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长篇小说《此时此刻》中，鲁敏显示出其叙述现实并把握现实的雄心。她试图从当下的“此时此刻”萃取、提炼故事，并将其升华成具有哲理意味的命题：经济与人文、理性与情感、实体与金融、务实与幻想……尽管诸多人物和事件彼此交织，但小说的情节主线并不复杂：一个单枪匹马从底层打拼进城、获得一定经济基础的中年女性艾胜春，出于想让大家一起致富的愿望，拉动亲戚朋友集资投资了某个势头良好的金融产品，最后却血本无归。在经历打击后，艾胜春没有逃避，而是主动承担起“还债”的义务，努力从头开始，慢慢归还朋友们入股的资金。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独立自强的大女主故事，但是《此时此刻》的意义主要并不在这个层面，而是它重审了普通的当代中国人都会面对的金钱观问题。

　　一个作家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尝试与摸索，才能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主题，主题能够统摄作家此前的创作，或者开拓出别具一格的叙事，从而具有确立其文学形象的意义。对于鲁敏而言，从《金色河流》到《此时此刻》，这个主题逐渐凸显出来，前者探讨人们如何在时代红利中获取并分配财富，后者则思考一个当代中国人如何在义与利、“成功”与“失败”之间挣扎与博弈。两者都关乎现代人与金钱的关系，与《金色河流》侧重历史讲述相比，《此时此刻》尤具有现实感。

　　如果从理念类型的宏观角度来说，文学的叙述基本上就是处理三类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即人与土地、山水、田园等诸种“自然”及“人化自然”之间的关系，比如乡土文学。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包括不同的面相，比如经济、政治、历史、家庭、习俗等。人与自我的关系则关乎身体、欲望、道德、精神气质、思想观念的成长与修炼。

　　其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很重要的一脉是关于人如何看待、取得和运用金钱的问题，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础性体现。但是，在前现代时期“耻于言利”的儒家传统中，精英士大夫的诗文中很少会以此作为主题。“唐宋变革”以后，商品经济渐行发展，杂剧和小说中才出现了相关的叙述，著名的如“三言二拍”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钱在其中成为重要的叙事和情节推进元素。

　　现代以来的小说中，以金钱（以及衍生的资本、金融）作为叙述主线的依然并不多见，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比较自觉地采取了政治经济视角的社会分析，将金钱对人们生活及社会产业结构的影响呈现出来，金钱是背景性的存在。明确讲述人的经济属性的作品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主人公可以说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化身，以自己健康的身体和精力作为唯一的资本，投入生产与再生产的金钱赚取当中，然而正是这一点让他成为一个单向度的人。

　　祥子最大的问题是将自己降解成了“经济人”，而人性的本质是多方面的，既有本能意义上的“生物的人”，世俗层面的“社会的人”“经济的人”，还有带有理想精神的、反本能的“历史的人”。反本能的“历史的人”为了某种理念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成为在趋利避害选择中的“逆行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艾胜春的原始积累时期具有经济人的特点，但是在遭受投资失败的挫折之后，她的行动和决断却显示出了作为历史的人的特点：从社会与契约原则来说，谁都知道“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的道理，并且艾胜春的亲朋好友们在投资之前也都签订了合同。投资失败后，从法律上来说艾胜春并没有偿还的义务。但是，她还是选择了将责任承担起来，毕竟她是牵头的人，而那些加盟进来投资的亲朋好友除了有发财的梦想，更多是出于对她的信任。单单是这份信任，就足以令她饱受愧疚的情感牵扯，无法成为一个完全被工具理性所支配的冷漠人物，从而不能置身事外。

　　这种主动承担意味着她没有被金钱异化。关于金钱的异化力量，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反复征引过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的词句：“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一方面，金钱是“天神”，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本质力量都变成它本来所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把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使水火不容者亲密起来；另一方面，它又如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是人们和各民族相互关联起来的普遍性中介。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钱批判，放到中国的语境中只能契合其中一部分现象，并不能涵盖所有，毕竟中国文化中有悠久的义利之辨与情理交融的传统。这是《此时此刻》无意中揭示出来的真相，也是其新颖性所在。当代中国社会固然突破了传统社会中由血缘宗法、地缘亲近、业缘关系等形成的共同体，进入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依靠法律、契约和一般等价物重新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但是仍有着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艾胜春这样从乡进城的人那里，虽然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其原生家庭与阶层，但并没有切断原有的情感联结，依然保留了“共同体”的意识。她具有祥子那种体面、要强、好梦想的性格特点，却没有陷入纯粹的自私之中，没有在利益选择时与亲朋好友做出切割，独善其身，而是始终要与他们共同进退。这是此时此刻的中国故事，是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情感、个人与共同体交融在一起的中国现场。

　　“此时此刻”的标题还有另外一层隐喻，那就是时间意识。按照马克思的价值观念，商品价值是由劳动时间产生的，货币之所以能颠倒黑白，原因在于人的具体劳动没法直接与他人进行交换，只能被抽象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物化成金钱。时间就成了异化的中介，而“此时此刻”强调的具体化，使得抽象的、均质的时间获得其生命的、情感的、具身性的体验，也就让金钱从负面的符号转为一种中立的、体现出生命感受的介质。当整个时间体系趋于熵增，在小说中表现为经济下行期投资的失利、亲密感的破碎与共同体的瓦解，艾胜春以其对情感共同体的坚持，弥合了金钱造成的裂缝，抵抗了熵增的混乱，也就维系了共同体的稳定。

　　因而，《此时此刻》几乎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新颖的鲁敏文学，它的新颖不是体现在前述所谓的性别意识，或者坚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经过现代主义改造过后的技巧，而是在观念上的创造，重新厘定了人与金钱的关系，让金钱始终成为工具性、外在性的存在，而保持了人的主体性和完整性。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3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