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善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编者按

　　自古典时期起，地中海世界一直是亚欧北非大陆诸文明聚集之地，经贸往来活跃，文化交流频繁。公元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进入鼎盛时期，积极发展文化，组织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将古希腊、波斯、印度的哲学、医学、数学、天文学、文学典籍等翻译为阿拉伯语；自11世纪末始，西欧学者借助托莱多、西西里等翻译中心，将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古典作品翻译成拉丁语。这两次翻译运动不仅使古代经典论著得以传承，而且通过评注、阐释，促成诸多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出现，有力推动了知识生产，为近代科学革命奠定重要基础。本期刊发的文章旨在从宏观和微观视角对两次大规模翻译运动所带来的知识在地中海世界的跨文化流转进行探讨。

　　公元2至6世纪，亚欧北非大陆游牧民族自东至西、向农耕地带的大规模迁徙，导致该区域文明版图在此后几个世纪的急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于地中海世界：一是阿拉伯人迅速崛起并建立了一个繁盛的大帝国；二是西欧走出蒙昧时代，踏上文化复兴之路。阿拉伯和西欧的知识繁荣或复兴，得益于不同文明和地区的跨文化交流，翻译则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正如明末学者徐光启所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两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

　　首先是发生于公元8世纪中叶至10世纪末阿拉伯帝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伴随着阿拉伯帝国在8世纪中叶步入鼎盛时期，这个从沙漠里、帐篷中走出的民族，踏入西亚、南亚、北非等广袤、古老而悠久的文明沃土，开启了吸收波斯、希腊、印度乃至中国古典文化的历程。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麦蒙在巴格达建立的“智慧宫”成为系统组织和筹划翻译运动的中心机构。据10世纪阿拉伯书志学家伊本·纳迪姆在其《书目》中记载，当时有希腊语翻译家逾47人，波斯语翻译家十余人，还有梵文翻译家若干。通过此次翻译运动，古代希腊、波斯、印度文明流传下来的重要哲学、医学、数学、自然科学、占星术、炼金术、文学等著作尽被阿拉伯人收入囊中。

　　其次是公元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西欧的翻译运动。自11世纪末始，羽翼逐渐丰满的西欧诸国通过扩张侵占了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西西里和叙利亚等地，西班牙和西西里辉煌的文化吸引了西欧学者前往从事翻译活动。如意大利人克雷莫纳的杰拉德为了寻找托勒密的《天文学集成》来到西班牙托莱多翻译中心，并在此潜心从事翻译工作，共翻译了阿拉伯文作品85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数学者将阿拉伯帝国发生的翻译活动命名为“百年翻译运动”，却没有将发生在西欧的宏大翻译活动称为“翻译运动”。实际上，西欧的这次翻译运动，在延续的时间、参与的翻译家人数及译作数量等方面，都不亚于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据笔者初步统计，在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自阿拉伯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翻译为拉丁文的翻译家共有100多位，翻译文本达640多部。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希腊和阿拉伯乃至波斯、印度的哲学、医学、数学、自然科学、占星术、炼金术、文学等著作都被翻译为拉丁文或各地方言，知识贫瘠、荒芜的西欧出现“文化复兴”的热潮，也因此于13世纪末在科技和文化领域逐渐赶上其他几个发达文明的水平。

　　知识的流转及其接受与创新

　　经典文本的翻译并不仅仅止于将文本从源语言翻译成目标语言，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创新性研究的出现。这两次翻译运动使阿拉伯和西欧学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接受，建立起比较系统的学科体系。与此同时，他们对古代经典著作的译介、评注、阐释，也修正了古典作家在一些学科领域的缺陷，从而导致诸多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出现。

　　在哲学领域，阿拉伯学者通过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形成了一个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注释家伊本·鲁世德（阿威罗伊）提出的“双重真理说”经翻译而传播至西欧之后，形成了“拉丁阿威罗伊学派”。“双重真理说”对传统基督教权威和正统神学的怀疑与否定，为近代欧洲自主理性的兴起打开了一个缺口。

　　在科学领域，以天文学为例，阿拉伯人曾将印度天文学名著《悉檀历算书》、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文学集成》等分别从梵文和希腊文译为阿拉伯文。阿拉伯数学和天文学家花剌子密依据波斯星象学体系，借鉴托勒密的方法，外加实地的天文观测，对悉檀历算体系进行修正，编制出更为完善的天文历表。此后，费尔干尼、伊本·库拉、海什木、宰尔嘎里、比特鲁吉等一批杰出的天文学家通过天文观测，进一步修正了托勒密的天文学。阿拉伯人在天文学上的创新主要有赖于他们在实地观测中，对托勒密等前人的天文仪器进行改良并制作出新型天文仪器。

　　托勒密和上述阿拉伯天文学家的著作，在12世纪西欧翻译运动中又被译为拉丁文或希伯来文。至13世纪，西欧天文学家在吸收古希腊和阿拉伯人天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例如，英国人威廉撰写了《占星术》，约翰内斯·德·萨克罗博斯科撰写了《论球体》等。西欧天文学家依据宰尔嘎里等阿拉伯天文学家的天文历表编制出一批新的天文历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西班牙的阿方索天文历表。宰尔嘎里所提出的太阳运动模型不仅为13世纪西欧学者凡尔登所讨论，而且为16世纪的哥白尼所吸收，并启发其提出日心说。可见，中世纪阿拉伯和西欧天文学家的创新性研究为近代早期西欧天文学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文学方面，梵文寓言《卡利拉和迪姆纳》在约570年被波斯翻译家译为巴列维语，后又从巴列维语译为古叙利亚语。750年左右，翻译家伊本·穆卡法将该巴列维语文本翻译成阿拉伯语。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卡利拉和迪姆纳》的阿拉伯语文本分别被拜占庭学者和西欧犹太人翻译为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此基础上又被翻译为拉丁文。通过翻译，源自印度的寓言故事激发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阿拉伯和欧洲作家的灵感，使他们创作出更富魅力的寓言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阿拉伯人的《一千零一夜》和17世纪法国诗人拉封丹的《寓言》。

　　古典文化成为地中海诸文明的底色

　　地中海世界是亚欧北非大陆古代诸文明聚集之地，也是跨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地区。在中世纪时代，先后形成了三大文化圈：拜占庭—东正教、阿拉伯—伊斯兰教、拉丁基督教。他们之间既在地区权力和宗教方面争霸，又在商业贸易和思想文化方面相互交流学习，都将自己视为古代希腊文化的“正宗”继承者。

　　拜占庭以古希腊文化后裔自居，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阿拉伯人亦将自己建构成为古希腊文化的继承者。哈里发麦蒙号召知识分子建构一种反对拜占庭但亲希腊的意识形态。以哲学家肯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构建了一个古希腊人祖先与阿拉伯人祖先为同宗兄弟的谱系。以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马苏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将信奉基督教后的拜占庭，建构成禁绝和摧毁古希腊科学和哲学的“邪恶之徒”，因此他们完全“不配做希腊人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则将翻译和弘扬古希腊科学和哲学的穆斯林建构为亲希腊者。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虚构了麦蒙与亚里士多德的梦中对话，以强化阿拉伯人为古希腊文化继承者的观念。中世纪西欧的学者和翻译家也极力将自己视为古典文化的继承者，他们将古希腊作家称为“古人”和“权威”。12世纪人文主义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借其老师伯纳德之口讲道：“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要比古人知道得更多，看得更远。”

　　可以说，地中海诸文明经过古代和中世纪的长期密切交流与融合，在中世纪盛期形成了以古典文化为共同底色但各具特点的三大文化圈。正是在吸收与融汇古希腊思想的基础上，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才能够创立历史哲学理论——“新科学”，由此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上第一位研讨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的作家。正是在大量吸收和借鉴阿拉伯科学家伊本·海赛姆的光学理论的基础上，13世纪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罗杰·培根、波兰科学家维特洛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透镜理论，罗杰·培根甚至还提出望远镜和显微镜的设想。这三位科学家的光学理论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17世纪西欧科技革命的关键人物——天文学家开普勒的光学探索。值得注意的是，海赛姆的光学理论则是在吸收托勒密的光学和盖伦眼科学的基础上创立的。因此，持续不断的跨文化交流，不仅使人类文明遗产得以延续，而且还带来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创新乃至革命。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