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葆君 张永冀（分别系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副教授）

　　能源安全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的具体目标。锚定这一目标，能源安全的内涵也随之发生系统性重构，评价能源安全的坐标系，正在从外部的、静态的资源占有，转向内部的、动态的系统治理能力。

　　能源体系如何影响能源安全观念

　　能源安全观念，本质上是能源系统与人类实践互动的产物，其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石油安全”时代（20世纪70至9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能源安全概念，其核心是保障石油供应的稳定性和价格的可承受性，本质上是一种以资源可获得性为核心的供给侧安全观；二是“多元能源安全”时代（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天然气贸易发展、电力市场化改革和可再生能源初步应用，亚太能源研究中心提出的“可获得性、可及性、可承受性、可接受性”（4A）框架成为评价能源安全主流标准，但这一框架本质上仍是对既定能源系统的静态评估；三是“转型中的能源安全”时代（21世纪初至今），能源安全从对“存量资源”的守护转向对“变量系统”的治理——安全的对象不再是静止的资源禀赋，而是一个持续演化的复杂系统。

　　“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实现这一目标，能源结构将发生重大转型，这意味着能源安全的主线，必须从对既定资源存量的静态评估，转向对一个持续演化的复杂系统的动态治理，其中包含着五个相互关联的转变。

　　一是从单一供应安全转到全链条安全。传统能源安全聚焦于化石能源的勘探、开采、运输和储备，其核心逻辑是确保“有油可用、有气可烧”。新型能源体系下，能源安全的关注点从上游资源扩展到全产业链。首先，在新能源时代，一度电的安全供应涉及更长的产业链条。从上游的多晶硅、稀土等关键矿产开采，到中游的光伏组件、风电设备、储能电池制造，再到下游的电网调度、储能设施运营，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安全的卡点。其次，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风电、光伏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特征，使得电力系统从传统的“源随荷动”（发电侧跟随用电侧需求调整）转变为“源网荷储”互动（发电、电网、用电、储能四方协同）。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不再仅取决于燃料供应，还取决于天气预测准确性、储能响应速度、需求侧管理能力等多重因素。最后，全链条安全还体现在关键设备的制造能力上，能源安全必须将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纳入核心考量。

　　二是从资源禀赋依赖转向技术能力依赖。传统能源安全深受资源禀赋约束。比如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结构，决定了煤炭在能源供应中的基础地位，也决定了石油天然气的高对外依存度。在这种格局下，能源安全很大程度取决于有没有资源。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突破资源禀赋约束提供了机遇。面向新型能源体系，能源安全竞争，本质上是技术能力、产业能力、创新能力的竞争，而非简单的资源占有竞争。这一转变深刻改变了能源安全的逻辑：从被动适应资源禀赋，到主动通过技术创新拓展能源供给空间；从依赖地下的资源，到依赖天上的太阳、空中的风以及人类的智慧。同时，技术路径的强化也对能源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深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程度、提升关键设备国产化水平以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成为新型能源体系下支撑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础。

　　三是从供应韧性转向系统韧性。传统能源安全强调供应韧性——通过战略储备、应急预案、备用产能等手段，应对可能出现的短期供应中断。新型能源体系下，系统韧性成为更关键的考量，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抗击极端事件的能力。风电、光伏发电高度依赖天气条件，极端天气不仅可能导致新能源出力骤降，还可能损坏设备、中断输电。构建具有良好韧性的能源系统，需要合理配置储能、可调节电源（如煤电、气电）。其次是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新型能源系统高度数字化、智能化，大量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因而必须把能源系统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控制系统安全纳入能源安全整体框架。最后是应对转型过程中不确定性的能力。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技术路线选择、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机制设计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如何在旧能源加速退出与新能源尚未完全接力之间保持平衡，如何在追求绿色低碳与确保供应安全之间把握节奏，这些都考验着能源系统的韧性，要求我们建立更加智慧、更加灵活、更具冗余度的能源系统。

　　四是从能源独立转向能源自主。能源独立曾是许多国家追求的目标。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能源安全的实现方式正在从依托自给自足形成供给保障能力，转向在开放条件下提升能源自主能力。这一思路主要包含三层内涵：首先是产业链主导权。虽然新能源矿产仍需进口，但只要牢牢掌握了加工、制造、应用的核心技术和产业能力，依然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定价权和话语权。传统能源时代，国际石油价格主要由欧美期货市场和国际石油公司主导。新能源时代，随着中国在光伏、风电、动力电池等领域建立起产业优势，中国企业在相关产品的定价中拥有更大话语权。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全国碳市场的建立，也在提升中国在能源定价中的影响力。最后是规则制定权。从碳排放核算方法到绿色电力认证标准，从电力市场交易规则到国际能源合作机制，能源转型涉及大量标准、规则、机制的重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和制造国，应在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

　　五是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期可持续。传统能源安全侧重短期应急——建立石油储备、制定应急预案、协调临时增产等。新型能源安全更强调长期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以下维度：其一，环境维度。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费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气候风险，这本身就构成对长期能源安全的威胁。如果不能实现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环境承载力将成为能源发展的硬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是要削弱能源安全，而是要实现更高水平的能源安全——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可以长期持续的能源安全。其二，资源维度。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即便技术进步可以提高采收率、发现新的储量，但终究是有限的。而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理论上是取之不尽的。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源枯竭的忧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其三，经济维度。化石能源价格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大，而可再生能源获取阳光、风能等自然资源不产生原料费用，成本主要集中在设备初始投资。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风光发电成本已显著下降，甚至许多地区已低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长期看，新能源的经济性将持续提升，有助于降低全社会用能成本，提高经济安全性。因此，绿色低碳发展不是能源安全的对立面，而是实现更高水平能源安全的必由之路，只有坚定不移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才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能源束缚，实现能源的本质安全。

　　新型能源体系下的安全风险识别及应对

　　传统能源安全框架下的风险主要来自系统外部——地缘政治动荡、运输通道受阻、价格剧烈波动，其应对逻辑相对简单：储备越多、来源越多元，安全边际就越大。新型能源体系下，风险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风险更多源于系统自身的结构性特征而非外部冲击，这意味着传统以囤积为主要方式的安全观已难以单独奏效，必须转向“识别—监测—治理”相结合的动态安全观。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转型进程、产业链、运行三个层面，每一层面有其独特的风险生成机制，也对应着不同的保障路径。

　　转型进程层面的节奏错配风险。能源转型是一个新旧能源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传统能源退出过快，新能源接续不上会造成供应缺口；退出过慢，则会锁定高碳路径、错失转型窗口。这类风险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某一时点的资源短缺，而是退出曲线与接续曲线在时间维度上能否匹配的问题，无法靠增加储备化解，只能靠退出与新建两个进程的动态校准来管理。《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2030年迎峰度夏度冬晚高峰风电光伏电量占比达到20%以上，就是为“新能源顶得上”设定了硬性时间表。保障这一层面的安全，核心是建立以晚高峰、迎峰度夏度冬等关键时段为锚点的转型节奏校核机制：一方面，对传统能源的退出设置弹性区间而非刚性时间表，根据新能源实际接续能力动态调整存量煤电、气电的退出节奏，保留必要的应急调节能力；另一方面，对新能源的建设进度实行可靠出力而非装机容量考核，避免“重装机、轻出力”导致的名义产能与实际保供能力脱节。

　　产业链层面的自主可控风险。新能源电力的安全供应涉及远比传统能源更长的链条——从上游关键矿产开采，到中游装备制造，再到下游电网调度和储能运营，任一环节受制于人都可能演变为卡脖子风险。这类风险具有隐蔽性：平时不易察觉，一旦某环节被限制，风险会沿链条迅速传导，且传导速度往往快于传统能源供应中断的传导速度，因为新能源产业链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更高、可替代节点更少。产业链风险考验的不是有没有产业，而是每一环节是否自主可控。保障产业链安全，需要从“点”的补短板转向“链”的系统治理：对稀土、锂、镍钴等关键矿产建立分级分类的供应链风险清单，区分“完全可控”“部分依赖”“高度依赖”三类环节，分类施策应对风险；推动核心装备制造环节的多元化布局，避免单一技术路线、单一供应商造成的系统性脆弱风险；建立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常态化监测机制，将断供风险从事后应对前移到事前预警。

　　运行层面的新能源出力不确定风险。风电、光伏出力高度依赖天气条件，即便产业链自主可控、转型节奏得当，一场极端天气仍可能导致新能源有效出力骤降。这类风险的特殊性在于其高频性与常态化——它不像地缘政治冲击那样是小概率事件，而是新型电力系统必须长期面对、反复应对的常规扰动。应对方式则是从增加储备转向提升系统调节和预测能力。《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可靠顶峰发电能力等指标，就是以可量化、可考核的评价标准判断新型能源能够为电力系统提供多少可靠出力。保障运行层面的安全，关键在于构建“预测—调节—备用”三位一体的能力体系：提升气象预测与新能源出力预测的精度和时效性，为系统调度提供更早的决策窗口；加快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可调节负荷等灵活性资源建设，提高系统对出力波动的吸纳能力；同时保留必要的煤电、气电作为应急备用，在极端场景下兜底，而非追求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完全替代。

　　总之，新型能源体系的构建，不仅是能源结构的一次深刻变革，更是能源安全观念的一次系统性重塑。面向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这一目标，能源安全的保障方式必须相应升级：既要通过技术突破和产业布局，把新能源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供给能力和产业优势，也要正视转型进程中新旧能源接续、产业链关键环节、系统实时运行等多重不确定性，用更精准的监测预警、更灵活的调节能力、更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去应对风险。归根到底，新型能源体系下的能源安全，是要在开放合作与自主创新并重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能够自我感知、自我调节、持续演化的现代能源安全治理体系。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