技术由结果展示转向过程呈现，由瞬间惊叹转向持续感知。

　　舞性美感的引入，不仅改变了杂技技术的呈现方式，也深刻重塑了杂技的观演关系。传统高风险杂技主要依赖生理层面的刺激，观众因对危险的本能感知而产生紧张、惊叹等瞬时的情绪释放，这种以“安全焦虑”为中心的观看模式具有强烈的即时性，却难以形成持久的情感连接。当杂技技术被赋予明确的情感指向与叙事功能时，观众的“观看位置”随之发生变化，从“为演员是否成功完成动作而屏息”，转向对人物处境、心理状态与情感选择的理解。杂技的观看机制由“危险感知”转向“意义理解”，由生理反应转向审美体验。

　　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导演虽未明确提出“舞性”的概念，却在方法层面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取向：赵明在《天鹅湖》《化·蝶》《天鹅》三部曲中，使杂技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物塑造与叙事推进；董争臻在《聂耳》《逐梦太空》中，通过对技术节奏与结构层次的精细安排，使杂技成为精神主题与时代情绪的身体化表达；李春燕在《战上海》《天山雪》《先声》中，将高难动作设置为情绪的爆发点，而非炫技的终点；何燕敏在《我们的美好生活》中，则通过流动的技术衔接与清晰的身体关系，构建起节奏明确、结构完整的舞台形态。这些实践共同表明，当杂技技术被赋予节奏意识、结构意识与情感指向时，杂技便能够在坚守本体的前提下，获得更为成熟的舞台表达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关创作讨论中，有导演明确提出“只借鉴了舞蹈的美感，而未采用舞蹈的具体动作；舞性的美感并不意味着对舞蹈动作语言的否定或排斥”。这些表述从实践层面清晰界定了“舞性”与“舞蹈”之间的根本区别：舞性是一种审美方法，而非动作体系；是一种结构意识，而非风格替代。这一区分对于澄清“杂技舞蹈化”的相关误读具有重要意义。

　　从这一意义上说，杂技的成熟并不取决于“还能多难”，而取决于“为何而难”。“舞性的美感”不是杂技向舞蹈的让步，而是杂技在坚守自身本体的前提下，对技术潜能、身体表达与舞台关系所进行的一次主动更新。它标志着杂技正在从以技巧为中心的传统表演形态，迈向更符合当代审美经验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形式，也为杂技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审美支点。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29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