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科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时代精神文明研究院研究员）

尚“和”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也是中国古代为政治国的价值遵循。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中蕴含丰富的“和”思想，其中，“和”“睦”“雍”“燮”“协”“谐”“合”等都有“和”之意，从修德以和、以和为贵的观念，到教化致和、邦国和合的理念，“和”思想早已蕴含于个人修身、家族和睦、社会和谐与天下和合之中。《尚书》将“和”思想与政治实践联系起来，展现中华文明的厚重历史与文明格局，充满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与治世理想，对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与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秉承修德以“和”

修德以和是《尚书》的重要思想，具有以“和”为核、以“德”为基的意蕴，“德”是“和”的前提与动力，“和”是“德”的表现与追求。后世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将“德”与“和”的关系阐释为“德莫大于和”，视“和”为统治者的最高道德准则，强调“和”是一种最高的德行，也是治理天下的政治目标。

《尚书》中多处记载对修“德”的推崇与尚“和”的探寻。德是君主的立身之本，舜帝时期，皋陶向大禹提出圣王与贤臣需要具备“九德”（《皋陶谟》），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的九种德行，认为每日能行三德，可做卿大夫，治家邑，每日能行六德，可做诸侯，治邦国。“九德”逐渐成为贤明君主的德行画像，与《论语・宪问》中“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都体现出为政者对民众的德行示范作用，勤于修德成为执政者安定万民的内在修养。伊尹在归政于商王太甲之际，训诫太甲要“德惟一”（《咸有一德》），强调天命在德，长治在一，顺天吉昌，反之则凶，要求继位的君主新受天命，需守纯一之德，时时勉励，日新其德，德盛方能安天下，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

德也是君主获得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从夏桀“弗克庸德”（《咸有一德》）、商纣“昏弃厥德”皆因失德而失天命可知，君王“以德配天”才能获得天命眷顾，辅佐有德之君乃天命所归。周公称颂成汤之治，认为成汤以“丕式见德”（《立政》），通过治国法度彰显王者德行，使天下皆知其德治之功，这与《诗经・周颂・烈文》中“不显惟德”形成文献互证，表明“显德”与“德治”成为西周时期的政治理想，以和为治、以安为功、以中治国的理念得到认可。《蔡仲之命》篇中，周成王在蔡仲就任蔡国诸侯之时指出，上天没有固定的亲疏偏爱，要“惟德是辅”，民心没有固定不变的归属，应“惟惠之怀”，只有辅佐有德行并施恩于四方的君王，才能百姓和睦、济世安民，这展现了执政者对修养德行与施政惠民的重视，无德天不佑，无惠民不归，君王德惠兼备，社稷方能长治久安，这与儒家“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勤德安民、修德以和成为执政者的治世理想。

推崇以“和”为贵

中国历来追求以和为贵，《尚书》亦推崇“贵和”的思想。其一，君臣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前提。《皋陶谟》篇，皋陶与禹在朝堂上讨论治国之道，提出“谟明弼谐”的治国理想，建议君主谋虑英明、臣下同心辅佐，遵循“同寅协恭，和衷哉”的君臣共事准则，其中“协”与“和”都传达君臣共治、以和理政的思想。商王武丁更是以酿酒和调羹为喻，表达对丞相傅说的礼敬，“若作酒醴，尔惟麹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说命》下），以“酒曲”喻傅说为立业之本，以“盐梅”喻傅说为治国之要，生动阐述了君臣相济的和谐关系，这与《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和如羹焉”的经典隐喻异曲同工，齐国大夫晏子同样以烹饪为喻向齐景公阐释君臣互补、政通人和的政治理念。周公旦劝勉召公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君奭》），指出“修和有夏”的原因在于，文王修明政事、贤臣辅德，君臣同心、德和天下，这警示后世君王，无贤臣君德难彰，唯有君臣和善相处，华夏万民方能和睦安定。

其二，百官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皋陶谟》曰：“百僚师师，百工惟时”，皋陶向舜帝阐明治国理政之道，要求百官相互学习、效法贤能，顺应天时、完成职责，从而建立和谐与有德的官僚制度。伊尹向商王太甲与群臣提出“惟和惟一”（《咸有一德》）的治国用人方法，明确百官应当履行的政治义务，既辅佐君王、施行德政，又协助下属、治理民众，保持同敬同恭、和谐共事的同僚关系。其后，周公向周成王阐述夏商周三代治国经验，认为商汤在都城商邑，“用协于厥邑”（《立政》），《尔雅·释诂》释“协”为“和也”，意为以合理的官制选拔任用百官，实现邦邑内部的和谐稳定与天下的万民归心。周成王在周公的辅佐下，主张“推贤让能，庶官乃和”（《周官》），将“任贤”与“和谐”联系起来，以“推贤让能”为用人原则，以“不和政厖”为失序警示，确立周朝的官德伦理，通过完善官僚体系实现官和政通，以百官之和推动社会整体和谐。

其三，民众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关键。周武王夺取政权后向殷商遗贤箕子请教“彝伦攸叙”（《洪范》），思考君王安定下民，使之“相协厥居”（《洪范》）的方法，帮助殷商遗民与周朝民众相互协助、安居其所。在调和殷商遗民与其他族群关系的过程中，周成王劝诫四方诸侯与殷商遗臣，“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多方》），强调由自己造成的家庭或家族内部不和，应当自己主动去协调，明确“和”的主动性与责任性，以“敬和”确立标准，以责任明确边界，彰显为政者的政治智慧与治理艺术。为了调和民众纠纷，西周官制中还专门设立了调解机构，《周礼・地官・司徒》曰：“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其中“调人”的职责，就是通过制度化的调解机制，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使民众和睦相处。

倡导教化致“和”

“教化”与“和治”思想贯穿《尚书》始末。虞舜时期，从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社会秩序初建，百姓不够亲和，故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人伦道德教化，《尧典》曰：“敬敷五教，在宽”，体现宽厚仁爱的施教思想，表明执政者意识到政权稳固的根本在于教化民心。西周初年，周成王设置“司徒”一职，使之“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周官》），将教化纳入西周官制，通过伦理教化实现兆民和谐，而春秋“礼坏乐崩”之时，孔子继承周朝的德礼教化传统，坚持“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也将“和”作为治世目标。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周穆王任命君牙为大司徒，提倡“弘敷五典”（《君牙》），体现西周伦理教化的政治传统。从“敬敷五教”到“敷五典”，再到“弘敷五典”，为“和”划定伦理边界，将伦理教化转变为国家制度，调和民众行为、规范社会秩序，逐步形成以教致和的政治思想。

以德化民是伦理教化的核心。《尧典》篇记载，在尧帝“克明俊德”的德治教化下，“黎民于变时雍”，天下民众的思想逐渐转变，齐心建设风俗大和的理想社会。周成王时期，以德化民成为诸侯安定殷商遗民的重要方式，周公告诫康叔要运用道德教化，“和怿先后迷民”（《梓材》），温和地引导和教诲迷茫的殷民，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服从管理，以实现诸侯教化之和。在此之后，周康王命四朝元老毕公高治理成周殷民，周公、君陈、毕公这三位先后治理成周的大臣，同心协力教化殷民，“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毕命》），政治因而清明有序，德泽如雨露般滋润万民，“和”从理念演变为治理实践。北宋《吕氏乡约》继承《尚书》教化致和的传统，提倡“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将“和”进一步转化为民间社会的行为准则，推动“和”思想由国家主张转化为民间的生活实践。

《尚书》还明确了教化与刑罚的关系，体现以德教为本、刑罚为辅的德刑思想。舜帝要求皋陶作为法官，“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民协于中”（《大禹谟》），用“五刑”辅助“五教”的实施，以伦理教化引导民众向善，将刑罚作为教化失效后的补充手段，使社会归于中正和谐的理想秩序。《逸周书·皇门解》中“敷明刑”的表述，佐证了《尚书》“明刑弼教”的思想，使民众明确行为边界，主动避免犯罪，最终实现天下大治。周公对殷商遗民酗酒成风的问题发布禁酒令，要求先施教化于聚众酗酒的殷商旧臣工匠，《酒诰》曰：“姑惟教之”，教化殷民认同周朝统治，若不服从教导，再进行处罚，这一教化优先的规定体现先教后罚的治理智慧。至周穆王时期，要求司法官员以轻重适中的刑罚治理百姓，“以教祗德”（《吕刑》），通过刑罚的威慑，引导民众主动遵守道德规范，构建和谐社会秩序。

追求以“和”安邦

自先秦以来，中华民族在邦国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始终秉承和平观念。《尚书》中“睦乃四邻”“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思想，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君王治理天下，需协调邻里之和。周成王册封蔡仲为蔡国诸侯，要求“睦乃四邻”“以和兄弟”（《蔡仲之命》），和睦四方邻国，以和邻固疆圉，和睦同姓诸侯，以团结固同盟，强调以德睦邻、以礼交邻，避免与周边邦国发生冲突，维护邦交与宗亲和睦，展现周朝以和安邦的治国之道。随着以德教化思想的远播，“四夷左衽，罔不咸赖”（《毕命》），四方边远民族依赖华夏德政，获得安定与福祉，这里的“四夷咸赖”突出华夏文明对周边族群的吸引力，展现从内政修明到外服四夷的政治追求，充分彰显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与包容性。

维护邦国之和是《尚书》的重要理念。帝尧为解决邦国林立、各自为政的政治困境，提出“协和万邦”（《尧典》）的治国安邦理念，旨在通过文化影响力而非武力征服，协调邦国之间的利益，化解邦国之间的矛盾，实现万邦和平共处。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时，援引《尧典》“协和万邦”的叙述，称赞帝尧“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这里的“邦”与“国”指华夏及周边所有族群政权，通过辨别百官的善恶贤愚，形成清晰有序的治理体系，使众多方国、部族协调和顺，通过“协和万邦”“合和万国”，建设邦国和平相处、合作共进的太平盛世。《康诰》篇记载：“四方民大和会”，四方万邦的民众和谐融洽地大规模聚集会合，共同营建洛邑，通过在天下之中建立政治中心，以实现对整个天下的有效治理，这是对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政治理念的实践，也体现“居中国而治天下”的政治智慧。

实现天下之和是《尚书》的崇高理想。《顾命》曰：“燮和天下”，这里的“天下”指周天子政教所及的整个文明世界，以华夏礼乐为中心的整个政治与文化共同体，包括王畿腹地、四方诸侯、万邦方国、周边部族等邦国内的民众，这里的“和”蕴含着主动调和之意，强调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的协调共生，与《国语・郑语》中西周太史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观念相似，史伯认为“以他平他”才能生成新事物，若“以同裨同”则会走向枯竭。这表明不同要素的多元共生是宇宙生成的根本法则，治理天下并非抹杀差异、强求一致，而是在承认区别、包容多样的前提下，相互协调达到和谐状态。这一理念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和平基因”，也为当今世界应对问题挑战提供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治理智慧，成为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思想纽带。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