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正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1919年6月底，刚刚从法国回国半年的徐旭生，在河南开封主编《心声》杂志。此杂志1920年初就宣告停刊，但在现存的四期中就收有他的六篇文章、一篇诗歌和一篇跋语。除了《心声》杂志，在近年被影印和数字化的海量民国文献中，笔者还搜集到一百余篇未收入《徐旭生文集》的佚文。这些佚文涵盖徐旭生人生的各个阶段，展示出他追求科学、集学者与斗士于一身的立体形象。

　　译介西学

　　徐旭生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时的专业是哲学，他在留学时习得的西方语言和哲学知识，实为当时中国最为独特而稀缺的能力和资源。徐旭生在开封任师范学校教师时，就已有利用《心声》介绍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史的尝试，1920年初发行的《心声》第2卷第1期中即发表了八篇西方哲学、历史、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文献的译文。其中一篇为法国数学家、科学哲学家班加来（Henri Poincaré，今译庞加莱或彭加勒）所著《科学之价值》（La valeur de la science）的绪论和目录，徐旭生为其撰写了跋语，简要介绍了班加来的生平和著述，盛赞其学术成就：“因为班氏在科学上的发明，在近世为一最美富的。现世能全读班氏的著作者，世界上几无一人。”

　　1921年2月，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傅铜（字佩青）发起“哲学社”，徐旭生受邀讲演法国哲学家拉郎德（André Lalande，今译拉兰德）的“非进化论的天化论”。或许是这一经历，使徐旭生意识到自己在外语和哲学研究中仍有用武之地，他开始翻译法语学术著作，介绍西方学术研究。徐旭生最先尝试的是他在《心声》中就已盛赞过的班加来。当年，他先后发表了班氏《科学之价值》的第十章《科学是臆造的么？》，以及《最后的思想》的第一章《定律的演变》的译文。同年内除完成《你往何处去》和《马兰公主》两种文学作品的翻译外，他还尝试翻译了《史学导言》的第一章。至1923年，他还试译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中国音韵学研究》第六章的一节。《徐旭生文集》未收的这些译文，虽然都是未竟之作，但实有开先河之功。

　　早在《心声》杂志中的《飞遯庐拉杂谈》一文中，徐旭生就引用法语格言“Science pour science”（科学为科学），表达了对国人重视研究科学的希冀。他试译班加来的《科学之价值》，亦说明他始终都没有停止对科学和哲学关系的思考，他在任教北京大学后的论文《科学与道德之关系》《解释对于科学的误会》等都是尝试回答这一问题的成果。

　　考察归来

　　1927年5月，徐旭生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前往西北考察。1928年夏季之后，由于新疆考察工作受阻和德国方面撤回资助，科考团决定削减多数考察计划，作为团长的徐旭生需要完成各类善后工作，他向地方官员通报团员行踪的一些电文公函，至今仍保存在新疆当地的档案馆中。

　　在徐旭生看来，经行西北途中的广阔天地确乎壮观，但科考计划受阻后的公务亦让人陷入愁苦。《世界日报》曾刊登两封徐旭生致西北科考团常务理事刘半农的长信，其中有大段文字讨论科考团经费问题：“……两千款项已用过半，不有接济，恐难继续。赫定先生此次实在已经特别帮忙，再向他交涉，太觉不好意思，且合同规定不作大发掘，我们也没有理由再向他张口。所以我前两封信，请你募集一两万款，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如果能筹得过万的款，我就再来。如果不然，只好请理事会另外派人来，我也要休息一休息了。”徐旭生希望将考察继续下去，但经费的一筹莫展和向官员反复解释的俗务，并不是他所期待的结果，故只得先行离开。

　　1929年1月10日，徐旭生返回北平，随即就有多个高校和学术团体邀请他讲演。据报载，仅在1月内，徐旭生就先后在北平大学文学院、北平大学法学院第一院、陆军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国大学、清华大学讲演，之后还在燕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国道设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海交通大学、国立劳动大学讲演。他之所以安排密集的讲演，是希望能向对西北感兴趣的师生提供最新的信息，也期待能以此引起更多国人留心和关注西北。他的讲演生动明快，仿佛广阔天地就在眼前，团务的烦恼仿佛未曾存在，只余取得成果的喜悦与鼓舞。他专门讲述“遇险”，既为激发兴趣，也是在鼓舞听众不因畏难而止步，如在中法大学讲演时称：“如果我不换一种题目给大家来讲，大家或者要疑惑该地并非人境，哪还有人敢再去呢！”

　　1929年1月，徐旭生出任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当时，北平各高校因大学区改革而纷扰不宁，在1月25日的就职演说上，徐旭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和期望：“现教育界和其他各界一样，人心极浮动轻躁，最容易激成偏见，发生纠纷，犹如整天摇动的水，外边稍加动力即反复得厉害。至于动，本来不是坏事，惟学校中没有安静的心思，学业上是很吃亏的……再则中国人对于精确没有热烈的需要，所得只是大略。吾人当力求其精确，这是科学的态度，于科学前途很有关系。”可见他出任院长职务，意在纠正教育界乱象，使其回归“科学”的轨道。

　　通俗创作

　　徐旭生因将向鲁迅约稿的通信发表在《猛进》中，而受到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徐旭生在《猛进》中常以斗士而非学者的形象出现，其中为人熟知的是将鲁迅和徐旭生弄混的“两个门牙”之误。1925年10月，北京多所学校师生举行集会，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遭到北洋政府当局镇压，徐旭生牙齿被打伤。当时报纸报道称“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门牙二”，把徐旭生误作鲁迅。鲁迅在《语丝》上发文澄清此事，徐旭生在1926年1月13日发表的《西汉经师传授系统表》中亦提及此事：“前些时，我因为跟着大家作要求关税自主的表示，归结伤了几个牙齿。在养伤的时候闲居无事，因把《前汉书》的《儒林传》《艺文志》及其他经师的列传拿出来看一下子。”这应是他借助学术研究，从对政治现实失望的精神困境中抽身的表现。彼时徐旭生与老友兼同事李宗侗所办的《猛进》仍在正常发行，他在完成对西汉经学师承的研究后，又重返《猛进》，继续发表时评，直至1926年3月被迫停刊。这也是徐旭生既是学者又是斗士的直接表现。

　　除与李宗侗合作的《猛进》外，前人鲜有提及的是徐旭生与顾颉刚合作的《民众周报》。《民众周报》由顾颉刚主持的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发行，于1936年10月2日出版创刊号，1937年1月1日起由徐旭生担任主编，同年5月被查封。徐旭生先后在《民众周报》发表10篇文章，其中最早的一篇《论命运》实为1925年《猛进》中的同名旧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徐旭生在向十年前的《猛进》“斗士”回归，他在《民众周报》中转而谈论“命运”“迷信”和“科学”，尝试解答时人更深层次的困惑——在无法消散的战争阴影之下，是否应该相信当前的一切困境都是无法违抗的命运？十几年前，《猛进》中那些尖锐的嘲谑，往往止步于发泄情绪。而此时的徐旭生，希望以通俗的说理启发民众以科学的态度理解“命运”。当解释何为“占课”时，他说：“我有一次在河南开封相国寺闲溜达，听到一个占课先生说：‘十句中五句，赛似活神仙。’他这句话确有道理，正代表占课的性质。”在区分迷信、常识和科学时，则说：“我们想在天地中间好好地生活，是用迷信来的昏沉沉的萤火呢，是用常识只能照一点路的纸灯笼呢，还是要用科学这盏异常明亮的汽油灯呢？”十余年过去，徐旭生依然在为“科学”奋笔疾书。

　　这百余篇佚文，使作为学者与斗士的徐旭生，形象更为立体而生动。其中所蕴含的智慧、勇气、责任感和使命感，值得我们进一步解读。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