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传世著作中，《读通鉴论》自晚清以降以其广博深邃的历史和政治智识受到推重，现代学人多从哲学、史学抑或交叉视野进行阐释。

　　《读通鉴论》在史论中蕴含珍贵政治义理。按船山《俟解》所言，“参其变而知其常，以立一成纯之局而酌所以自处者”，我们应当注重其对“立一成纯之局”的思考。在既有研究视线之外，《读通鉴论》对于中国传统国家形态的措意值得关注。这里撷取其对三个历史节点的评解作为观察视角进行讨论。

　　第一个节点论述出现在卷二十论唐代宗室人才之盛的第二小节。船山说：“亲亲之杀，与尊贤互用而相成，唯唐为得之。”他认为，唐开国君臣汲取中古分封教训，在公天下精神下妥当处理“亲亲”与“尊贤”关系，由此溯及周代封建制的历史评价。《读通鉴论》开卷就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与郡县之辩。因事关政治权力组织方式，这一政体制度式分析颇受学者重视。卷二十触及一个更根本的层面，即政权体制所承载的国家形态发展。船山的大历史通见可以概括为从多头权力秩序向政治统一体的演进。所谓多头权力秩序，就是“古之天下，人自为君，君自为国，百里而外，若异域焉，治异政，教异尚，刑异法，赋敛惟其轻重，人民唯其刑杀，好则相昵，恶则相攻，万其国者万其心，而生民之困极矣”。船山称这种人类原初的国际秩序为“万其国者万其心”，生民在其中陷入极大困境。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对此格局，尧、舜、禹、汤时期未能有大改，关键解决来自周武王和周公。船山于此揭示大历史通见：“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割天下之半而归之姬氏之子孙，则渐有合一之势；而后世郡县一王，亦缘此以渐统一于大同，然后风教日趋于画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不论封建制、郡县制，衡量政权组织体制的标准是能否纾解“生民之困”，而这背后还有一层关键维度，就是“渐有合一之势”“渐统一于大同”所指渐趋统合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或曰代表中国大群构想的天下国家。如果说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是弓弧，是构架，政权组织体制就是箭矢，是梁柱，而生民天下则是弓弦，是基础。

　　这一注重统合的国家形态在实践演进中是曲折穿行的，即：“以一姓分天下之半，而天下之瓦合萍散者渐就于合，故孟子曰‘定于一’。大封同姓者，未可即一而渐一之也。”封建制的确有家天下私意，但有渐进促成天下统合的政治效应。船山提醒我们，国家统合的实现方式是“渐一”而非“即一”。孟子在战国展望未来新秩序，仍主张“定于一”，乃是从周的封建历史经验中把握到大规模政治和文化共同体超拔于多头权力秩序的要义。船山概述：“而亲亲者非徒亲也，实以一姓之兴，定一王之礼制，广施于四海，而渐革其封殖自私、戕民搆乱之荼毒也。”“封殖自私、戕民搆乱”是多头多统格局的典型特征，需要在以政权组织体制为梁柱、箭矢的国家形态演进中逐渐而不断地得以历史克服。

　　《读通鉴论》首卷的封建郡县论，作为第二个节点放在“国家之弧”的构架中可获得深化理解。船山指出，作为政治权威的“尊尊”，虽历经封建和郡县不同形态，政权合法性基础都是在天下的公道公共。封建制虽依据世及原则，也比频频诉诸草野无据者重新洗牌更加稳定可续。这一制度延续千年，逐渐展现出禁锢人才发展的弊病，因此被更具开放性和公共性的郡县、选举制度代替。船山说：“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他看到阶层变迁引发的权势格局导致政道义理相应变迁，指出“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势相激而理随以易”。他说“贤而秀者，皆可以奖之以君子之位而长民”，认为郡县选举制的弊端相比封建世及小，而其生成政治权力与塑造政治权威的方式更为可取。

　　值得注意的是，船山的论证同样归结于国家形态演进的审度，“而若东迁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如果说春秋战国乱世是多头权力秩序的强化版，郡县选举体制则是西周封建制的升级应对，而终极判准仍然归结到是否纾解“生民之祸”。船山曰：“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天假手历史行动者而施行公道公义，大公指向的是比普遍精神更切实的天下生民福祉，我们更当看到其承载的国家统合进程。“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天下生民而非一家一姓才是政权和国家变迁的根本衡准。封建和郡县辨析包含了“亲亲”与“尊贤”两个原则的张力。船山在论唐宗室时，经由重审二者轻重相维而揭示张力背后的国家演进主题。

　　在周代封建、秦立郡县后，卷三论述汉武帝开疆立国的第三和第十五两部分，呈现了第三个历史节点。船山批驳淮南王谏伐越，评解汉武帝开疆拓土，放在从大禹到宋代的国家统合大进程中展开。概括起来，这部分主要解答国家统合的理由与统合方式的历史意义两大问题。汉武帝时期全方位开疆拓土使得疆域较秦始皇时期规模增长将近三倍，这是理解汉中期内政外交的基本架构。疆域统一是在政权实践中客观生成的历史指向，构成了国家统合的重要维度。

　　船山从区域族群、历史传统和共同体安全角度为国家统合提供了本体论和历史政治解释。首先，他强调统治天下之理在于因应天地山川的形势构造：“形势合，则风气相为嘘吸；风气相为嘘吸，则人之生质相为俦类；生质相为俦类，则性情相属而感以必通。”生民能够聚合成类、性情感通的内在机制又在于“鸡犬相闻，田畴相入，市买相易，昏姻相通”的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互通。基于气和情的本体原理，山水连通、人民往来，构成了国家统合的生民根基。其次，三代先王以来的九州秩序彰显出天下理想。“禹之治九州，东则岛夷，西则因桓，南暨于交，北尽碣石，而尧、舜垂衣裳之德，讫于遐荒。禹乘治水之功，因天下之动而劳之，以是声教暨四海，此圣人善因人以成天也。”四方族群多属先王后裔，不能绝于化外。最后，衡量短期开拓经营成本与长期国家安全利益，“然使盗我边鄙，害我穑事，置兵屯戍，甚则兴师御之，通计百年之利，小恡而大伤”，造成无穷纷争困境的多头权力格局需要共同体促成国家统合。这一节为政制组织所承载的国家统合架构提供了多重合理性论证。

　　山川地理形势有约束意义，但也非绝对限制，在历史实践中人民往来通达逐渐突破区域阻隔，为更大范围的统合提供了契机。汉武帝时期凿空西域即属此例。这就涉及统合方式的历史理解问题。基于因人成天，船山总结道：“天欲开之，圣人成之；圣人不作，则假手于时君及智力之士以启其渐……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他借用庄子“参万岁而一成纯”对此提出了着眼国家统合进程的历史政治解释。实践中的政权制度组织承载了古今生民天下意志，其行动对于破除多头权力秩序的痼疾是有利的，即“遐荒之地，有可收为冠带之伦，则以广天地之德而立人极也；非道之所可废，且抑以纾边民之寇攘而使之安”。船山所言“参其变而知其常，以立一成纯之局而酌所以自处者”中的“成纯”，应是指向古今天下生民通达统合而积淀形成的大群意愿，在渐一趋合的国家共同体形成中落到实处。封建郡县之辨、分裂统一之争，应该在这一大历史进程中体会“天牖之”的广大精微（理势相随），政权制度组织的辨析需注重国家统合的宏观架构。当然，船山观念中也有不少受传统、时代和个人遭际而褊狭激越的面向，显示出士人思想家的复杂性。

　　在《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一”中，船山经由反思正统论概括了中国历史上的治乱三变，分别是三代王者以义正名维系统合、春秋至宋的一离一合交替、宋以后统亡而难续的阶段呈现。直面历史实践的曲折往复，也即“渐一”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统合进程，船山所论提醒我们其间注定有歧路岔口和峰谷起伏。“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只有把握生民天下之“成纯”，才可能“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则不为世所颠倒而可与立矣”。这是《读通鉴论》留下的信望和启示。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