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郭店竹简《老子》的国际价值

　　演讲人：辛红娟 演讲地点：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 演讲时间：2026年5月

　　辛红娟浙江省高质量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宁波市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宁波大学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在《中国翻译》《国际汉学》《道家文化研究》等刊物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论、译、编著四十余部。

　　《老子》又名《道德经》，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包含三种抄本的《老子》。这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老子》文本，抄写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距老子生活的年代约一百年。这批竹简的出土，不仅为中国早期思想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在国际汉学界引发了持续至今的研究热潮。本次讲座，我们将梳理郭店竹简《老子》的英译历程，分析其在国际学界产生的影响，探讨这一来自荆楚大地的古老文献如何参与当代世界的思想对话。

　　郭店竹简《老子》的文本特征与学术价值

明代文徵明《老子像》。资料图片

　　郭店一号墓共出土竹简八百零四枚，其中有字简七百三十枚，根据竹简的形状、长度、编线距离，可分为十二类，计十六篇。其中属于《老子》的竹简共七十一枚，整理者根据简的形制长短，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简三十九枚，乙组简十八枚，丙组简十四枚。三组简现存总字数约为今本《老子》的三分之一。竹简《老子》与通行本的主要差异集中在甲组简中。关于这些差异的意义，中国学者进行了重要的基础性研究。裘锡圭先生指出，竹简《老子》与通行本在分章、章序、文字和义理上存在不少相异之处，除去简文讹误所造成的差异外，大都对《老子》研究有重要意义。陈鼓应先生则强调，竹简本个别字句的差异，为老学打开了宽阔的思想空间。具体而言，竹简本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绝仁弃义”的表述。通行本第十九章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在竹简本中写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这一差异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通行本的表述反映了战国中后期儒道两家学术观点对立激化的情况，而竹简本的表述更接近老子思想的原貌。张岱年先生认为，“从年代上看，郭店《老子》应该是比较早。‘绝智弃辩’和‘绝伪弃诈’也应该是《老子》原本的说法，‘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是后人改动的。”这一判断表明，早期儒道两家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存在着对话与会通的关系。

　　第二，关于“守中”概念的凸显。通行本第十六章首句为“致虚极，守静笃”，竹简本作“致虚，恒也；守中，笃也”。陈鼓应先生指出，学者多以儒家讲中而忽略道家也尚中。因着郭店《老子》出现“守中”概念，我们得以重新认识道家尚中思想的重要性。通行本第五章已有“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之说，竹简本再度出现“守中”概念，更凸现出老子的守中思想。简本“守中”与“致虚”对举，“中”“虚”皆指心境而言，指向一种守恒、中和与平和的生存境界。稷下黄老道家《管子·内业》屡言“中”，如“定心在中”“正心在中”等，这里的“中”都是形容心境达于定、正、静的状态。

　　第三，关于有无关系的厘清。通行本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竹简本作“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一字之差，关涉到“有”“无”关系的根本理解。陈鼓应先生分析指出，今本“有生于无”之说，显然与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法对应。第一章的“无”“有”是“同出而异名”地指称“道”的，而第四十章衍出“有”字，遂导致学者在解释上的困扰。“有”和“无”本是道体的一体两面，共同指称道体，二者间原本并无本末先后的问题，但今本“有生于无”导致了本末先后的判断，给老学体系带来了不一致的解释。竹简本的问世可使我们对老子“有”“无”这一对哲学范畴之关系作一番新的探讨。如果说通行本容易导向“贵无”的生成论理解，那么竹简本则呈现了“有”“无”作为道体一体两面的存在论理解。

　　李学勤先生有一个著名的判断：“打开郭店竹简，你看到的是一个哲学的、思想的世界。竹简非常哲学化，讨论了天、道、性、情、心等重要的哲学问题。”从内容上看，竹简《老子》各篇有相对统一的主题。北京大学的王博教授分析指出，乙篇的主题是修道，丙篇的主题是治国，甲篇的主题则是治国、道与修道。竹简《老子》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时人们是如何理解这部书的。他们把《老子》看作一部主要论治国和修道问题的书，而对于道及天道的描述只是背景。

　　“全球老学”视域中的《道德经》英译

《老子道德经》，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藏。光明日报记者 刘博超摄/光明图片

　　要理解郭店竹简《老子》的国际价值，首先需要了解《道德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图景。

　　在西方，老子《道德经》被誉为“哲学文献中的白矮星”，意指其文字虽仅五千余言，能量却极大，散发着永恒的智慧之光。根据其整理发现的九十七种语言、凡两千零五十二种《道德经》译本，美国汉学家邰谧侠提出“全球老学”的研究框架。《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笔者通过检索孔夫子旧书网、亚马逊图书网、eBay香港购物网站以及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结合邰谧侠和陆凯思等学者的统计资料，截至2023年5月，共查证各类《道德经》英译本七百九十三种，包括全译本、节译本、改写本以及借《道德经》之名进行的创作本。从时间分布来看，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道德经》英译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英译本《道德经》中约半数并非从中文直接译出。这一现象在经典翻译史上颇为罕见。早期译本的底本主要是拉丁文本和法文本，通过转译进入英语世界；后期则出现了大量基于已有英译本进行的语内翻译和改写。这种独特的传播路径，使得《道德经》的英译景观呈现出多层叠加的文本形态。从传播动机来看，不同时期的《道德经》英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诉求。早期传教士将“道”译为“God”或“Creator”，试图在中国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教义的痕迹，来证明《道德经》中早已存在上帝三位一体的思想，以期为本国来华传教的神职人员做学术上的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对自身文化深感绝望，认为道家文化是解救欧洲危机的“良药”，老子哲学中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观点对于消弭人类的占有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具有时代意义。二十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汉学研究的深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更多译者开始关注《道德经》的治理智慧及其对现代生活的启示意义。郭店竹简的出土，恰逢这一传播热潮的上升期，因而得以迅速进入国际学界的视野。

　　郭店竹简《老子》的四部英语全译本

　　竹简《老子》出土后，东西方学界迅速反应。1998年5月，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郭店楚墓竹简》的当月，美国达慕思大学即召开了郭店《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国的三十余位学者与会。此后二十余年间，先后有多部竹简《老子》英译本问世，其中在英语世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四部。

　　第一部是学者黄保罗（Paulos  Huang）于1999年在东京出版的《郭店一号楚墓和太一生水及最早版竹简老子》（Guodian no. 1 Chu tomb and the earliest bamboo slip versions of the Laozi and the Taiyi sheng shui）。该译本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以简为单位分章进行翻译，便于学者查考各简内容。书作篇幅较大，共五百五十八页，除译文外还附有详细的学理分析和探讨。由于主要流通范围为日本学界，该译本的传播广度相对有限，但其开创性意义不容忽视。

　　第二部是美国汉学家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于200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老子〈道德经〉：郭店楚墓竹简的惊人发现》（Lao Tzu’s Tao Te Ch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tartling New Documents Found at Guodian）。韩禄伯是帛书《老子》和竹简《老子》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西方学者之一。他的译本对郭店竹简《老子》的墓葬情况以及甲乙丙三组简进行了详细介绍，特别对分章符号和章节划分作了仔细研究。译本依照竹简顺序，在每条竹简的英文翻译后，逐句进行注释和义理分析，并以并列方式提供竹简文字与通行本文字的对照。附录中收录了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英文翻译以及韩禄伯本人的评论和注释。这部译本出版后，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竹简《老子》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安乐哲、罗慕士、妮娜·科里亚等学者都在其译著中加以借鉴和参考。

　　第三部是美国学者、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教授顾史考（Scott Cook）于2012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郭店竹简研究大全》（The Bamboo Texts of Guodian: A Study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这部著作厚达一千二百页，从近千种文献中提炼学术成果，对文本进行了大量注释，讨论了相关学术争论。顾史考在书中明确指出，鉴于编连顺序和特定图形的辨别仍有争议，以及对某些文本性质的不同看法，学者们对这些材料仍存有不同解释。他坦承自己的研究和译本只是向读者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分析，让读者意识到应结合新的发现来使用这部著作。这种审慎的学术态度，体现了海外汉学在方法论上的自觉。

　　第四部是德国伦理学家汉斯—马丁·萨斯教授和伊雷妮·米勒女士于2017年在德国利特出版社推出的英译本《郭店竹简〈老子〉》（The Guodian Bamboo Slips: Lao Zi）。该译本是中国学者侯才在德国出版的德文专著《竹简〈老子〉文本校注》的英文译本，采取英汉对照形式，汉语部分包括古文文本和相应白话译文，在英国、北美、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发行。侯才的德文原著以简明的语言、短小精炼的篇幅对竹简《老子》和《太一生水》篇进行了考订、研究和翻译，获得德国哲学家迪特尔·亨里希、于尔根·哈贝马斯等人的高度评价。由于翻译团队在哲学界的影响以及该书发行地区广泛，该译本在欧洲汉学圈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近30年的郭店竹简《老子》译介和传播中，以艾兰、魏克彬合编《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和韩禄伯郭店《老子》英译为发端，快速波及世界上其他汉学研究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学术论文总库Web of Science中以相关关键词检索篇名与主题，总计获得一百一十九篇文献，表明竹简《老子》已成为国际道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郭店竹简《老子》英译的学术史意义

郭店竹简《老子》相关部分外文书影。演讲人提供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湖北郭店竹简《老子》的英译与传播呈现出若干值得关注的特点。

　　第一，中外学术对话的即时性。竹简本于1993年出土，1998年5月中文整理本正式出版，同月达慕思大学即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种中外学界几乎同步的响应速度，在中国典籍对外传播史上并不多见。会议的英文论文集The Guodian Laozi: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artmouth College, May 1998于2000年出版，成为西方学界了解竹简本的重要窗口。该书中文版译者邢文指出，此后多次召开的以郭店楚墓竹简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出版机构相继推出的郭店竹简研究专著，以及《中国哲学》的郭店楚简研究专号等一系列活动，确立了中国简帛学在古代中国研究领域的热点地位。可以说，竹简《老子》的国际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外学者频繁对话、密切互动中展开的。

　　第二，汉学界的版本自觉意识。与中国典籍外译的早期阶段不同，二十世纪末期的《道德经》译者大多具有明确的版本意识。他们不再满足于以传世本为唯一底本，而是自觉关注帛书本、竹简本等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并在译本中加以体现。韩禄伯的译本专门对竹简本与通行本的异文进行对照分析，安乐哲和郝大维的译本明确标注了依据竹简本对通行本做出的修正。这种版本自觉，反映了海外汉学在方法论上的成熟，也体现了西方译者对中国文化态度从“为我所用”向“尊重原貌”的转变。安乐哲教授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这些新的地下数据由于刷新了我们对文本及其传承的认识，因而也对现有的翻译提出了质疑”“这些《道德经》的早期写本，为认识这部道家哲学文献的形成和意义，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除了为旧文献打开新的观察点，这些新发现的原始资料由于迥异于迄今发现的所有数据，因而在说明解决某些一直纠缠不休的语言学问题上也起着很大作用。”

　　第三，哲学解读的专业化趋向。与早期传教士译本将“道”比附为“God”或“Creator”不同，二十世纪后期的译者大多接受了汉学训练，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更为深入。他们对“道”的翻译逐渐从“God”“Way”转向“Dao”或“Way-making”，对“德”的翻译从“virtue”转向“power”，对“无为”的理解从消极的“doing nothing”转向积极的“non-action”。这一术语翻译的演进，折射出西方学界对道家哲学理解的深化。在此过程中，郭店竹简的出土为这种深化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据。例如，竹简本“守中”概念的凸显，促使学者重新思考道家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的异同；“有无”关系的重新厘定，则引发了对老子哲学存在论意涵的深入探讨。

　　第四，文本传播的多元化形态。除完整的学术译本外，竹简《老子》还通过多种方式进入英语世界的公众视野。一些普及性译本在前言或附录中增加了对竹简本内容的介绍，一些哲学、文学、心理学的论著引用了竹简本的文句，一些互联网平台上出现了基于竹简本的《老子》金句传播。输入“the Dao of ”或“the Tao of ”，亚马逊网站上显示数万条条目，从《领导力之道》到《营养之道》，从《喜剧之道》到《微服务之道》，道家智慧以各种方式渗透到当代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学者康思奇甚至称，《道德经》的新译本正以每月更新一次的速度在推出，《道德经》在美国的翻译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这些多元化的传播形态，虽然学术严谨性参差不齐，但在扩大受众范围、促进跨文化对话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于中国经典对外传播的几点思考

　　从湖北郭店竹简《老子》英译的案例出发，我们可以对中国经典对外传播的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思考。

　　首先，典籍翻译中的版本问题应当受到更多重视。在《道德经》英译史上，相当数量的译本并非从中文底本直接译出，而是经由其他欧洲语言的转译，或是依据已有的英译本进行语内翻译。这一现象固然反映了《道德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广度和接受深度，但也带来了文本信息逐层衰减、文化误读累积叠加的风险。对于中国典籍的对外译介而言，选择权威的底本、明确标注版本依据、对异文情况加以说明，是保证传播质量的基础性工作。郭店竹简本的出土为这一工作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据，也使《道德经》的翻译有了更接近祖本的底本选择。

　　其次，中外学界在经典研究中的对话机制应进一步深化。郭店竹简《老子》的研究历程表明，当中国学者与西方汉学家围绕共同的问题展开讨论时，双方都能从中受益。中国学者在古文字释读、文本整理、思想阐释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为国际汉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西方学者在术语翻译、哲学解读、跨文化比较方面的独特视角，也为国内学界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外文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是推动对话的重要途径；同样重要的是，将西方汉学的重要成果系统地引介回国内学界，使之参与本土学术讨论。这种双向互动的对话机制，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题中应有之义。

　　再次，中国经典的对外传播应当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学术性译本追求文献的准确和阐释的深入，受众主要是专业研究人员；普及性译本强调文本的可读性和思想的启发性，面向更广泛的普通读者。两者各有其价值，不可偏废。从郭店竹简《老子》的传播情况看，目前已有的译本多为学术型，普及型译本的开发尚有较大空间。如何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前提下，使竹简本的研究成果以更易接受的方式进入国际公众视野，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最后，中国经典的对外传播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郭店竹简从出土到英译本出版，经历了近十年时间；从英译本问世到进入国际学界的普遍视野，又经历了十余年。思想的传播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耐心、有韧劲。中国经典走向世界的每一步，都需要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需要扎实的学术工作为基础，也需要持久的传播工作为支撑。如今，郭店竹简《老子》的研究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代人，但它的国际价值仍在不断被发掘。正如美国学者邰谧侠所指出的，“全球老学”不仅是对已有译本的整理和统计，更是对不同文化语境中《老子》诠释传统的持续关注。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郭店竹简《老子》作为最古老的《老子》文本，其国际价值才刚刚开始显现。

　　结语

　　湖北郭店竹简《老子》的出土与英译，是中国经典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这批写于两千三百年前的竹简，以其朴素的文字承载着中国古代思想的精髓。透过竹简本与通行本的文本差异，中外学者得以重新审视老子思想的原貌，重新思考儒道关系，重新理解有无、守中等核心概念。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言，“由简本《老子》和帛本及今本相对照，发现它们在内容上基本相同，后代虽出现为数众多的版本，但所增改的概是个别之处。不过，这个别的字句却显得特别紧要。从个别不同的字句中，为老学打开了宽广的思想空间。”

　　竹简本字数虽少，但对学术史的贡献却极为重大。在这一过程中，中外学者围绕共同的研究对象展开了持续的对话。中国学者在古文字释读、文本整理、思想阐释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为国际汉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西方学者在术语翻译、哲学解读、跨文化比较方面的独特视角，也为国内学界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这种双向的学术交流，既推动了对《老子》文本的深入理解，也促进了中外文明在哲学层面的互鉴。

　　郭店竹简不仅让全球老学研究的版图焕然一新，也真正将中国简帛学的成果推向了世界思想对话的前沿。三十余年来，郭店竹简《老子》的国际传播才刚刚走过一段路程，还有大量的翻译、研究、普及工作有待开展。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化，随着多媒体传播手段的日益丰富，这批来自荆楚大地的古老竹简，将在全球老学的版图中焕发出更加持久的光彩。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这句名言，既是对每一位研读者的勉励，也是对中国经典走向世界的生动写照。一千个读者有一千种对《道德经》的理解，《道德经》的研读是常读常新的。我们今天在湖北、在武汉、在长江讲坛重新审视这批出土于荆门的古老竹简，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希望这古老智慧，能够在更广阔的世界上继续发光发热。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0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