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小慧（郑州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特邀研究员）

　　“射”作为儒家“六艺”之一，当前已有不少论著对其进行多维度的考察，但多集中在“射礼”“射俗”或“射术”等层面上，而对“射德”问题缺乏系统的阐释。如袁俊杰的《两周射礼研究》只是考察了射礼的演变、制度、程序与仪式等内容；顾涛《论射以观德的礼义生成》一文虽然系统地论述了“射以观德”的形成与仪式问题，但对“德”“观德”等内涵却未揭示。当前学界对《礼记·射义》所提出的“射以观德”、射者“可以观德行”（《礼记正义》）所涉及的“观德”问题未能予以专门阐释，而且还忽略了古人所讲“观盛德（盛德，即国泰民安的景象）”这一维度。而“射德”作为射艺与射礼的主要功能与精髓，值得我们专门探讨。于此，本文将在文献解读与各种史实考辨的基础上，对“射德”问题进行考索并阐释其内涵，揭示其精神所在。

　　“射以观德”之“德”，首先是指射艺过程中表现出的才能与品德。一方面，指贤者应兼有射才与乐才之“德”。《礼记·射义》提出“射以观德”问题后，引用孔子之言予以作答：“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孔子认为，听音乐节奏而发射且能够射中目标，只有贤德之人才能达到，不肖之人是做不到的。因此，孔子对“射德”的解释立足在“射中”与“乐节”相应。这种解释实际是对射者展示射艺时音乐与射技两方面才能与素养的要求，即“文（音乐）武（射箭）兼备”才是真正有“德”。另一方面，《礼记·射义》又从射者礼仪、心态、形体、姿势、效果等方面来观“德”：“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此段话直接指出，射手进入射场应当“中礼”（符合礼仪）、心态端正、形体正直、手持弓箭要专注稳定，才能射中，借此来“观德”。据此可知，在孔子及其传人那里，“射德”更强调的是对“礼仪”、行为、举止与“射才”“射绩”的综合考察。不仅如此，孔子及其弟子又认为“射”为仁之道，由此可以观仁德。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孔子认为君子之争在于“射”，能够讲礼节（揖让、饮酒）方为君子。其弟子阐释时也要求射艺先当求“正诸己”，不中则“不怨胜己者”，要“反求诸己”，这样才有仁德（类似我们常说的“武德”）。

　　“射以观德”之“德”，不仅在于射艺时的“武德”表现，还在于从事射艺者自身的德性。《礼记·射义》记载孔子演习射礼时，将“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三类视为无“德”、无资格参与射礼。而将“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视为各司其职位。这就意味着对参与射艺者的德行考察不仅在射艺本身，更在其品行、节操与个性。如“好礼”“修身”“好学”为品行节操，而“不从流俗”“好礼不变”则为个性。这种“德”实际是儒家修身的准则与目标。

　　“射以观德”除“观”射艺时之武德以及射艺者自身德性外，还有观“盛德”之义。观盛德是通过射礼或射艺的展演来彰显圣王之功德。《礼记·射义》“其节”一段在列举大射礼时所配音乐后指出：“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由此可知，“射以观德”的“德”已不仅仅是射者本身之德、射艺应有之德，更是圣王之盛德——治国德行。通过射礼之乐来明志、来彰显大射之功，借此达到“德行立”的目的。“德行立”才没有“暴乱之祸”、才“国安”。《礼记·射义》“古者天子以射选”一段也强调，“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要通过射艺来择选“诸侯、卿、大夫、士”，“射选”过程中，配合礼乐。“观盛德”不仅仅是观圣王之德，更是观诸侯之德。《礼记·射义》云：“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夫君臣习礼乐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由此可知“盛德”主要是君臣共同借助射艺与礼乐的学习、培养来实现的。这样，“射以观德”就从单纯的射艺素养上升到借助射礼与音乐来展示治国“盛德”层面上。

　　《礼记》借孔子及其弟子言论将“射以观德”问题由射艺本体转向治国安邦，表面上似有割裂之感，实际上是将射“德”问题由个体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射艺之“德”是关乎射艺行为以及参与者的德行，也是上古每一位贤者所必具之“德”。国家在选举贤人为诸侯、卿等官员时，主要是借射“德”来考察。射“德”不仅包含射绩，也包含射艺表演时与《诗经》礼乐的配合度。借这种集才、德、艺于一体的选贤方式达到治国安邦目标的同时，也发挥其展现“盛德”的功能。由此，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射以观德”实际上是基于“射艺”与“射礼”两个维度来阐释射“德”。长期以来，人们对此点认识不够，遂模糊“观德”的层次区别。特别是人们在谈论观德之义时，通常强调射艺之德，而对射礼之“盛德”重视不够。

　　结合先秦乃至后世所出现的各种与“射艺”相关的故事与史实，还可印证“射以观德”的观念与精神。如《孟子·离娄下》借逄蒙学射于羿，因羿“愈己”而杀之，并与庾公之斯学射于“端人”尹公之他而不杀其师祖子濯孺子两件事对比，说明师德对射者德行培养的重要性：射者师承有德之人——“端人”，则“端人”之徒行为必端——“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又由“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一语可知，射者当有忠君之德。《列子·汤问》所述飞卫、纪昌对射一事，实际上是对孔子阐释“射以观德”时所云“君子无所争”“不怨胜己者”之语的故事化演绎，高手对决当以德（相互敬重忍让）为重。又如明人陶汝鼐撰《学射箴·示翼儿》：“生男悬孤，用昭英特。六艺之中，射以观德。揖让无争，心手调合。持满穿杨，专精贯虱。匪贵粗豪，徒然破革。乃武乃文，德分优劣。矍圃吾师，羿善为贼。勖尔儒生，勿忘明哲。心去杀机，而有愚色。拔箭猿啼，潜神默夺。岂若凶徒，恃勇斗格。强敌在前，矢穷弓折。三复斯言，念终柔克。”（《荣木堂文集》卷之十二）可以说全面将射艺之“德行”诗化。张居正讲评《乡射礼》“射不主皮”时曾慨叹：“古昔盛时，尚德而不尚力，其道如此。今世衰礼废，列国兵争，惟以强力为尚，虽礼射亦主于贯革，而尚德之风，不可复见矣。”（陈生玺校注《张居正讲评论语》新1版）强调的也是“射以观德”之古风。

　　通过以上对“射以观德”之“德”与“观德”内涵的阐释与辨析，我们可以发现，“射”作为儒家“六艺”，不仅仅是“尚武”精神的体现，更是“尚德”精神的外化形式。古人以射箭为中心，将教育、礼仪、道德、竞技结合起来，并用以选用贤才，考察其才能与道德水平。西周时期的大射、宾射、燕射、乡射等四种射礼，在功能上均有选拔人才的作用，如大射用于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拔参加祭祀的人员；宾射用于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燕射是宴会宾客时举行；乡射是地方官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其中离不开通过射礼来观德这一目标。“射以观德”可以说是古人寓德于武的智慧体现，也是中国人格物致知哲学智慧的体现——即善于从各种事物、行为中“格德”。“射”有射德、“御”有驾驭之德，各行各业均有德。“射”是军事之“德”的礼仪化，是吉礼、宾礼、嘉礼与军礼融合的体现。如今我们阐释“射以观德”这一问题时，不能仅仅从其礼仪形式、制度等方面来考察，而应当将其“观德”的内涵、功能与精神等揭示出来，以彰显古人的智慧与优秀文化精神。这对当今学校教育及青年的道德培养、全面发展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0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