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振旺 李思元（分别系深圳大学艺术学部教授，深圳大学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博士后）

　　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诗歌语言与绘画语言彼此之间存在着“互文性”现象。文本具有互文性，即文本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的置换、吸收和转化中生成的。在一个文本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陈述相互交会和中和。敦煌石窟唐代壁画中的西方净土变，与李白的赞文《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所描绘的西方净土世界极为相近，这篇赞文是李白晚年在湖州应原湖州韦刺史夫人之请，为超度其亡夫而绘制的一幅净土变相画所作的赞文：“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盖冯翊郡秦夫人奉为亡夫湖州刺史韦公之所建也。……誓舍珍物，搆求名工，图金创端，绘银设像。”虽然是一篇关于净土变相画的赞文，实则具有歌诗特色。唐末司空图云：“尝观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

　　美术史学家王伯敏先生指出，李白之所以创作《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与当时净土宗在佛教中的广泛影响有关，唐代寺院和石窟中绘制的西方净土变相壁画特别丰富，尤其在敦煌莫高窟，《西方净土变》比比皆是。相传唐代名僧善导法师居于长安，在他的主持下，抄写了弥陀经十万卷，绘制了净土变相数百壁，李白所赞颂的这壁净土变，很可能就在当时长安的某寺院中。李白这篇赞文充分反映了唐代净土宗的影响以及西方净土变壁画的丰富意蕴。

　　近年来，诸多学者研究发现，敦煌出土文书与石窟图像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互文关系。敦煌文书中的功德记、发愿文、碑铭、僧官任命记录、寺院文书等，往往记载着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等，而石窟图像则通过视觉语言将这些事件和人物具象化。敦煌文书与石窟图像的互文性，体现了石窟中的图像并不是孤立生成的视觉文本，而是与敦煌文书所记录的家族身份、政治事件、僧职授任、外交联姻、功德观念等内容密切关联。

　　晚唐敦煌石窟呈现出的家族化和家庙化特征，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过解释和论述，如马德先生分析了敦煌世族对敦煌石窟“家窟化”影响，金维诺、藤枝晃和史苇湘先生等对阴家窟进行考证与研究。敦煌遗书P.3720《张淮深造窟功德碑记》揭示莫高窟第94窟的建造背景和原因。文书显示，张淮深在外征战中取得显赫战绩，其个人声望、政治生涯几近巅峰，为了纪念其丰功伟绩而兴建此窟。若单独观看洞窟图像，我们只能看到庄严的佛教图像和供养人形象，但结合功德碑记，便可进一步理解该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礼佛空间，而是与张淮深个人功业、家族荣耀和地方政治权威密切相关的纪念空间。石窟中的图像被还原为具有明确社会语境和历史指向的表达。

　　归义军曹氏政权在五代诸多地方政权中独树一帜，其延续时间远超其他，自曹议金于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掌权起，一直持续到宋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占据瓜沙为止。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文书与石窟图像的互文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莫高窟第98窟为曹议金的功德窟，窟中大量供养人画像，绘制了曹氏及与自己有着姻亲关系人物的画像，还首次将多达二百余名幕僚的供养人像绘制在了自己的家窟中。P.3262和P.3781两件敦煌文书是与第98窟营建相关的发愿文，文书中多次出现祈求天下安宁、交通顺畅、风调雨顺的内容，如“四方通泰，使人早还，风雨顺时，五谷殷实”“四方开泰，使人不阻于前程；南北休征，驲骑往来而无滞”“河清海晏，千年无九横之殃；夏顺秋调，万载罢三灾之难”等。这些文字表明，曹议金在造窟之时，不仅关心家族功德，也关心政权稳定、交通往来、边境和平、民生丰足。因此，第98窟中规模宏大的供养人群像，并非单纯出于宗教虔敬，明显具有笼络人心、凝聚政权力量之用心。文书中的祈愿语言与壁画中的供养人图像相互印证，共同说明第98窟是曹议金借助佛教功德来整合政治力量、安抚地方社会的重要空间，体现了曹议金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依托佛教信仰重建社会秩序的努力，这与祈愿文中所表达的意愿是一致的。

　　曹氏政权还与甘州回鹘、于阗等周边势力保持密切联系。莫高窟第98窟主室东壁门南侧北起前两身，绘有于阗国王李圣天和皇后曹氏供养人像，这里的皇后曹氏，即曹议金嫁往于阗的女儿。曹元忠第61窟主室东壁门南侧第三身供养人画像中，也绘有这位西嫁于阗的曹议金之女。敦煌文书P.2998中有“马年五月，我等金国使者到来沙州，乞得百王之女为（皇）偶。我等已获聘此女”等内容，使我们得以准确地理解第98窟、第61窟中供养人画像背后的外交关系。曹氏归义军与于阗王国的婚姻外交不仅通过文书被记录下来，也通过供养人画像进入石窟空间。曹元德所建的功德窟即莫高窟第100窟，甬道北壁西起第三身供养人画像为东嫁甘州回鹘的曹议金之女，榜题为“女甘州回鹘国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曹议金之子曹元忠修建的第61窟，主室东壁南侧北起第二身同样绘有此画像，榜题为“姊甘州圣天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这些供养人画像和榜题清楚地表明曹氏与甘州回鹘的联姻关系。

　　敦煌莫高窟第98窟、第100窟、第61窟等窟所呈现的供养人图像，既有曹氏家族内部成员与幕僚，也有曹氏与甘州回鹘、于阗王国发生姻亲关系的女性成员和王族形象等。敦煌文书为我们准确理解石窟内部供养人画像背后的外交关系、营建目的和政治诉求提供了充足的史料，而石窟图像则把文书中记载的政治策略、婚姻外交、祈愿和功德直观地呈现出来，二者相互补充。石窟图像不只是佛教史中的艺术遗存，也是研究晚唐、五代及宋初地方政权、佛教社会和家族政治的重要材料。

　　敦煌文书与石窟图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文关系。第一是史实互证，文书中的人名、官职、年代和事件，可以帮助确认洞窟的营建者与修建背景等，而图像中的人物排列、服饰特征等则能够补充文书史料中的不足。第二是意义互释，敦煌文书能够解释石窟图像背后的宗教目的和政治原因，而图像则把这些政治目的直观地转化为供养人序列等视觉形式。第三是历史共构，文书通过叙事保存功德，图像通过形象标识身份，二者共同建构归义军时期的家族记忆和地方历史。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4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