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面观·类型与新媒介文艺】

作者：张晟嘉、汤哲声（分别系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特聘教授）

类型是网络文艺创作的重要元素，不少学者已经开始从学理上正视类型的作用。事实上，类型也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传统。中国百年来的小说批评体系基本是以“五四”新文学作为主要参照体系建构。“五四”新文学及其小说批评体系推动了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但从现在来看，该小说批评体系对中国类型小说的“忽视”是其重要的缺陷，一定程度上说类型小说的叙事传统最能体现中国小说的中国特色。梳理中国类型小说的发展流变，或许能为我们当下研究网络文艺的类型创作、建构包括网络小说在内的中国小说批评自主体系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笼统地说，类型小说是指以故事为叙述中心的情节小说，其中类型化是指故事叙事过程中产生的人物设定和情节设定的程式。由于不同题材表现出不同的程式，不同题材的故事也就形成不同的类型化小说。世界各国有各自的类型小说，但形成的路径并不相同。中国小说的类型化源于宋元时“说话”的“家数”和“门庭”。

罗贯中在元末明初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演义类小说，相当程度上是将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演绎三国的“说话”话本整理写作成型。从“说话”发展到小说后，明后期的冯梦龙将这类小说分成“私爱”“仇憾”“豪侠”“灵感”“痴幻”“秽累”等文类。冯梦龙不仅将这类小说分成类，还给予“通俗小说”的命名。他说：“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自此，这类以“里耳”为主要受众的类型小说也就有了通俗小说之名。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冯梦龙等人的创作实际上为中国小说确立了一个写作范式。这样的范式有三个特点：一是以题材作为根据进行类型划分。二是章回小说体。三是谐于里耳，给大众说故事。这三个特点中，类型化是根本，它构成了中国类型小说的叙事系统。中国传统的类型小说创作出《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等经典作品，张恨水、金庸及当下优秀网络文学作品构成了中国类型小说的现代形态和网络形态。

一百多年以来，对中国类型小说产生重要影响的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五四”新文化及新文学体系，它使得中国类型小说关注社会问题，表现人性和人道主义，塑造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写人物、讲故事，成为中国类型小说现代叙事形态。二是引进外来类型小说的新文类，外来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自清末民初之际进入中国，欧美的魔幻小说随着影视剧流行于当代中国。这些外来的小说文类不仅给中国类型小说提供了新的形式，而且在小说结构的逻辑性和情节故事的想象力上带来深刻影响。三是传播媒体的发展影响了小说叙事形态的变革。传统的书坊曾经促成了中国类型小说的章回体结构，现代报刊的连载体构成了现代类型小说的连缀体，当下的网络传播给予当代类型小说非凡的想象力。

中国类型小说形态跟着时代在不断变革，但它的核心价值始终是民族性。鲁迅在论及明之神魔小说时说：“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中国类型小说承载着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三教”虽复杂，但在类型小说中被归统为正反二元。二元文化看似简单，却符合中国老百姓的认知，这就是文化的世俗性。尽管现当代类型小说一直融汇外来的各种文化要素，尤其是网络文学创作，国外的魔幻文化、动漫游戏等都掺杂其中，形态更为繁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价值内核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中国传统的世俗文化之中。

类型小说大多追求市场效益的最大化，读者的阅读是其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中国的类型小说之所以不断发展，是它能够与时代发展合拍，在本土的社会热点中寻求新题材，提出新问题，也就始终能够抓住读者的眼球，拥有庞大而稳定的读者群。踏准中国读者生活的时代节拍，感知中国读者阅读的需求，中国类型小说的优秀作品只能在中国作家创作中生成。

中华文化、世俗生活、类型表述，中国小说基本上在这样的框架中前行，形成历史，成为范式。将中国类型小说视作中国小说的正宗，本没有什么异议。但是这个看似只是基于常识的认知，在中国小说批评标准的构建中并不简单。

20世纪初提倡“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对传统类型小说的文化意识持否定的态度，他甚至将中国小说称之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后来倡导“人的文学”、“五四”新文学的作家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他们推崇从西方引进新文学传统，并以此构建小说批评体系。这对后来的文学产生深刻影响。什么才是中国小说的主体，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最初提出这个问题，并且看法颇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朱自清。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虽然重在‘劝俗’，但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他认为文学的“标准”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不自觉的，一是自觉的”，“不自觉的”就是“传统”，“自觉的”是外来的种种标准，是“新尺度”。他认为“五四”时期新小说登上中国文坛是“欧化”的“新尺度”，以后会融入中国文学之中，成为中国小说的“传统”与“标准”。

朱自清的这些论述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文学的主体观。他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是中国小说的主体，类型小说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二是中国文学的整体观，中国传统小说和“五四”新小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而是可以相融合，成为中国小说的一个整体；三是中国文学的发展观，中国小说在接受新的要素中创新，不断地前行。

虽然朱自清认定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中国小说的正宗，并非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认可，但其从历史发展角度对中国小说的认定，对当下建构中国小说批评自主体系具有重要启示。20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小说”之所以被称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小说将中国传统小说的类型化的表达方式融进其中。新时期以来的很多小说，类型化的美学表现手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之，建构中国小说批评自主体系，丰富网络文艺理论，对中国类型小说批评传统的挖掘阐释仍需引起学界重视。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9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