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健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

　　7月31日，被外界称作“日版中情局”的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这不仅是日本二战后情报体制的重大改革，更是日本极力挣脱战后80余年和平约束的标志事件；不仅是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务体制的历史复刻，更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明目张胆的现实复活。不同于战前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暴力机器，如今这个超级情报中枢以行政改革为外衣、以商贸网络为载体、以合规立法为掩护，更具集权性、隐蔽性、进攻性、危害性。日本政府借重现“特高课”，打造服务于扩军备战的“新战前情报体系”，完成了新型军国主义的一片重要“拼图”。

　　“特高课”的罪恶基因与未竟清算

　　近代以来，日本情报体系的构建与演变深植于其军国主义历史之中。在日本预谋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中，情报机构都发挥了“情报先行”的重要作用。

　　日本“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于1911年8月在东京警视厅正式组建，最初隶属内务省，它依托《治安维持法》构筑双层恐怖体系：对内镇压反战人士、清算异议知识分子、管控全民思想舆论，以高压恐怖完成对社会的军国主义捆绑；对外侵入华夏腹地，测绘地形、刺探军情、残害抗日力量，成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核心爪牙。随着军国主义扩张，“特高课”演变为战争动员工具。

　　二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国军事占领。1945年9月22日，杜鲁门政府公布《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初步政策》，对日本进行非军事化及民主化改革。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解散了“特高课”等日本战前的情报组织，监禁了其高层及骨干成员，驱逐了政府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及极端民族主义者。

　　但冷战开始后，美对日本战前情报人员由监禁驱逐转为吸收利用，这为日本重建情报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为获取苏联情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以历史研究名义招募原日军参谋本部次长河边虎四郎、情报部长有末精三、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等人为其服务，这些人此后成为日本组建内阁情报调查室的班底。可见，历史上“特高课”的罪恶基因一直未被彻底根除，而是仍根植于日本政治体系中，随时都可被唤醒。

　　在美国对日本军事占领结束后，日本得以重建情报机构。1954年自卫队与警察厅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形成新情报体系：中央情报机构有内阁情报调查室，对外情报机构有外务省，安全情报机构有警察厅和公安调查厅，军事情报机构有情报本部及陆、海、空自卫队各自的幕僚监部调查部。从那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情报机构以维护内部安全、服务经济振兴和巩固日美同盟为主要任务。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家战略转向“建设政治大国”，日本极力提高中央情报机构协调能力、整合军事情报力量、加强情报搜集、调整安全情报工作重心。

　　回溯日本情报体系演进路径，美国是日本当代情报工作的“奠基者、扶持者与合作者”。战后日本能迅速重建情报体系，与美放宽对日本战前情报人员的追责有直接关系。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美国为日本技术情报搜集手段的建设提供了直接帮助。日本信号情报能力、预警侦察能力、战场态势感知能力都受益于各种美制技术装备。在情报共享上，美日之间的合作层次高、范围广、程度深。此外，美国情报工作中的某些做法，也对日本情报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新机构复刻“特高课”核心特征

　　如果说战后数十年是“特高课”阴魂不散、蛰伏潜行阶段的话，那么2026年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悍然设立，则标志着分散的特务力量全面收拢、阴魂彻底再聚，“特高课”完成了从民间潜行到国家制度化、集权化的升级。

　　其实，建立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统一情报机构，是日本保守派政治人物长期以来的企图。安倍晋三2012年再度执政后，先后于2013年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2017年推出“共谋罪”法等，试图建立中央情报机构，但由于舆论反对和政治敏感性，最终只设立了几个小规模的反恐情报收集单位。卸任后，安倍于2021年还念念不忘地坚称，“日本必须建立中央情报机构”。

　　2025年10月21日，高市早苗作为“安倍路线继承人”就任首相首日便召开内阁会议，撤换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冈野正敬，起用安倍旧部市川惠一执掌安保中枢，通过关键人事调整重塑国家安全决策链条，为后续情报体系集权改革铺路。10月24日，高市上台第4天就责成内阁官房牵头研讨创设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局，启动“战后最大规模的情报体制改革”。11月，自民党内设立“国家情报战略本部”，开始法案框架起草和跨党派沟通，内部敲定“决策层+执行机构”双层架构方案。2026年3月3日，高市内阁向国会提交《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4月23日和5月27日，众参两院先后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立法程序全部完成，法案正式生效。7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敲定落地细则，确定日本“国家情报局”7月31日正式挂牌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以启动首部《国家情报战略》编制工作。日本“国家情报局”完全复刻了“特高课”顶层集权、内外双控、官民联动、监督缺失等核心特征。

　　从机制设计看，日本“国家情报局”彻底打破了战后分权架构和跨部门壁垒，拆掉了情报部门分散制衡的“安全阀”，构建起首相垂直掌控的“国家情报会议（决策层）+国家情报局（执行层）”双层集权体系。“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担任主席，9名核心阁僚作为固定成员，统筹全部重大情报战略。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为“国家情报局”，作为常设执行中枢，职级与国家安全保障局平级，局长直接单线向首相汇报，无需内阁官房中转。由此，情报权力由“各自为战”到“首相直控”，实现首相官邸一元化集中管控，复刻了战前内阁情报局、“特高课”自上而下统筹情报的组织模式，为右翼政府推进“再军事化”搭建了顶层情报指挥底座。

　　从职能授权看，日本“国家情报局”拥有独一无二的跨省厅情报综合协调权，可强制要求防卫、警察、法务、经济产业、外务等所有政府部门无条件移交政务、通信、出入境、产业、地理空间各类数据。其职能被笼统界定为应对外国情报活动、安全威胁，而情报搜集手段、适用边界以及公民隐私保护红线未被清晰划定。后续配套推进的《反间谍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进一步拓宽情报调查权限。由此，日本“国家情报局”可以“防范境外间谍威胁”为名扩张行政权力，模糊合法人文交流、经贸活动与情报威胁的界限，为大范围社会监控、境外渗透活动预留法律空间，重现战前《治安维持法》为特务机关扩权铺路的立法路径。

　　从职责范围看，该机构兼顾对内管控与对外渗透双向职能，覆盖军政民全域。对内监测舆情、反间谍、防范境外势力干预、研判社会风险，对外侦察区域态势、分析开源情报、搜集产业技术情报、布局海外情报网络，横向覆盖军事、国土、经济、科技、舆论安全，打通了国防、公安、经济、外交情报。在其中长期规划中，计划设立独立对外情报厅，专职拓展海外人力谍报。由此，“国家情报局”完整复刻了“特高课”“对内思想管控、对外情报渗透”的双重职能，从被动情报研判转向主动进攻型的全域情报布局，兼顾压制国内反战舆论与服务海外地缘扩张。

　　从监督机制看，该机构并未效法美、英等国家级情报机构均设议会常设监察委员会、定期审计、活动公示等制度，拒绝设立任何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国会不享有常态化审查权，“国家情报会议”会议记录仅限首相与官房长官调阅。情报搜集方式、目标、预算、行动清单无需向议会公开。在野党多次提交增设人权审查、外部监督的修正案，全部被执政联盟否决。由此，“国家情报局”人为拆除权力制衡防线，让情报活动几乎处于“自我监管”状态，权力滥用风险显著上升。缺乏外部约束的国家级情报中枢，极易沦为打压异议、推动激进外交的工具，这正是战前日本“特高课”能肆意扩张的关键制度漏洞。

　　从人员任命和功能设置看，该机构首任局长为58岁的原和也，此人出身警察厅警备体系，长期负责国内安保、反间谍工作，拥有丰富的涉外情报工作经验，曾任安倍晋三秘书官，深谙国内监视体系运作。原和也不久前曾赴美，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深度会晤，获美方技术、人员、情报体系支持。该局初期编制约700人，人员主要抽调自警察厅、防卫省、外务省；内设区域情报组（重点针对中、朝）、网络情报、卫星遥感、经济科技情报、反间谍多个板块；统筹情报卫星、海上侦察、开源大数据分析各类资源。由此，日本“国家情报局”优先吸纳擅长内部监控的警务官僚，凸显机构对内管控的核心取向，其功能板块兼顾区域军事侦察与产业技术窃密，把情报体系与远程打击、经济掠夺战略深度绑定，实现军政、经贸情报一体化运作。

　　情报集权对区域安全和战后秩序的冲击

　　“特高课”借尸还魂，绝非日本内政微调，而是对二战后东亚和平秩序的颠覆性破坏，将给区域安全、产业安全、战略稳定带来不可逆的深层危害，因而引发日本国内的持续担忧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警觉。

　　其一，刺激全域谍报暗战，撕裂区域战略互信。战后80余年来，东亚和平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彻底终结军国主义特务扩张。日本重启进攻型谍报体系，深度嵌入美西方情报联盟体系，甚至想做“五眼联盟”外的“第六只眼”，甘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情报前哨”，这将打破区域平衡，迫使周边国家升级反间谍、反渗透体系，让区域博弈从常规竞争延伸至科技、网络、人力、舆论全域暗战，将使东亚人文、经贸、安全对话空间持续收缩，损害多边合作框架。

　　其二，催生技术窃密常态化，威胁各国核心产业安全。区别于战前单纯的军政谍报，复活的“特高课”体系主打科技与经济谍报，依托官民一体、商社前置的成熟模式，针对性渗透半导体、稀土、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核心领域，以市场化经贸合作掩护国家层面技术窃密，直接威胁多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能形成常态化、隐蔽化的技术掠夺。

　　其三，降低战争触发门槛，加剧区域冲突风险。战前“特高课”情报集权，是日本对外军事冒险的重要推手、对外军事侵略的重要打手。如今单一情报中枢独揽全域信息、直达首相决策层，多部门制衡的缓冲机制彻底消失。单一机构即可主导情报研判、目标定位，大幅降低了日本先发制人、挑衅滋事的决策门槛。叠加美日情报深度绑定、日本扩军备战提速，区域突发事态的误判风险、冲突概率持续飙升。

　　其四，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开启军国主义回流范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核心是彻底禁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日本通过“市场化伪装、法治化包装、渐进式突破”，让“特高课”特务体系合法重生，本质是掏空和平宪法、突破战后体制，并最终打造“平时严密监视、战时立即动员”的战争体制，持续消解二战正义成果。

　　当年日本“特高课”的铁血杀戮，给东亚带来无尽灾难；如今的新型特务体系，隐蔽却更凶险、温和却更持久。祸根未除，故阴魂不散；阴魂再聚，必贻害无穷。军国主义特务机器已然重启，东亚各国唯有保持历史清醒、筑牢安全防线、强化协同制衡，方能抵御“特高课”幽灵再起，守护来之不易的区域和平。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01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