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泽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当前，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作为内需的两大组成部分，消费和投资相互联系、互相转化，二者的良性互动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助力扩大内需，既能够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也能够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从而提升经济循环的质量和层次。

　　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助力扩大内需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构成了生产总过程这一有机总体的各个环节。在这里，消费被赋予了广义的含义。一方面，它作为“起消灭作用”的环节而与生产环节相对立；另一方面，它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等再生产过程的前奏而与生产环节相统一。因此，广义的消费行为既包括最终消费过程，又为新的生产过程指明方向，前者是居民消费、政府消费等一般意义上的消费，后者则是属于社会再生产范畴的生产性消费。实际上，投资也是双重性的，作为生产环节的先决条件，它既为消费创造物质前提，也是由消费创造出的新一轮生产的必然要求。换言之，投资是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手段。消费和投资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两极而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投资—社会再生产—消费”的经济循环。二者良性互动能够助力扩大社会再生产，从而扩大内需。

　　投资从两个方面影响着消费。一是通过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影响消费。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关键因素。从生产视角看，消费者同时又都是劳动者，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会由于投资带动的就业结构、就业能力以及资产分布的变化而变化。二是通过消费资料的价格水平影响消费。某一类消费资料的价格不仅受制于生产这类消费资料所需投资的技术、规模和资金水平，还受到生产这类消费资料的相关产业特别是上下游产业投资水平的制约。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对现代化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投资会促进数字消费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发展，通过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影响数字消费资料的价格。

　　消费从两个方面影响着投资。一是消费结构的调整对投资方向提出新的要求。消费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变化。新时代以来，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结构呈现升级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可见，作为投资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消费结构的调整为产业投资的方向及其相关产业的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消费环境的建造成本对投资的主体提出差异化需求。消费资料是在特定消费环境中被消费者购买的，消费资料生产成本应包括其赖以依存的消费环境的建成成本，包括物质环境和制度环境等。例如，医疗消费的成本不仅有医疗技术和药物自身的成本，还包括医院设施维护、医疗器材折旧、护工费用、医药集采等医疗消费环境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的投资对消费环境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与追求及时回报的企业投资不同，政府并不追求短期利益回报，从而在投资消费环境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消费环境和消费资料成本的相对稳定。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实现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有助于实现消费升级又能够提升投资效率，从而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相关产业，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相关产业能够夯实就业与收入基础，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一方面，投资教育培训和技能提升等人力资源开发相关产业，推动劳动者能力素质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优化就业结构，增强收入的可持续性。这一过程既能形成教育培训、数字技能等领域的需求，又通过提升就业质量稳定收入预期，使消费具备更坚实的收入基础。另一方面，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导向优化投资结构，引导资本进入就业容量大、带动效应强的产业和领域。以产业投资与就业能力的有效匹配推动形成“投资—社会再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从源头上提升内需的内生动力。

　　投资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保障相关产业，使居民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居民是否“敢消费”取决于其对未来风险的预判和对基本生活保障的信心。当前，我国预防性储蓄意愿较强而消费倾向偏低，为此，应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将“投资于人”落脚到改善民生和社会保障相关产业，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释放更多消费潜力。一方面，持续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保障等领域的投资力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通过提高政府民生类投资比重，完善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能够显著降低居民在重大支出领域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将更多收入转化为现实消费。另一方面，民生和社会保障相关产业本身也是重要的消费需求和就业载体。以政府投资引领社会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扩大有效投资规模，还可以带动相关服务消费增长，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增强投资有效性，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投资于新兴产业和优质服务业，使居民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从而愿消费。消费和投资在更高水平上的良性互动，离不开高质量供给对需求的牵引作用。围绕新兴产业和优质服务业加大投资是提升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的重要着力点。一方面，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消费空间。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发展不仅能够直接催生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还能够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增强消费者的体验感和获得感。另一方面，投资于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高度契合的优质服务业能够补齐服务消费供给不足的短板。文旅、体育、康养等服务消费的高质量发展是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内容。对服务消费公共平台和制度环境的前瞻性投资有利于降低供给成本、稳定消费价格，既为企业提供稳定、公平的运营环境又增强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从而实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立足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健全扩大内需长效机制

　　完善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收入分配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应着力提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就业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增强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鼓励第三次分配，营造激励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夯实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的制度基础。市场分割和要素流通不畅等制度性短板会抬高交易成本、削弱投资效率、限制消费潜力。为此，一方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另一方面，促进商品和服务跨区域流通，从制度层面完善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的内生机制。

　　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投资向消费传导的效率。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要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一方面，要完善政府投资管理体制，优化投资结构和方向，使投资更多向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的领域倾斜，推动投资更好服务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扎根于为实体经济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开展金融创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更多资金“投资于人”，使投资更有效地转化为消费需求。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3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