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

　　昆仑山是贯穿中国古代舆地学、风水学和边疆地理体系的核心文化符号，其地望变迁、山体归属与官方定名，历经数千年的文献叠加和时代推演、加之实地勘证与地图迭代，显得十分繁复混杂，不利于昆仑文化研究的展开。

　　在传统学术体系中，先秦至清代语境下的“昆仑”长期兼具神话神山、文化祖山与龙脉主干等多重人文属性，未形成现代地理学依托实测、地理构造，以及分水岭而界定的山脉概念。位于今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南部的布尔汗布达山山体，是当代地质学界、地理学界公认的东昆仑主干，也是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关键地标——昆仑山口所在地。该山体最终被官方定名为“昆仑山”，并非直接承袭古代文献与传统舆图的固有标注，而是清代边疆传统舆地考据、19世纪西方地理学观念传播、民国现代测绘体系革新三重学术脉络叠加、逐层推进的历史结果。

　　昆仑是中国古代疆域地理与人文地理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自《尚书·禹贡》《山海经》《尔雅》等文献问世以来，昆仑便被赋予“万山之祖、百川之源”的崇高地位，成为历代王朝梳理天下山川格局、界定边疆疆域范围、构建山水正统叙事的关键依据。但纵观先秦至清代的昆仑认知，始终存在“名实疏离、地望漂移、概念模糊”等结构性问题。

　　先秦昆仑完全依附于神话体系，无具体现实山体可对应。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根据张骞团队采集来的和田玉标本，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实现昆仑从神话符号向现实大山的首次落地。隋唐和宋代，中原王朝对青海河源区的认知逐步深化，黄河源周边的雪山被纳入昆仑范畴，昆仑地望由西向东偏移——从新疆移至青海。昆仑山东移的关键事件，是元朝忽必烈派遣河源考察队得出的星宿海河源观，两幅元代河源图均把昆仑标注在河水上游流经扎陵湖、鄂陵湖后的九渡河河段，即阿尼玛卿山。清代完成西北全域实测与边疆勘察后，将河源追溯到星宿海以西的阿尔坦河及其发源的巴颜喀拉山（靳辅《治河方略·黄河图》），但仍因袭元代判断，将黄河上游流经的阿尼玛卿山标为昆仑。同时，还在其北标注于阗和蒲昌海的地名，用以对照修正汉武帝所定于阗南山为昆仑的误判。由此可知，元代至明清昆仑地望东移青海的现象，是官方针对黄河源实地考察得出的新认知。

　　今格尔木南部的布尔汗布达山山体，地处青藏高原北缘与柴达木盆地南缘的过渡带，是当代自然地理学划定的东昆仑主干，也是连接内地与西藏的交通要道。相较于河西、新疆等传统昆仑研究区域，青海西部长期没有规模性定居人群。明清时期，这里为蒙藏游牧区域，远离中原政治核心区，人迹罕至、文献阙如、交通闭塞，传统官方舆图亦无精细化的山川标注与地名匹配。因此，该山体从无名雪山、蒙古语音译山体，到被纳入现代昆仑山系、完成汉文官方定点定名的完整过程，成为观察中国传统舆地学向近代科学地理学转型的典型样本。

　　目前学界关于昆仑地望的研究，较少关注民国时期地图上标注青海昆仑山的因缘始末。现代自然地理学对“山脉”具备标准化、可实证、可量化的科学定义：山脉是地壳构造运动形成的带状连续地貌单元，依托固定走向、连续山体、统一分水岭、同源地质构造形成独立山系，其主干、支脉、余脉的划分完全依据地形实测、构造分析与水系界定，具备客观的自然地理属性与明确的空间边界。反观清代山川归类的核心逻辑，根植于传承千年的龙脉、山干、气脉流转等传统舆地学与堪舆学理论，而非依托实地勘测与地质分析。

　　乾隆四十年（1775年）定稿的《乾隆内府舆图》，俗称《乾隆十三排图》，是清代官方对青海柴达木盆地、格尔木及周边区域测绘的舆图。这是清代疆域测绘技术的代表成果之一，也是近代西方科学地图传入之前，体系完整、精度较高的实测舆图。《乾隆十三排图》原版图中，格尔木南侧连绵的雪山山体，仅标注蒙古语音译地名“库尔坤（Khurkun）”，无汉文“昆仑”字样或批注。原因之一，就是康熙年间由治河功臣靳辅绘制的《黄河图》，将阿尼玛卿山明确批注为昆仑。

　　19世纪后期，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体系日趋成熟。随着中西交流频繁，外籍地理学专家进入中国开展科考，开启了中国山川地理研究科学化、实证化的阶段，促进了对昆仑认知从神话到科学实证的跨越。其中，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的七次中国考察及其著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以完整系统的现代学术体系界定昆仑山脉的整体格局，重构了对昆仑山脉的传统认知，奠定了现代昆仑地理研究的科学基础。

　　李希霍芬虽没有到青海新疆，却首次提出西昆仑、中昆仑、东昆仑的三段式划分，搭建起昆仑山脉完整的空间延展与分段层级体系。1877年，《中国》第一卷正文在柏林正式出版，1885年配套《中国地图集（ATLAS VON CHINA）》刊行。这套著作与图集是学术史上首部对昆仑山脉进行科学化、体系化界定的成果。

　　在李希霍芬《中国》文本体系与配套地图图谱中，对青海西部昆仑山体有着精准、明确、可溯源的空间界定：他将柴达木盆地南缘、今格尔木市正南方向的布尔汗布达山山体，划定为中昆仑主干、东昆仑核心区段，在图集内统一以拉丁字母转写标注为“Kwen-lun”，完成了对格尔木地区雪山的定名与山系归属划分。他还明确喀喇昆仑山为独立构造山系，与昆仑山脉无构造从属关系；阿尔金山、祁连山为昆仑北支派生余脉，巴颜喀拉山为昆仑南支主干；东昆仑山体向东持续延展，最终与秦岭山系衔接，构建起横贯中国中部的巨型纬向山系格局。在李希霍芬考察中国的同一时期，俄罗斯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先后四次到青藏高原考察。他首次对西起帕米尔、沿塔里木南缘向东，经阿尔金山、柴达木南缘山带，一路延伸至青海中部巴颜喀拉山的山体进行实地测绘。整条山体构造连续、属于同一巨型山系，他把整条山脉统称为“Kunlun（昆仑）”。

　　1885年—1933年间，中西对昆仑地望的学术认知存在差异。西方地理学、地图学遵循李希霍芬的昆仑山脉三段划分法，并日益普及，成为国际学术界界定昆仑山脉的通用标准。国内却依然延续清代舆地图传统。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传统史地著作、民间通行地图、官方旧式舆图等，依旧固守魏源《海国图志》确立的“葱岭三干”传统龙脉体系，未接纳现代地理学的山脉理论。清康熙、乾隆勘察河源，认为巴颜喀拉山为黄河源主峰，蒙古语“枯尔坤（库尔坤）”是民间方言俗称，官方地图不写汉文“昆仑”总名。学界固守汉武帝旧说，认为昆仑山指的是新疆于阗南山，昆仑远在南疆，青海山体只是零散支山，不能统称昆仑。以1919年交通部绘制的《中华邮政舆图》为例，该图已在46页《西藏》地图的青海中部用西文（拉丁字母转写）标注KWEN LUN，并在其上方用中文标注：崑崙山。此时距李希霍芬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命名标注已过去三十多年。

　　1934年，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三位近代中国地理学奠基人联合编纂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正式出版发行。该地图是中国近代地图科学化、现代化转型的里程碑式成果，引入了西方地理科学体系。该地图也是中文地图史上较早采纳西昆仑、中昆仑、东昆仑三段划分方案的官方总图，实现了昆仑认知的科学化、体系化转型。但该图受比例尺精度与图面空间限制，图中未标注格尔木（噶尔穆）小型游牧聚落点位，亦未将汉文“昆仑山”专名定点匹配至格尔木南侧局部山体。

　　1954年，新中国对青藏公路进行测绘时，测绘团依据实际需求，编制了内部使用的工程实测地形图。该图首次在官方实测地图中标注“格尔木城区聚落、昆仑山主干山体、昆仑山口通行隘口”三位一体的现代地理地名体系，实现了山体、山口、城镇的完整配套定名。测绘与施工团队依托既有昆仑山体定名，正式确定“昆仑山口”专属官方地名，与山体“昆仑山”形成配套地理名称体系。1956年，国家测绘总局整合青藏公路勘测成果，出版新版青藏区域标准地形图，正式对外公开“格尔木—昆仑山—昆仑山口”的全国通用地理定名范式，该地名体系自此全面公开，标准化、常态化沿用至今。

　　格尔木南部山体昆仑地名近两百年的迭代定型过程，是中国传统舆地学向现代科学地理学转型的微观缩影，展现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科的转型规律与内在逻辑。清代传统舆地体系以王朝人文正统、文献考据推演、龙脉风水玄学等为核心，山川定名与归类的核心目的是服务于疆域正统叙事与传统山水文化建构，忽视了自然地理实体的客观属性。近代西方科考体系以实地勘测实证、地貌构造分析、量化边界界定为内核，打破人文附会传统，重构中国边疆山川的科学定义与空间格局。民国时期，依托现代地质地理知识，将国际山系划分理论本土化落地，完成了昆仑从“文化象征神山”到“自然科学山脉”的根本性身份转变。新中国成立后的工程测绘工作，则进一步完成了地理地名的实用化、标准化、体系化定型，构建起当代中国通用的地理命名体系。

　　将格尔木南侧布尔汗布达山山体定名为昆仑，有效厘清了长期存在的多重认知误区。李希霍芬对该山体的科学界定，首次以自然科学理论完成山系归属划分；1919年和1933年《中华邮政舆图》，连续实现了国际昆仑理论的本土化落地，搭建起宏观科学的认知框架。1954年开启的青藏公路测绘，最终完善山体与昆仑山口配套的地名。

　　相比之下，格尔木这个地名的出现，要更晚一些。1929年青海建省，格尔木全境隶属于都兰县，无镇级以上的独立行政机构。1952年8月，格尔木地区解放，对游牧族群完成安置，由都兰县派员代管。1954年，慕生忠将军以格尔木为起点，修筑青藏公路，设立西藏运输总队格尔木转运站，推动上级设立专属县级管理机构，这是格尔木跳出都兰县单独建政的动因。1956年3月1日，成立噶尔穆（后规范为格尔木）工作委员会（1959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为县级领导机构，标志着首个县级独立机构诞生。格尔木彻底脱离都兰县管辖，开启独立行政区划历史。

　　本文通过地图谱系迭代的梳理和回顾现代行政史，厘清格尔木得名于1950年代和格尔木昆仑得名于1930年代的事实，细化了近代地理科学的发展之微观脉络，弥补以往研究的空白。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4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