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游蠡（华东师范大学期刊中心科学编辑）

　　《才华贵族：优绩制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一书是关于优绩主义的历史写作。近年来，“优绩主义”一词悄然“走红”，成了一个带有批判色彩的负面标签。然而，这个概念究竟从何而来？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为何一个人类对抗封建特权与腐败的有力机制，却在当下的历史图景中走向自身的反面？英国学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的《才华贵族》恰逢其时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优绩主义的历史报告。这本书不仅帮助我们拨开认知迷雾，更引导我们回到历史的坐标系中，看清优绩主义是如何在成败交织中深刻塑造了现代世界。

　　“优绩主义”概念的英文原词Meritocracy由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创造出来，用以指称一种社会分配原则，即一个人在社会中所能获得的社会地位与资源取决于这个人的能力与努力程度，而非家庭出身或所属裙带关系。所以，优绩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分配原则。其次，优绩主义是一套社会运行机制。优绩主义将“选贤与能”转化为了一套高度程序化、标准化的社会制度体系，而现代学校教育与各级各类考试构成该制度的核心要件。一个推崇优绩原则的社会，强调通过全民的教育来尽力确保机会均等，反对基于种族、性别和其他不相关特征的歧视与排斥，并倡导通过开放竞争，而非恩庇关系或任人唯亲来配置职位和资源。最后，优绩主义成为深嵌于现代性中的一种意识形态，优绩主义最大的胜利莫过于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共识，构筑起“天道酬勤”“能者居之”等一系列个体行动的信念基石，让发展现代教育和鼓励公平竞争成为一个不容置辩的社会选择，并由此奠定现代社会的正当秩序。

　　然而，正是这样一项原本旨在打破门第特权、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方案，在现实运作中却逐步走向自身初衷的反面。事实上，“优绩主义”还内含着一种对于未来社会的忧虑与警告：当优绩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它非但不能实现人们最初所预想的平等，反而会导致优绩的暴政和阶层的固化，并最终引发底层人民的反抗。

　　在优绩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意识形态的滤镜作用下，事实上，运气与出身等事物同样影响成就的获取，却被悄然隐身，个体的胜出被完全归结为才华与努力的必然结果，进而被赋予毋庸置疑的道德正当性。胜出者在享受丰厚回报的同时，更获得了理直气壮的道德优越感，而失意者则在承受资源被剥夺的痛苦之余，又被剥夺了免于道德苛责的尊严——他们被强加了这样一种残酷的暗示：“今天的失败，恰恰证明了你能力的匮乏或努力的不足”。

　　在这样一种双重规训下，一方面，经由这套制度层层筛选而出的智识精英滋生出一种俯视大众、理所当然的“精英的傲慢”，又在这套永无止境的赛制中，深陷于唯恐落后的竞争焦虑与精神危机之中；另一方面，那些被同一套制度打上“失败者”烙印的群体，不仅承受着资源匮乏的痛苦，更时时深陷于无力与自责的情感泥沼中。傲慢与无力相互交织而成的现代性裂痕，让我们看清了优绩主义并非无懈可击的乌托邦，要真正理解困境的根源，我们必须回到历史中考察，看到优绩主义背后时代进步性与历史复杂性的交织与共生。

　　察其进程，才能理解“屠龙少年何以终成恶龙”。伍尔德里奇的历史叙事提醒了我们：优绩主义本身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在他的梳理中，至少有三重历史发现格外重要。

　　第一重发现：优绩主义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在优绩主义诞生之前，家族血缘、门第出身和裙带关系是传统社会决定个人命运的绝对标准，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靠依附于血缘和特权的“赞助性流动”。优绩主义的兴起，则是以才华、努力取代血统特权，打破了出身决定命运的铁律，开辟了人类社会“竞争性流动”的新赛道，极大程度释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和个体的创造力，推动了现代民主与工业文明的建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优绩主义是一场划时代的思想解放与制度革命。

　　第二重发现：优绩主义是一种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想与制度构建。伍尔德里奇指出，是柏拉图“哲人王”的理性构想、犹太文化关于流动与文化的城市职业理想，以及中国历经千年的科举抡才典制，共同构成了优绩主义深厚的三大前现代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新思想、新制度在涤荡旧特权、打破旧秩序的同时，又在不知不觉间制造出新的不公，孕育了新的封闭力量。优绩主义宣称“英雄不论出身”，只要肯努力、有才华就能胜出，但起跑线从来不是齐平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因优绩原则而上位的智识精英在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后，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通过各种方式将自身的各种优势传递给下一代，从而催生出一个新的贵族形态——自我复制的“才华贵族”，使得原本旨在促进社会流动的进步思想，反向成为强化阶层壁垒的桎梏。

　　不仅如此，优绩主义的历史复杂性还体现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与社会领域中，对“优绩”本身的定义也始终存在着论争与张力：何为“能力”？或者用心理学色彩更不强烈的概念，何为“才干”？“努力”该如何衡量？二者结合考虑时权重关系如何划定，孰轻孰重？仅以“才干”为例，在伍尔德里奇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直至20世纪初，才干还附带了道德和智力的双重内涵，但很快，随着智商测试的发明和技术统治论的兴起，才干被逐渐去道德化，最终被界定为单薄干瘪的智商。正是这些概念与现实的罅隙，构成了优绩主义历史复杂性的重要源头，以及当下诸般社会阵痛的根源所在。

　　第三重发现：优绩主义能够进行自我修正。事实上，这也是历史复杂性的一种体现。在伍尔德里奇关于优绩主义的历史叙述中，优绩主义并未完全走向一条自我闭环的异化之路，产生不可撼动的“才华贵族”。相反，在历史演进的阵痛中，它始终展现出一种自我反思和修复的能力。从历史上看，每当优绩主义因标准走向僵化，制度出现空转而有可能加剧阶层闭塞时，针对制度的局部改良与纠偏就会出现：从近代以来通过引入监督机制、扩大选拔范围以防止优绩沦为新的恩庇制，到通过调节税收、普及义务教育和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修补起跑线的不平衡——种种实践表明，优绩主义在其漫长的演进中，始终在“效率与公平”“选拔与包容”等多重张力中左右拉扯，并通过不断的思想反思与打制度补丁，寻求着自我修复的路径。

　　经由上述历史考察，伍尔德里奇认为，虽然对优绩主义的不少批评皆有其合理之处，但彻底砸碎优绩制既不现实也无助于解决问题，甚至还可能将人类引向黑暗之地——因为彻底抛弃优绩主义，社会极易滑向退行性的平庸，甚至出现传统特权的复辟，唯一的出路是优绩的自我修正。对此，作者给出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创造更有效的“能力捕捉机器”实现“更深入的优绩制”；二是“重新塑造优绩主义道德”，同时“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地位”以支持“更明智的优绩制”。

　　针对第一条路径，作者认为现行的优绩选拔机制往往被特权所劫持——如通过高昂的教育成本和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让优绩制变成了维护阶层固化的工具。实现更深入的优绩制，就必须打破狭隘、单一的选拔标准，建立更加多元、有效且公平的能力“捕捉”网络。这不仅意味着要打破教育垄断、让优质的教育资源向底层流动，更需要开发科学的评估体系去发掘那些被传统应试或单一能力视角所埋没的真实才干。通过扩大机会公平，确保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才都能被有效识别并合理培养，从而真正恢复优绩制的竞争性流动传统，防止智识精英固化成一个自我延续的小圈子。

　　在重塑优绩主义道德与提升职业教育地位方面，作者强调，单纯的筛选分配技术修正尚不足以力挽狂澜，在优绩制机器轰鸣运转的今天，必须同步推进价值理念和制度生态的革新。一方面，重塑一种更加谦逊的优绩道德观——提醒成功者认识到自身成就中不乏运气与社会支持的成分，进而消除自身的傲慢与偏见；另一方面，社会也应打破职业鄙视链，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确保普通劳动者获得合理报酬、体面生活与应有的社会尊重，从而支持一种更明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优绩制。唯有将制度层面的多样包容与道德层面的自省谦逊相结合，优绩主义才能摆脱当下危机，实现自我修复，重新成为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现代机制，让每个人获得平和与尊严。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3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