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贤兆（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

　　性灵说在本质上是文学对人性本真的发掘与自身本源的回归，其核心主张是打破复古派僵化的格套束缚，挣脱程朱礼教对文学创作的过度桎梏，凸显创作主体的真情实感与个性特质，在晚明和清中叶均发展成为席卷时代的诗学思潮。清初诗坛复古与反复古思潮激烈交锋，叶燮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诗学家，以《原诗》为核心构建了系统的诗学理论体系，批判继承包括晚明公安派性灵说在内的诗学思想菁华，在文学史观的演进、性灵核心特质的坚守与作家主体意识的深化、作家素养论的完善等方面，为清代中叶性灵思潮再度勃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叶燮以“变”为核心的文学史发展观，是对晚明公安派以来反复古主义文学观的展开和完善。以正、变言诗的本质是追溯诗歌源流，揭示演进规律，这一传统始于汉初《诗大序》分《诗经》为正雅、变雅、正风、变风。南宋严羽进一步主张学诗者“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诗辨》）。明代中期以来，前后七子承严羽之说，奉汉魏盛唐为正、宋元为变，力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甚至提出“宋无诗”（李梦阳《潜虬山人记》）的偏激之论。其初衷虽在振拔文风，但其末流却陷入剿袭模拟的困境，对宋诗的偏见更是误导后学。晚明公安派袁宏道严厉批评，认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丘长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江进之》），倡导文学进化，反对贵古贱今，推动反复古思潮逐步兴起。进入清代，钱谦益承续公安派理念，认为“文章之变不可胜穷”（《复李叔则书》），梳理了自《三百篇》以至于宋元“生生不穷，新新相续”（《题徐季白诗卷后》）的诗歌史发展历程。叶燮则对钱谦益的文学史观作了进一步的展开和完善，不仅梳理了“踵事增华、因时递变”（《原诗》）的诗歌史进程，而且指出“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原诗》），以诗歌本体立说，深刻阐释了“诗之正”与“时之正”的辩证关系，肯定了“变”的合理性。他以正、变、源、流、盛、衰等为基本范畴，构建了以“变”为核心的文学史发展观，明确文学史是一个守正出新、渐次演进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他将明代中期以来复古与反复古的论争、清初诗坛宗唐宗宋的分歧，升华为文学史观的冲突，并提出了审视这类问题的根本方法，即是否存在“变”的因素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与公安派、钱谦益一脉相承，叶燮不反对学古但反对剿袭复古，并从“变”的视角抉发出宋诗的独特价值，完成了反复古理论的体系化构建。

　　叶燮批判继承晚明以来以公安派为主的重情理论，进一步唤醒了创作者的主体精神。性灵说的核心是倡导真情，重视创作主体的生命体验。叶燮通过对“性情”这一理论范畴的恰切阐释，既在性灵思潮受到排抑的清初保存了其核心精神，又修正了公安末流浅俗怪诞的偏失。晚明以来，重情主张蔚然成风，汤显祖提出“至情”（《牡丹亭题词》），袁宏道强调“情至之语，自能感人”（《叙小修诗》），钱谦益主张诗歌“原本性情”（《定山堂诗集旧序》），叶燮父亲叶绍袁亦言“人生情耳”（《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这些理念共同指向了性灵诗学的核心批评标准——真，即诗文创作源于内心真实的感受、体验和思考，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叶燮以“性情”为创作根基，但并非简单承袭晚明重情观念，而是作了两个方面的修正：一方面克服公安派“独抒性灵”（《叙小修诗》）的偏狭，将“情”与“理”“事”并置，提出“情得然后理真”（《原诗》），让真情的抒发有了客观事理的支撑；另一方面，纠正了理学家“倡理贬情”的偏见，确立了“情”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地位，明确“作诗者在抒写性情”“有性情必有面目”（《原诗》），从根本上破解复古派剿袭模拟导致的千篇一律、缺少性情的文坛积弊。在清初伦理秩序重建、晚明以来的个性思潮受到排抑的背景下，叶燮所言“性情”，实则涵盖了“性灵”，既弘扬个体生命体验、暗含反对封建伦理桎梏的内核，又以“情得理真”为个性的张扬划定了边界，有效规避了公安末流的极端倾向。其“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原诗》）的主张，标志着作家主体意识的高度自觉，引领文学跳出古人窠臼，立足真情与事理，形成独特的创作面貌。

　　叶燮以“胸襟”为基础、以“才”“胆”“识”“力”为要素的作家论是对公安派作家论的弘扬和完善。公安派袁宗道曾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白苏斋类稿》卷七），对作家的心性涵养与认知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器，指作家的胸怀格局与人格修为，是立身根基。识，指洞察事物本质的眼光，是创作避俗的关键。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遗憾的是，袁宗道去世之后，公安派后续的发展偏离了这一主张，侧重性情抒发而忽略了器识涵养。入清后，钱谦益提出“灵心”“世运”“学问”相结合的作家论（《题杜苍略自评诗文》），承公安派重作家主体性灵之长，又以“学问”补其空疏，以“世运”拓其格局，为叶燮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参照。叶燮认为“胸襟”乃诗人和诗歌之基，可以看作是对公安派袁宗道“器识”说以及钱谦益相关理论的呼应，“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原诗》）。胸襟也是作家主体主观心性的体现，它涤除了公安末流的自私、狭隘、偏颇、庸俗，强调了一种博大、宽广、正派、醇厚的气象，让个体性灵的抒发建立在高尚人格与开阔格局之上。在此基础上，叶燮进一步提出了作家资质的四个构成要素——才、胆、识、力。四者之中，他尤其重视“识”，恰好可以纠正公安末流有才无识、轻佻庸俗的弊端。

　　在清初诗坛门户林立、聚讼纷争的背景下，叶燮以富有革新精神的正变论将公安派和钱谦益的反复古主义文学观发展为以“变”为核心的文学史观；又以“性情”和“理”“事”“情”为创作客体，丰富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作品论；更以“胸襟”和“才”“胆”“识”“力”继承并发展了公安派“器识”说和钱谦益“灵心”“世运”“学问”相结合的作家论。叶燮并不囿于七子、唐宋、公安、竟陵、云间、虞山等任何一派，却能博采众长，其中对公安派菁华吸收尤多。他承续公安派“自成一家”的创新自觉，将复古派对法度境界的追求与性灵派对主体精神的尊崇相联结，兼采性灵、格调、神韵之长，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建构起逻辑严密的诗学体系，成为清代中叶性灵思潮崛起的重要铺垫。叶燮身后，其诗学经同乡及弟子门人在江南诗学重镇广泛传布，形成清晰的传承脉络。其中性灵要义由弟子薛雪及同乡黄子云、吴雷发等人阐扬，逐步影响到乾隆年间的袁枚等人。袁枚“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的主张，与叶燮以“变”为核心的文学史观高度契合；其“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卷七）的观点，亦与叶燮“抒写性情”的主张一脉相承；袁枚作家论以博习、尚识、重才为核心，显然吸纳了叶燮作家素养论的菁华。郭绍虞先生尝言“横山知己，乃在随园”（《性灵说》），恰切指出叶燮对清代中叶性灵思潮的重要启迪。

　　在性灵思潮从晚明发轫到清代中叶中兴的二百余年演进中，叶燮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他以开阔的学术视野，批判继承晚明公安派及诸家诗学菁华，以“变”为逻辑基点建构文学史观，以“性情”与“理”“事”“情”界定诗歌抒写对象，以“胸襟”与“才”“胆”“识”“力”阐释作家创作资质，建构起系统的诗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弥补了晚明性灵说的理论短板，又为清代中期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思潮中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更悄然开启了中国文学传统内部的转型之路，其系统的诗学理论与革新性见解，彰显了跨越时代的诗学价值，也为后世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重要借鉴。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