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之路，照见文明源流

——读《我们从哪里来：中国移民三千年》

作者：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古人常言：“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在中国古代，人们的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大多数人向往能长留故乡、聚族而居。但是，由于时局动荡、人口膨胀等种种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群又一群的移民。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既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壮志，又有拼搏进取、不畏艰险的精神，当然，也有背井离乡、生离死别等情形。

　　最近，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出版了《我们从哪里来：中国移民三千年》一书。该书选取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迁移案例，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族群，深入剖析驱使人口迁移的复杂动因，以及人口流动对中华大地社会结构、经济格局、文化融合以及国家版图形成的深远影响，是一部兼具文化普及功能与学术厚度的著述。

　　一

　　《我们从哪里来：中国移民三千年》一书共七章，分别讨论了移民的类型与特点，历代移民迁徙的主要过程、路线与方式，移民与中国边疆，移民与中华民族，移民与文化传播，移民与地区开发。对于中国移民史上人们较为关注的话题，比如客家人的活动地域与文化特点、近代闯关东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湖广填四川”的来龙去脉、西亚与中亚少数民族在中原的活动、历代中原王朝南迁对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开发等，都有比较详细的阐述。

　　在分析客家人怎么形成时，作者分析，以往起于“永嘉之乱”的时间节点可能并不准确，大概是客家人为了提升自身在移民地的地位和生存状态，将先祖追溯至晋朝士族大家的一种说法。如今学界多认为，宋金之际，金兵南下，赵构与隆佑太后分两路逃难，隆佑太后的随行人员逃到了江西南部与广东、福建交界的山区，就此定居下来，形成了客家人的源头。不过作者指出，虽然客家人是否始于晋朝存疑，但不影响客家人后来大量迁居海外，成为当地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成就，与长期的迁移史、奋斗史密不可分。

　　在论述“闯关东”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时，作者先是回顾了清朝政府对移居东北制定的政策，如咸丰十年（1860年）放垦呼兰以北的荒原、咸丰十一年（1861年）开放吉林西北的草原、光绪四年（1878年）取消汉族妇女不得逾越长城的禁令，接着分析了东北人口的增长——从人口的零星聚居增长至1931年的3000万人。正是这3000万人里，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士。

　　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写作，对于通俗类史学著作而言，有不小的启发。首先，在形式上，作者以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比如杨家将、洋泾浜等为切入点，叙述这些典故背后的来龙去脉，利于读者由浅入深地认识历史进程。其次，这本书虽以移民史为主题，但是还包含了许多政治史、经济史、边疆史、社会史的内容，让人们能从移民的角度出发，全面认识中国历代政治变迁、疆域沿革、社会形态、经济面貌。毋庸讳言，今天的史学研究虽然佳作迭出，但某种程度上却不免流于碎片化的考据，研究者不太容易具备整体考察历史的视野，而这样的视野，恰恰是通俗史学著作不可或缺的。因此，如何在撰写通俗史学著作时尽可能关照历史的方方面面，平衡个体叙事与宏观分析，可以说该书有着一定的示范效应。

　　二

　　作为一本学术普及读物，本书亦有不少洞见。例如，将中国移民划分为“波浪式移民”与“跳跃式移民”两种形态。所谓“波浪式移民”，是指“中原第一波移民先迁至淮河流域，再如波浪般往前推进，到达江淮之间；继续往前进，至长江以南；再往前，部分移民迁至今天的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最终有移民跨越岭南。每一次移民就像波浪一样”。所谓“跳跃式移民”，则指从一个地区跨越比较长的距离，到达另一地区，移民群体数量少、呈点状分布。这样的概括，既总结了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历史进程，揭示了其逐层推进、连片拓展的宏观特征，反映了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开发的历史逻辑，又补充了小规模、远距离、离散型的移民形态，从而建立了一套层次清晰、兼顾整体与特例的中国古代移民分类分析框架，为理解华夏人口空间演变提供了简明实用的理论视角。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疆域的稳定离不开移民。什么地方有了足够数量的移民，移民和移民的后代成为当地的主流和主要部分，那么这个地方与中原的联系就巩固了。以福建为例，宋人刘敞曾这样描述当地的发展史：“由中国入杨越（通“扬越”，古地名）五千余里，其地隘绝，号为一人守险，万人莫攻，盖自秦、汉乱时则然。今宋德一致，夷以为郡县，人民反习笔墨，岁贡士比中州为多。南北人往来商货财，吏送故迎新，旦暮不绝，若夷径然。”关于在福建等地设置郡县一事，作者分析：“从地图上看，这些县设置以后，福建的各个流域，包括沿海的平原地区，基本已设立了地区性的行政中心”，所以，“尽管后来中国出现过分裂，福建也曾被割据，但福建始终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实际上，是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守卫了这片国土”。及至近代，当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沿海地区时，福建虽然处于威胁之中，却始终保持着中华文化的向心力，没有在文化和心理上被瓦解。这些分析，清晰点明了移民在巩固边疆、维系文化认同等方面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移民还是经济建设的路径之一。作者分析，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案例，一些中原地区的官员去边远地区做地方官，最后在那里定居。长期定居的官员跟短暂赴任的官员不同，他们会更积极地影响当地的文化，也就起到了传播文化的作用。通过移民与当地民众的共同建设，先前相对而言欠发达的地区，逐渐实现了经济发展，使中华文明的根基更为牢固，各地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三

　　通览中国移民史后可知，移民不仅是一段段充满酸甜苦辣的个人和族群的经历，从更为宏阔的视野来看，还是理解中华文明发展变迁的关键节点。

　　首先，自秦汉以来，中国形成了具有稳定性与广泛性的小农经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它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主要物质基础。从东汉末年开始，来自中原的民众大批迁徙至江南与湖广地区，推广农业生产方式，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当地生产力，修建水利设施，使这些地区经济愈发繁荣、人口迅速增加、社会文化水准日渐提升，最终成为唐中叶以来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所谓“十万人家天堑东，管弦台榭满春风”，唐人杨乘笔下江南的繁华景象，离不开北方移民的贡献。

　　其次，在中国历史变迁中，理想状态下，“政治”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往往具有以探索合理公共秩序为要义的政治属性，而“政治”则具有以长治久安与民德归厚为目标的深厚文化内涵。连接“政治”与“文化”的，主要是儒家思想。在移民浪潮中，许多先前属于文化边缘地带的地区，在来自中原的移民的影响下，普及文教，让儒学在当地落地生根，形成稳固的文化认同。例如，陈寅恪在讨论西晋末期的陇西文化时，就谈到该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历经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上之一大业”。在这个过程中，“外来避乱之儒英”贡献甚大。

　　最后，中华文明向来重视文化认同，而较少计较种族上的差异。在中国移民史上，既有从中原地区迁徙到边疆与海外的群体，又有长城以北、西亚、中亚、南亚等地迁徙至中原的群体。前者扩大了中原文化的辐射范围，后者使中华文明更为丰富、多样。正是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逐渐具备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形成了中华文明共同体意识。在近代变局下，正是这一政治与文化上的休戚与共感，让中国人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产生了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前仆后继，努力探索让中华文明重焕生机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看，要想完整地了解中国历史，就不能忽视中国移民史。在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样的当下，我们仍然需要一批具备学理根基，适合大众阅读的书籍，让人们能在海量信息当中获得准确、详尽、有意义的历史知识。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3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