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上的“胡姆丹” 文献及考古所见唐代长安的中外交流

演讲人：葛承雍 演讲地点：西安翻译学院 演讲时间：2026年4月

　　葛承雍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研究领域涉及汉唐文明、宗教文化、艺术考古、中外关系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门类，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出版著作20余本。

　　长安，千年之前丝路之上流传着这座东方大国都城的名字。波斯人、阿拉伯人、粟特人称其为“胡姆丹”，叙利亚人叫它“克姆丹”，而拜占庭人以古希腊语称“库博丹”……尽管遥远之地的人们可能不清楚多种语言的译名，可是如果人们跟随胡商的脚步，都会知道此名代表着唐朝国都“长安”。

　　本讲座题目提到的“胡姆丹”可谓其中的重要代表：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镌刻叙利亚文“胡姆丹”为长安，北周史君墓粟特文墓志铭文也刻着“胡姆丹”长安译名，斯坦因在敦煌长城烽燧发掘出的4世纪文书粟特文也写作“胡姆丹”，文献记载与文物证据互相印证“胡姆丹”之名是时传遍欧亚大陆。

　　当年，沿丝绸之路跋涉而来的胡商、使节、留学生、僧侣、将军、士兵、驼夫、移民等，向往着“胡姆丹”。他们如同穿越时空般进入长安城门，在坊市间穿行，在繁华的长安城中留下历史踪迹。身置历史当中的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会为千年后的我们留下众多古迹。通过这些古迹并结合相关文献，今天的我们得以一窥当年长安城的盛唐气象。

　　盛 唐

西安大雁塔。 新华社发

　　如今的我们若从文明角度梳理隋唐长安城的历史，会收获诸多成果和赞誉：这里奠定了中古城市建筑的格局，以当时先进的建造技术设计并完工了皇家的三大殿和华清温泉别宫，皇室贵族依托城南秀丽美景建设别墅园林。自然环境和时代际遇是隋唐长安城的天然禀赋，但我们不能止于对长安城市外壳产生崇敬，更应去尝试感受它当时澎湃不息的脉搏和生机盎然的内心。

　　公元7至10世纪的隋唐王朝先后定都于长安，以首都贸易取代边境贸易，吸引西域大批商队前往长安。为了睦邻安边和“扬威异域”，中原王朝大力招徕胡商，通过“互市”“赏赐”等渠道大量输出或进口货物，隋代出使波斯、罽宾（今阿富汗）、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西南）、史国（今乌兹别克）等地，建立了沟通数千公里的商贸网路。这种特殊的背景导致更大规模的东西交通，更推动汉代以来的“丝绸之路”走向极盛繁荣。

　　唐王朝在碎叶、龟兹、疏勒、于阗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丝绸之路畅通提供了保证。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各国进入长安的使节统计中，新罗有89次，阿拉伯有39次，日本遣唐使14次，林邑（今越南南部）24次，东罗马7次，波斯、婆罗门（印度）、朝鲜、泥婆罗等不计其数，“丝绸之路”的联系比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广阔。考古发现显示，仅中国境内就发现波斯萨珊银币2000多枚，在当年的长安城遗迹中还发现了希腊文铅饼、拜占庭（东罗马）式金币和阿拉伯文金币。这些都是当时丝绸之路往来交流的珍贵证明。

　　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回纥继突厥之后与唐朝进行“绢马交易”，中原丝绸随之源源不断地流入回纥，然后又经中亚粟特人之手流往西亚、拜占庭。而东罗马、大食、印度、波斯等地的玻璃、香料、药材、狮子、骏马、驯象等不断传入中国内地。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玻璃器，诸如蓝色“琉璃盘”、黄色“琉璃瓶”等均是具有阿拉伯伊斯兰风格的精品，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

　　唐长安城在很多领域都受到了当时佛教等宗教传播的影响。西安地区考古发现的宗教遗址和文物表明，当时皇家贵族与寺院有联系，并带动了道教寺观的发展。同时它也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影响了周边国家。

　　虽然现在的我们无法看到隋唐长安城的大部分建筑，但是通过唐诗，仍旧能够体会到当时长安城的辉煌。唐代各个时期诗人诗作众多，名家名句层出不穷。并且唐诗的朗朗上口特性，让中国语文有了普遍的附着力，渗透进不同阶层的文化里。

　　作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会，李唐皇室以唐王朝的强大实力为支撑，拥有众多凝聚技艺与美学的珍宝。宫廷作坊制作的精美器具，异域的奇物异产，地方官民进奉的各类贡品，大量涌入长安城，展现了当时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从考古发现来看，当时的御用作坊达到极高的工艺水平，在各地博物馆展出的著名文物，如何家村窖藏、法门寺地宫、丁卯桥窖藏出土的金银器及其他珍宝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具体而言，唐代长安的城市风格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公元6世纪至9世纪中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相融相和。融合不仅实现了中土传统与外来文明的交融，而且让各类文物和文献古籍所记录的文化元素不时闪烁着外来文化的艺术风格。作为当时的国际性城市，唐长安城以包容吸纳的心态面对新的思想，大家愿意共情和分享新事物，在文化细节中体现出鲜明的唐代长安风格。

　　交 融

　　唐长安城是当时东亚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唐六典》记载曾有70多个国家与唐王朝往来，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人到达京城，长安由此具有国际化都市的性质。《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突厥汗国颉利可汗至长安，仅突厥受降五品以上官员就达百余人，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占当时长安城人口三十分之一。《资治通鉴》还记载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由于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逐渐陷于吐蕃，侨居在长安的外国人无法返回自己的国家，遂成为长久居民，仅城内西市就常有数千人。半个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唐人墓志中，记录了不少异域人在长安的活动。这里我们仅介绍关于昭武九姓以及波斯的一些考古发现：

　　中亚昭武九姓的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人，其中最著名者是佛教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康法藏，他曾与玄奘一起译经著述。康志达，墓志记载他系康日知第四子，官至幽州衙前兵马使，不仅他在长安永乐坊有官舍，而且康氏家族在长安龙首乡兴台里有祖坟，由灵武迁来。入居长安的康国人或归降的康姓人特别多，康苏密、康武通、康阿达、康婆、康续等人的墓志记述了这些人中有的入朝为高官，有的以军功授将军，有的入唐为质子。唐代诗人李端云：“黄须康生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今朝醉卧又明朝，忽忆故乡头已白。”

　　安国（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人是昭武九姓中的显族。隋唐时期安姓人大量入居长安，如安兴贵以军功拜右武卫大将军入京师；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舞胡”安叱奴被拜为散骑侍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安附国一家率所部5000余人入朝，受到唐太宗召见，封爵拜将。1956年西安枣园出土的《安万通墓志铭》说其“先祖本生西域安息国”，其高祖安但入朝位至摩诃萨宝。安菩墓志称“其先安国大首领”，封为唐朝定远将军。昭陵陪葬墓中安元寿墓志，亦证明其为凉州安国后裔，曾赴西域屡立军功。又有安令节墓志铭，说其“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后流寓长安。

　　米国（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人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被称为“弭秣贺”。唐代宪宗、穆宗两朝著名国乐师有米嘉荣及米和郎父子。唐文宗时期，皇家教坊有米禾稼、米万槌，善于演奏婆罗门。西安出土的《唐故米国大首领公墓志铭》云：“公讳萨宝，米国人也。”米萨宝为祆教教职，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卒于长安崇化坊，时年65岁。1956年西安土门出土《米继芬墓志铭》记：“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92岁的米继芬于长安私邸去世，埋葬龙首原。其长子米国进任宁远将军、守京兆崇仁府折冲都尉同正；其幼子号僧思圆，为大秦寺僧。米家居住的礼泉坊是西域侨民汇聚的里坊，建有波斯胡寺、祆祠等。

　　还有何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西北）人何稠，以擅长工艺技巧著称，入仕长安后为工部尚书。佛教大师僧伽生长在何国30年，侨居长安则长达半个世纪以上。何国国王第五代孙何文哲，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死于长安，其祖是高宗永徽年间作为王庭质子来长安侨住的，是中国内地唯一有何国质子后裔的明确记载。其二位夫人均是康国人康普金之女，其子6人皆在唐朝供职。

　　源出曹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东北附近）入居长安的曹氏更多，西魏以后名乐工、名画家如曹婆罗门、曹僧奴、曹妙达等。唐代琵琶名手曹保，其一家三代在长安教坊中以演奏琵琶著称当世。白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诗云：“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西安出土的《谯郡夫人曹明照墓志》称其“曾祖继代金河贵族，父兄归化，恭□玉阶”，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终于长安私第。

　　来自穆国（土库曼斯坦）的移民往往并不彰显，不过长安梨园“坐部”有善弹琵琶者的胡姓弟子“穆善才”，以及长安书商穆聿、扬州著名眼科医生穆生、荆州名医穆昭嗣等。刘禹锡写过唱歌有名的宫中乐人穆氏，还有活跃于晚唐时期的俳优穆刀绫、善于培养水仙花的江陵蕃客穆思密等。这些人或为商贩，或为乐人，或为俳优、医生或农民，吐鲁番阿斯塔那随葬衣物疏出土名籍中有穆钵息、穆石石、穆苟苟等。引人注目的还有甘肃庆城县唐代穆泰墓，穆泰卒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是穆国入华第三代，墓中出土了十六具栩栩如生的胡人俑，是丝绸之路展览中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

　　比中亚人更远的是波斯（今伊朗）人，从三世纪萨珊王朝兴起到五世纪，波斯与中国北朝、隋唐一直有使臣往来。公元642年，波斯被阿拉伯大食人占领，波斯王子卑路斯从栖身的吐火罗（阿富汗）向唐求援，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封其为波斯都督府都督，此后卑路斯入朝，被授以右武卫将军，后来客死长安。长安礼泉坊波斯胡寺，即卑路斯请立。卑路斯之子泥涅师志图复国，请唐朝护送出兵至碎叶城，因道远离散，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再来长安后不久病卒，与其父同葬于长安。《册府元龟》卷九七五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和十八年（730年）波斯首领穆沙诺两次到长安，“授折冲，留宿卫”。1980年西安东郊出土的李素墓志，记其为“西国波斯人也”，李素是波斯国王的外甥，唐玄宗天宝年间“来通国好，纳充质子”，后拜朝官赐姓李。另一位在唐朝做官有名的波斯人是李元谅，官至尚书左仆射、镇国军节度使，今陕西华县有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的李元谅碑。中唐后，一些萨珊朝波斯灭亡后侨居长安的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孙曾被编入唐神策禁军中。1955年西安发现的祆教苏谅妻马氏墓，墓志为汉文、婆罗钵文双体合璧，苏谅就是神策军中的波斯后裔，时任左神策军散兵马使。

　　波斯来中土最多者是商人。唐代诗文和《太平广记》等文献中对波斯商人有很多生动的记述。长安西市有“波斯邸”。唐敬宗长庆四年（824年）波斯大商贾李苏沙向皇家进贡沉香亭子材。长安的布政坊、礼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崇化坊等处均建有祆祠，祆教是波斯国教，这些祆祠也反映了当时波斯文化对长安地区的影响。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唐朝与阿拉伯大食国开始建立联系，此后一个半世纪中，大批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住唐”贸易，他们在唐长安以经营珠宝和鉴别珠宝而闻名。中唐以后，侨居的大食人还参加科举，钱易《南部新书》说：“大中（847至859年）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榜花。”其中以进士登科的大食国人李彦昇最为著名。

　　除上述国家有侨民居住在长安及周围地区外，还有一些国家贵族、商人等也侨居在此。天宝七载（748年），勃律（克什米尔北境印度河流域）国王苏失利芝及三藏大德僧伽罗密多来长安，被赐金袍金带，留宿卫给官宅侨居。第二年，护密国王罗真檀来朝，授左武卫将军，侨居长安。西安地区北朝隋唐墓葬中出土的深目高鼻、满脸胡须或穿胡服、戴胡帽的外国人陶俑比比皆是，这些文物为长安城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在隋唐长安城的相关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还有这个城市当时的支撑能力、人居环境、粮食供应、生活保障、公共服务、侨民聚落等，从而进一步理解隋唐长安城在文明层面上的影响力。

　　多 彩

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从西汉至隋唐，各国的特产源源不断输进长安地区。文献中不乏记载：大宛国献汗血马，大秦国贡花蹄牛，月氏国进返魂香，身毒国（古印度）献连环羁，黄支国运犀牛，弱水国献香料，波斯国送玻璃，大食国输沉香，西海国献胶裘，条支国运鸵鸟，黎轩国进眩人（魔术师），都卢人表演缘竿杂技。在唐长安城，西域胡风与中土唐韵结合，表现出多彩风格。

　　在建筑上，长安城的宫室第宅有采用西亚风格和建筑材料的记载。唐玄宗曾仿建拜占庭引水上屋、悬飞流如瀑的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太平坊王鉷私宅中建自雨亭，夏天檐上飞流四注，亭中凉爽，凛若高秋。杨国忠用沉香、檀香、麝香和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建造类似西亚的“四香阁”。唐中宗时的宰相宗楚客造新宅，以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唐代宗时宰相元载造芸辉堂，用于阗芸辉香草捣碎泥墙。这些私宅建筑显然借鉴了域外西方宫殿以香木为栋梁等建造方法。

　　在服饰上，贞观初年的胡帽、幕篱仿自波斯人的缯帛大帔，永徽年间的帷帽来自吐谷浑的长裙缯帽和吐火罗的长裙帽，此外还有开元天宝时期的露髫浅帽以及“女着男装”等。仿自印度的女子披肩巾，沿袭中亚各国的翻领折襟衫，流行回鹘装的小腰身和出自吐蕃的面赭、髻堆，都曾在不同时期的唐长安城流传。

　　在饮食上，《旧唐书》记载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当时的长安城中，平康坊的姜果店、长兴坊的饆饠店以及升平坊的胡饼铺等都非常出名。“饆饠”源自中亚、印度等国盛行的抓饭。“胡饼”外沾芝麻内包馅。“烧饼”则用羊肉、葱白、豉汁和盐熬炙而成。“搭纳”，即油酥饼。《唐语林》卷六说：“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此外，于阗烤全羊，回纥“腩”（烤肉片）等西域风俗饮食亦沿丝绸之路传入长安；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西域龙膏酒等也受到唐人欢迎。

　　在绘画上，侨居长安的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是隋代作为质子而来，他们和康国画家康萨陀一起将印度的凹凸画法传入中原，用铁线细描和重视设色的表现技法，发挥了西域画风的特色。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卢棱伽等都受此画法影响。从现在西安出土的艺术品来看，如忍冬纹镜、海马葡萄镜、石榴荷叶纹琉璃盘、镶金玛瑙牛首杯、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等，装饰图案都具有鲜明的西域风格。

　　在乐舞上，隋唐广泛吸收西域各国和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十部乐”中西凉、天竺、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等音乐占了大多数。许多乐器系从波斯、印度和埃及等传来，筚篥、五弦琵琶、箜篌、横笛、金钲、胡笳、羯鼓等都起源于西域。来自西方的拂菻柘枝、胡旋、胡腾、阿辽等舞蹈，分为健舞、软舞等多种。

　　在体育娱乐上，源出波斯的泼寒胡戏经常出现在长安街头。波斯传来的波罗毬戏是一种马上击毬运动，许多唐朝皇帝都是打球名手，一些禁军、文人学士也以鞠杖击毬为能。源于大食的双陆棋奕，流行于长安城的皇宫民间。每年正月十五，长安居民在灯轮下踏歌三夜，男女尽情欢庆，竖立的彩灯达五万盏，火树银花也是按西域格调布置和制造的。

　　在宗教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西域各国的僧侣源源不断进入秦陇地区，长安集中了许多印度高僧大师，译经、传教、研究经典的外国僧侣极多；入唐求法的新罗、日本、骠国（今缅甸）僧侣也来往频繁。由于唐王朝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传入秦陇及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世界四大名碑之一。

　　在科技上，唐朝前期天文学各派争鸣，其中就有印度天文学家参加，侨居长安的迦叶、瞿昙、俱摩罗三个家族中不少人，世代服务于司天台，长期任司天监。来华的高僧大都兼通医术。南亚等国均多次进献本国药物，西亚波斯和阿拉伯人还将自己国家的贵重药物贩运至长安市场以寻找买主。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药物、药具中，就有上乳、明砂、珊瑚、琥珀等外来药品。

　　西安唐代西市遗址上曾发掘出大块玻璃母料，证明长安西市存在制造玻璃器皿的作坊，不过具体是外国技师还是中国工匠在此制作，尚无法确定。但足以说明当时的玻璃器并非悉数从西方进口而来，长安也在吸收外来工艺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生产。颇受关注的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贞陵石椁，镌刻着源自希腊的“勇士与神兽”主题线刻画，也说明古希腊文明的“拂菻风”曾在长安流行。关于盛唐前夜的隋王朝，更是在后世地下考古中发现了七件“醉拂菻”驼囊陶俑，将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展现在世人面前。

西安月登阁出土的唐小海神特里同来通杯。

　　小 结

　　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足以证明，10世纪以前的汉唐长安是国际性的大城市，更是东西方古代文明交流的桥梁和荟萃点。特别是6至9世纪的长安城，依托经济生产的提高、典章制度的完善、唐廷中枢的权威、军事实力的雄厚、相关政策的开明以及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技术的领先等，最终积淀成就了蔚为壮观的盛唐气象。

　　文献和文物是可供我们于时光流转中追寻古人足迹的载体。千载之前，丝路之旅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青海道、天山廊道到中亚阿姆河、锡尔河廊道，进入波斯高原直抵地中海沿岸。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流众多鲜活历史故事，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讲述。

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的“长安三万里——陕西唐代文物精华展”。新华社发

　　（本演讲文稿系演讲人在2026年4月25日西安唐诗文化高端论坛的主旨报告修订删节而成）

　　（照片除署名外由演讲人提供）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4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