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日前吴于廑先生的文集《整体世界史论》出版，这是中国世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成为第一部展示整体世界史观的理论和专题研究的读本。吴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初迄80年代逐步形成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想法，正式表述见于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导言《世界历史》中，即“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新世纪以来，学术界通常将这一表述概括为“整体世界史观”。吴于廑的整体世界史观内涵丰富，包括“世界观点”“宏观世界史”以及“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三个相互联系的意涵。

　　“世界观点”是整体世界史观的出发点

　　“世界观点”是吴于廑整体世界史观的逻辑起点。在吴于廑最早反思世界史编纂体系的文章《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1964年）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吴于廑还在该文中至少9次提到“世界观点”这一概念，主要用来批评世界史编纂中的各种“中心论”。在他看来，关于世界历史的各种中心论不是近现代才出现的，自古以来东西方史学家撰写的世界史，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中心论。希罗多德、波里比阿和司马迁撰写的历史并未仅局限于自己国家的范围，还包括了他们已知的世界。与地理知识和史料的匮乏相比，古人的世界史编写最大、最根本的局限“在于缺乏一个世界史家所必须具有的世界观点”。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世界存在希腊人和蛮族之辨，司马迁《史记》中的天下存在夷夏之辨，波里比阿《历史》中的世界叙述了罗马的扩张，他们笔下的希腊人和蛮族、华夏和蛮夷、罗马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中古时期伊斯兰教史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则用各自的宗教信仰作为其中心论的依据，他们相信世界是由真主或上帝创造的，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区域无疑是世界的中心，不奉教的世界则是邪恶的和被诅咒的。9-10世纪的阿拉伯史学家塔巴里撰写的多卷本《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中记述的世界史，上自真主创世，下迄回历纪元302年，范围仅限于伊斯兰教传播和阿拉伯帝国征服的地区。14世纪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以埃及和北非等伊斯兰地区作为世界的中心，只在涉及对外征服和十字军东征时才叙述西班牙和法国等非阿拉伯国家。基督教史学家撰写的普遍史（即教会世界史）也同样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心，从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12世纪弗赖辛的奥托的《双城论》，无不将古希腊罗马和东方视为异教文明。与对欧洲的关注相比，这些非基督教国家和文明几乎完全被蔑视。

　　15-16世纪以来史学家拥有的地理和文献知识，与古代和中古时期相比早已天差地别，但地区、种族的中心论并没有消除，原先各种各样的中心论被欧洲(实际上是西欧)中心论所取代，具体表现为：将东方作为世界史的准备时期，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历史构成世界史的主要内容；历史叙述的对象主要是欧洲，亚非拉只占很小部分；世界史采用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的分期标准等。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兰克的《世界史》、“剑桥三史”和法国《人类文明进化史》丛书等无一例外。20世纪上半叶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巴勒克拉夫等人反对欧洲中心论，但其影响犹存。

　　肃清各种中心论是世界各国史学家共同肩负的历史重任，也是编纂真正世界历史的前提和逻辑起点。

　　“宏观世界史”是整体世界史观的落脚点

　　吴于廑对宏观世界史的思考始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6月16日，他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中较早提出和论述了这一概念：“可不可以新立这样一个名词：世界史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比较广阔，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内容加以提炼、综合、比较，相同的地方看到它是一，有特殊的地方看到它是多，做到一和多的统一，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世界史要勾画的，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而非团团宫扇上的工笔花鸟。”吴于廑反对将世界史作为万国史的拼盘或地区史的叠加，主张将传统的包罗万象的世界史改造成宏观世界史。后者既要以国别史和地区史的研究为基础，又要超越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拥有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

　　吴于廑对宏观世界史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设想，列举出相关的研究课题。例如7-9世纪中国、西欧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西亚、北非等，都曾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民族迁徙动荡后，出现政治上的稳定局面，相继产生了查理曼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唐朝。那么，为什么在欧亚大陆会发生这种近乎平行的历史现象？还有，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分别在几个地区广泛传播，对这些地区的古代文明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又如，15、16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但是为何西欧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东方则否？这些问题既需要国别史和地区史的研究作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了国别史和地区史的研究范围，成为宏观世界史聚焦的问题。

　　第二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吴于廑从理论设想转向专题研究，先后发表了4篇专题论文，包括《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上述文章的选题早已超出国别史和地区史的范围，专注于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划时代变革。正如吴于廑自己总结的那样，上述文章“试图说明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这一悠久行程中的诸大历史运动，自远古以迄19世纪”。

　　宏观世界史从本体论角度阐明和展示了世界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为整体世界史观的落脚点。

　　“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整体世界史观的支撑点

　　吴于廑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作为整体世界史观的方法论保证。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第二部分中作了专门论述：“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渐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

　　吴于廑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等同于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但是，这一纵向发展并非机械的程式，即不是所有民族、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相反，它们在发展上互有差异。吴于廑主张，历史是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尽管形式各异，先后不一，这个纵向发展的总的过程，却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基于这一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阐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方面已经做出了不少可贵的成绩”。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总结出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表现为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至于阶级社会中存在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国家、民族和地区则千差万别，并没有统一的公式可循。

　　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在15、16世纪进入了一个转折点，此后，“前资本主义时代不是一直存在的世界历史，直到这时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存在”。这种转变的决定性力量是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新地区的开拓，与相邻地区的交换和交往不断扩大，这一过程也是历史逐步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尽管它在各地区的时间和程度不一，但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仍具有普遍意义。

　　此外，吴于廑还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忽视横向发展，那么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史则较少关注纵向发展，没有纵向发展的世界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前进目标，容易落入历史相对主义。吴于廑倡导的宏观世界史在研究方向上不是单一的纵向发展或横向发展，而是坚持二者的有机统一，构成整体世界史观保持正确研究方向的支撑点。

　　综上，“世界观点”“宏观世界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分别扮演着整体世界史观研究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支撑点的角色。完整把握这三重意涵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对重新认识吴于廑的整体世界史观意义重大，而且可以为构建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启示。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1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