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文论观的发展及影响

演讲人：吴中胜 演讲地点：江西省永丰县“欧公讲堂” 演讲时间：2026年5月

　　吴中胜赣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贵阳孔学堂特约研究员、全国优秀教师，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等。

　　在今天江西省永丰县欧阳修纪念馆大门两侧有一副对联：功名事业三朝相，道德文章百世师。追求功业、道德和文章相统一，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久远传统。从先秦“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到刘勰的“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文心雕龙·征圣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欧阳修继承古代文论传统，主张“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送徐无党南归序》）。欧阳修的文论观念，积累于嗜古向贤的学习过程中，呈现于扭转文风的科考实践中，道胜文至、穷而后工、辞淡味久是其具体内涵。

江西永丰欧阳修纪念馆。资料图片

　　嗜古向贤，充中光外

　　欧阳修传承了韩愈的“闳中肆外”说，主张要多学习特别是要多读圣人之书，这大概与欧阳修常读韩愈集子有关。欧阳修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说：

　　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

清《晚笑堂画传》欧阳修像。资料图片

　　欧阳修大量阅读古籍，尤喜读韩愈文集，深受其文学观念的影响。他年少在随州时就向当地的李氏借读《韩昌黎集》。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写道：

　　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

　　欧阳修被韩文深厚雄博的浩然之气所吸引，此后终其一生喜读韩愈文集，并校对各种版本。《韩昌黎集》今天之所以如此完善，跟欧阳修的不断读校有密切关系。在反复研读韩愈文集过程中，韩愈的思想和文风也深刻影响了欧阳修。正如清代张谦宜所言：“学古人文当先立志。如欧阳公既已成进士、为美官，而旧本韩文未尝去手，刻苦摹拟，脱落皮毛。有此精神，力量自足，千古文章，所以必传也。”（《絸斋论文》）我们经常说“唐宋八大家”或“唐宋古文运动”，把唐代散文和宋代散文连在一起，中间要有一个连接点，这个连接点就是欧阳修。欧阳修上承韩愈，下开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

　　除了受韩愈影响之外，欧阳修也是从自己的读书经历中总结出这一观点的，他在《集古录目序》中说自己喜欢收集古石刻，自先秦至隋唐五代，九州四海，荒山野林，神仙鬼怪，通通收罗：

　　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

　　欧阳修尤其用功于经术，朱熹尝曰：“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朱子语类·论文》）欧阳修自己也说：“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毅。”（《答祖择之书》）传统儒家观念认为，圣贤经术讲究不仅仅在于文字功夫，更追求道德文章、经世致用相统一，这对欧阳修的文章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欧阳修认为，学古不是目的，“师其道，不必师其人。”（《代曾参答弟子书》）即学古是要学圣贤之道，终究是要施功当下。他曾批评那些“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的文士，主张“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以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与张秀才第二书》）。欧阳修提倡的学古道，是为了“履之以身”“施之以事”“见于文章”，即修身、政事和文章相统一。

　　博览古今还影响了欧阳修的文风，正如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所言：“（欧阳）永叔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这促成欧阳修的史论、政论文章引经据典、纵横捭阖、气势如虹的文章风格，如：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及后世之乱，僭伪兴而盗窃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秦为闰是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正统论》）

　　文章开篇就旗帜鲜明、高屋建瓴亮明观点，论理有据、势不可当，这种文风背后是扎实的史学知识和宏大视野。《宋史·欧阳修传》载：“（欧阳修）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苏轼是欧阳修的知音，他也得出嗜古学习形成了欧阳修文章风格的结论。清代方宗诚评论宋一代文人当中，“惟欧公有儒者气象。”（《读文杂记》）这与他嗜古向贤有密切关系。

　　扭转文风，奖掖后学

　　北宋初年的文坛，追求雕章丽句的“太学体”一度盛行。欧阳修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记旧本韩文后》）“杨”即杨亿，“刘”即刘筠，当时二人位高权重，他们带头写骈俪文章，从学者甚众。石介等人对这种现象曾提出批评，但尚不足以改变当时文坛的走向。

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新华社发

　　欧阳修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当然之理”，文坛风气也是这样。北宋初年，骈俪文风沿袭已久，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必然取代时文：“呜呼！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记旧本韩文后》）欧阳修利用主持科考的机会，顺应时代潮流，一举扭转北宋的文坛风气。《宋史·欧阳修传》载：

　　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的科考，欧阳修担任主考官，他废黜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改革一代文风，在科举中选出了一批人才。这次考试录进士388人，北宋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都出自这次考试。以文学领域而论，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人，其中三人出自这场考试——苏轼、苏辙兄弟及曾巩。欧阳修自己对这次科考也非常满意，欣然题诗云：“僮奴襆被莫相催，待报霜台御史来。晴陌便当联骑去，春风任放百花开。文章纸贵争驰誉，朝野人言庆得才。共向丹墀侍临选，莫惊鳞鬣化风雷。”（《和出省》）

　　欧阳修与苏轼的交往堪称文坛佳话。欧阳修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他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书》）苏轼也非常敬重欧阳修，欧阳修在扬州建有平山堂，后来苏轼在同一地方建谷林堂时，有意建在平山堂后面，以示对欧阳修的敬重。苏东坡亦惦念恩师欧阳修：“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欧阳修对曾巩有过长时间的关心和扶持，也寄予厚望。欧阳修写诗评曾巩：“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送杨辟秀才》）庆历二年（1042年）曾巩应试落第，欧阳修作序赠之，其中提到他的观点，即当时的科考制度有必要变革：“呜呼！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还热情鼓励曾巩：“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赠曾巩秀才序》）如前所述，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登上龙榜。

　　“我亦愿助勇，鼓旗噪其旁。”（《读蟠桃诗寄子美》）这是欧阳修见到青年才俊时的自我写照，一见他们，就为他们“助勇”“鼓旗”。欧阳修诗文集中随处可见他对青年才俊的赞美和鼓励，如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盍留连。”（《赠王介甫》）欧阳修看到王安石才华横溢的文章，恨不能早些与他见面。欧阳修曾鼓励林国华：“青松生而直，绳墨易为功。良玉有天质，少加磨与砻。子诚怀美材，但未遭良工。养育既坚好，英华充厥中。於谁以成之，孟韩荀暨雄。”（《青松赠林子》）他认为林国华天生好材质，但还需好好打磨，建议多读孟子等前贤的书。又如给乐秀才写信：“窃读足下之所为高健，志甚壮而力有馀。譬夫良骏之马，有其质矣，使驾大辂而王良驭之，节以和銮而行大道，不难也。夫欲充其中，由讲之深，至其深，然后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与乐秀才第一书》）勉励之情，充盈于字里行间。

安徽滁州醉翁亭。新华社发

　　欧阳修对北宋中后期青年才俊多有影响。如曾巩回忆自己亲受欧阳修指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论，不与高明，独援摧缩，俾蹈正者有所禀法，怀疑者有所问执，义益坚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内，推于人者诚于己，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天下学士，有志于圣人者，莫不攘袂引领，愿受指教，听诲谕，宜矣。”（《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苏轼也回忆欧阳修对其父苏洵及自己的教诲：“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祭欧阳文忠公文》）欧阳修对曾巩、苏轼的道德文章都有着全方位的影响。就具体的文论观念而言，欧阳修主张“施之于事”（《送徐无党南归序》），这种经世致用的文论观念对曾巩、王安石、苏轼等影响很大。曾巩说：“坐而与之言，未尝不以前古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于当今之世者，使巩薰蒸渐渍，忽不自知其益。”（《上欧阳学士第二书》）王安石主张：“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上人书》）苏轼主张“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文集叙》）。这些跟欧阳修的文论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欧阳修的“充中光外”（《与乐秀才第一书》），主张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这一思想上承孟子的“知言养气”（《孟子·公孙丑上》）和韩愈的“气盛言宜”（《答李翊书》），下启曾巩、苏轼等人的文学观念。曾巩说：“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纯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辞踳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苏轼说：“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潮州韩文公庙碑》）都是这一精神脉络的延续和发扬。当时文坛上有建树的知名作家，许多都得到过欧阳修的褒奖和扶持。沈括评欧阳修之语：“伏惟阁下独立一世，为天下之师三十馀年矣。其养育贤才，风动天下，未有不如其意。”（《上欧阳参政书》）可谓得中。

　　道胜文至，穷而后工

　　“道胜文至”出自欧阳修的《答吴充秀才书》，其“道”是圣人之道，也是道德、政事和文学相结合之道。欧阳修在多封书信里自言其“道”：

　　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凡此所谓道者，乃圣人之道也，此履之于身，施之于事而可得者也，岂如诞者之言者耶。（《与张秀才第二书》）

　　学者不谋道久矣，然道固不茀废，而圣人之书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为刑祸禄利动其心者，则勉之皆可至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则仆将见足下大发于文，著于行，而质于行事，以要其成焉。（《答孙正之第一书》）

景德镇湖田古瓷窑址出土的宋代青白釉刻花花卉纹斗笠碗。新华社发

　　“圣人之书”所载的“道”就是“圣人之道”，“不为刑祸禄利动其心”则指道德，下文说“大发于文，著于行，而质于行事”则指文章、道德和政事相统一。

　　“文道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长期争论的话题，早在中国古代文论成熟期的魏晋南北朝，学者们就深入探讨过“文”与“道”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开篇就是《原道篇》，刘勰自己说他写《文心雕龙》的目的在于探讨“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序志篇》），也就是说，“文道关系”是刘勰思考的重要话题。到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但对于“道”的具体内涵，韩愈、柳宗元的理解却有分歧。韩愈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他说的“道”是儒家圣人之道。柳宗元则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及物”与“辅时”是其基本要义，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欧阳修学习韩、柳，但对于“道”的理解则有自己的思考。欧阳修主张的“道”是道德、政事和文学相结合之道。他在多处表述过这一文论观念。如：“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送徐无党南归序》）三者真正统一，这是理想状态，只有圣贤才能做到，后世文人有能有不能者也：

　　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见于言可也。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语者矣。若颜回者，在陋巷，曲肱饥卧而已，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后世更百千岁，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况于言乎？（《送徐无党南归序》）

　　欧阳修认为，历史上只会写文章但却不注意修身、没有功业的大有人在，他们的作品不能传之久远：

　　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馀篇，少者犹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而忽然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送徐无党南归序》）

　　欧阳修认为，需要向圣贤学习的首先是修其身，然后是施于事，最后才是现于文。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提出了在中国文论史上很有名的文论观念——“穷而后工”：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

　　在欧阳修看来，“穷而后工”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道胜文至”。欧阳修说，梅尧臣“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馀年……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馀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梅圣俞诗集序》）。困顿与艰辛磨炼了梅尧臣，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了人生和社会，因而能写出更具思想深度的好作品。“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久远传统，上至孔子的“诗可以怨”（《论语·阳货》），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史记·太史公自序》），再到韩愈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可以一直延续到清代赵翼提出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元遗山集》），可以说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一条精神脉络，源远流长。

　　欧阳修是从众多诗人身上得出这个诗学命题的，除梅尧臣之外，欧阳修的“同年”石介也是这样：“寿命虽不长，所得固已多。旧稿偶自录，沧溟之一蠡。其馀谁付与，散失存几何。存之警後世，古监照妖魔。子生诚多难，忧患靡不罹。”（《读徂徕集》）欧阳修的另一位诗友苏舜钦也是“穷而后工”的典型佐证：“虽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气光怪已能常自发见，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摈斥摧挫、流离穷厄之时，文章已自行于天下。”（《苏氏文集序》）为什么“穷而后工”呢？欧阳修有自己的思考：“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薛简肃公文集序》）

　　欧阳修通过读梅尧臣诗，还提出了“辞淡味久”的诗学观念：“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後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馀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在另一首诗中，欧阳修也表达了类似之意：“辞严意正质非俚，古味虽淡醇不薄。”（《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平淡”是有宋一代诗学追求的审美至境，如苏轼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评韩柳诗》）黄庭坚评杜甫夔州以后诗“平淡而山高水深”（《与王观复书二》）。欧阳修是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人。

　　《宋史·文苑传序》谈及欧阳修的地位和影响：“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在北宋文论史上，欧阳修可谓开风气之先，其“功业、道德和文章相统一”的主张，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01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