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建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文新堂梓行《绣像红楼梦》中的影印页 资料图片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伟大经典，百余年来，《红楼梦》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极高的热度，至今甚至已渐趋饱和。包括脂评抄本、木活字本、刻本及铅石印本在内的《红楼梦》存世版本，亦被几代研究者“上穷碧落下黄泉”，探幽索隐，搜罗殆尽。想要新发现一种《红楼梦》珍本，殊为不易。然而，天下事终究逃不过“有心”两字，经过古小说收藏家张青松长达八年的追踪拼配，一部清嘉庆四年（1799）文新堂刊本《绣像红楼梦》（以下简称“文新堂本”），近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高清影印，欣欣然进入了学界和读者的视野。这部“不期而至”的新版本，在如下几个方面显现了它的独特学术价值。

　　其一，文新堂本内封页有刻书牌记和“文新主人识”语，据此可确认其刊刻时间为嘉庆己未四年（1799）仲春，小说正文乃据王氏东观阁白文本翻刻。以往研究认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以木活字排印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即“程甲本”），次年再次修订排印（即“程乙本”），小说文本流播自此结束抄本时代进入印本时代；东观阁白文本是已知第一个程甲本的翻刻本，但它翻刻的具体时间并不清楚。现在有了文新堂本，就可断定，东观阁白文本刊刻时间的下限为嘉庆四年（1799），文新堂本是它的首个翻刻本。

　　其二，文新堂本行间刻有数量可观的评点文字，卷首内封页标有“萧闲山房评点”字样，“文新主人识”语则称：“本坊又将东观刊本细加厘正，批点文义，校订讹舛，寿诸梨枣”，故张青松、李虹推定：“萧闲山房与文新主人应该是同一人”（影印本《代后记》），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不过，也有可能“萧闲山房”并非文新主人，而是文新堂聘请的书坊编辑文人。但不管怎样，文新堂本是已知《红楼梦》第一个正式刊行的评点本，这是没有疑问的，它比之前认为的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初评本，提前了十二年之多。

　　其三，根据吴佳儒博士《日本藏文新堂刊〈绣像红楼梦〉批语初探》（《红楼梦学刊》2025年第2期）比勘研究，文新堂本的评点文字，整体上与东观阁初评本相似，其中约有500条评语，可以补正东观阁初评本的错讹缺漏之处，另有54条评语则为文新堂本独有，而不见于东观阁初评本。就上述特征来看，东观阁初评本的评点文字，大概率源自文新堂本。那么东观阁当年通过何种方式获取文新堂的评点文字？鉴于两家书坊主人都来自江西金溪，活动时间也相近，张青松、李虹认为：“东观阁与文新堂可能达成了某种交易，或者是文新主人加以评点后，东观阁继承或者买断了文新堂本，或者是东观阁原本是邀请文新主人进行评点后，自己来印刷发行，但文新堂私下印行，最终遭到东观阁打击”（影印本《代后记》）。这样的推想有其合理性，颇具小说家色彩，耐人寻味。但倘若考虑到东观阁初评本的刊行，在文新堂已初刻十二年之后，评语又存在如此之多的错讹缺漏，其所据文新堂本应是一个书叶漫漶的后印本，因此，东观阁恐怕不太可能是这些评语的原始发起者，甚至也不会是通过合法手段取得评点文字的。换言之，文新堂本评点文字的独家原创性，应当可以确认，而原先为学界所重的东观阁初评本，其价值反而需要重新评估。

　　此处，牵带出一个书籍史问题，即从嘉庆四年至十六年间，文新堂本究竟刷印了多少次？流播有多广多久？据张青松调查，海内外存藏的文新堂本目前已知有七部（包括完帙、残册和零叶），影印本是一个由多部藏本拼配而成的“百衲本”。今检阅书叶情况，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简称日藏本），字画最为清晰，板框也完好，应为存世最早印次；杜春耕藏本书叶总体尚好，但字口（尤其是行间小字）清晰度逊于日藏本；聚贤堂本有多叶存在较严重的断板漫漶（譬如九十七回第1叶B面、第一百回第3叶B面、第一百六回第5叶、第一百十回第1叶A面、第2叶B面、第3叶A面等），应为存世最晚印次；张乙本虽也有书叶存在断板（譬如第一回第1叶B面），但又优于聚贤堂本。从书叶判断，诸本刷印的早晚次序大致为：日藏本→杜藏本→张乙本→聚贤堂本。试想，仅据有限的存世藏本推断，文新堂本就至少刷印了四次，实际刷印的次数一定更多，表明这个评点本《红楼梦》当时相当受读者欢迎。或正因如此，东观阁才不惜依据一个漫漶的文新堂后印本，投资刊刻了评语存在明显缺陷的初评本。这个初评本出版后可能承受了某种压力，又或许遭到了读者批评，三年之后的嘉庆十九年（1814），书板竟然铲去行间评语重又刷印，不免令人浮想联翩。

　　事实上，文新堂本于嘉庆四年（1799）推出之时，《红楼梦》正处在文本流播的早期拓展阶段：程甲、程乙本因受木活字的技术限制，印量较小，流传有限；第一代翻刻本东观阁白文本也刚刚刊行。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第一个携带大量评语的文新堂本的问世，对于《红楼梦》早期传播所产生的刺激和推动作用，是如何充分肯定都不为过的。若将东观阁初评本也计算在内，文新堂评语的流行时间，至少超过了十二年，影响了数量极为可观的清代读者。

　　吴佳儒博士敏锐地发现，文新堂评语存在“为弱者或底层人物发声”的独特维度，譬如第九十四回第14叶B面评语，对坏小子贾环作出了“罕见的回护”，第一百十七回第17叶B面评语，则为村妇刘姥姥写下了“长批赞誉”（吴佳儒《日本藏文新堂刊〈绣像红楼梦〉批语初探》）。这一情感倾向，自然与评点者“萧闲山房”的底层身份密切相关，前文述及，这个“萧闲山房”可能就是文新主人，也有可能是书坊聘请的编辑文人，他身处社会阶层的底部，很容易对同样处在边缘位置的小说人物，产生某种同情之理解。文新堂评语的这一特质，与其后的以精英文人学者为主体的《红楼梦》评点，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差异，并由此构建了文新堂本与众不同的阅读史意义。

　　《红楼梦》文新堂本的发现，带给我们惊喜，也让我们产生新期待，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现珍本？我想，新发现一部反映曹雪芹旧稿文貌的早期抄本的希望，也许微乎其微。但是，《红楼梦》小说走过了两百多年的经典化旅程，有着足够长的书籍史、传播史和阅读史，其间产生过诸多类似文新堂本这样具有某种节点意义的版本，循着这一学术方向，研究者实有巨大的探访空间。相信有心人一定还会不断“邂逅”珍贵的红学新文献。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文新堂本的发现，也蕴含着超越《红楼梦》单书的学术启示：经过近百年的学术积累，古典小说的文献格局，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已大致形成，如今，成建制发现新作品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经典作品的重要版本也大致在列，非经典作品与普通版本的学术价值则又受到质疑。毋庸讳言，古典小说文献研究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滞胀”困扰。然而，检讨一下学术史，不难发现之前的古典小说文献研究，更多偏向于古典文献学和小说成书史，即相对注重小说版本中的传统“善本”（如宋元本、明版、清康雍乾三代刊本、精图精刻本等），以及能够服务于小说成书史考察的原初刻本、早期刊本等，这一学术价值观，对于小说文献中存世最大量的普通坊刻本，形成了一种先天性的“忽视”和“遮蔽”。实际上，刊刻并不精美的文新堂本，在一般人眼中，或许也只是个普通坊刻本而已，正是张青松以其慧眼，从传播史、阅读史脉络切入观照，赋予文新堂本新的学术生命，并使其脱胎换骨，擢升为《红楼梦》版本史上的又一珍本。因此，将书籍史、传播史、阅读史的视野，以及“众书平等”“众本平等”的理念，深度引入古典小说文献研究，无疑有助于研究者走出困境，挖掘出每一个小说版本身上的独特意义，释放出原本处于闲置状态的海量普通本的学术能量，最终为古典小说文献研究，乃至整个古典小说史研究，开辟出一条充满生机的学术新进路。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4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