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正英（中国人民大学古文字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共列孔子弟子77人，其中31人见于《论语》、28人被孔子或明或暗评论过，值得探讨。综合品读这些评论，分为品格、事功、为学三个层级。他认为，要造就大批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兴优秀“士人群体”，首先要从“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系统学习文化典籍培育基本素质开始，因此他评论学生也从读书学习开始。限于篇幅，本文只梳理这一基础层级。依笔者界定标准，《论语》共记孔子整体评论学生读书学习4次、单个评论学生读书学习9人，其中评子路9次、颜回8次、宰我3次、子夏3次、子游2次、子贡1次、子羔1次、曾参1次、子张1次。

先看对学生读书学习情况的整体评论。有两次是对全体学生不爱学习现象表达失望之情。一次是鲁哀公问孔子学生中谁最好学，他答颜回好学但“不幸短命死矣”，随之感叹“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又有一次是季康子再问时，他作同样回答后又一次感叹“今也则亡”（《先进》）。可见在孔子心目中，除颜回外，其余弟子学习都不够努力。

又有一次是针对全体学生学习内容的评论。《阳货》篇曾记广为人知的孔子“小子何莫学夫《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之论。此发问表明学生们平时都没有认真研读教材。因为由“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可以确认，孔子是用《诗经》和《尚书》作教材的，不然平时说鲁国方言的他，不可能那么严肃地用洛阳官话阐发两书要义。孔子为何如此重视《诗经》的文本学习呢？他讲得很清楚：因为《诗经》中蕴含着“事父”“事君”的深刻道理，学习里面的“道”，出仕前可用以处理好家庭关系，出仕后则可用以治理社会、服务国家。其“道”的具体内涵孔子已在这段发问中用“兴”“观”“群”“怨”作了归纳概括，学界研究已多，从略。其他记录可作补充。如，孔子批评儿子未读《诗经》时曾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其中“言”句当是说，只有学习《诗经》才能在外交场合通过“赋诗言志”的“言”为本国争取利益，同时“言”中也蕴含着品格修养的道理，这就是“事君”服务国家。“礼”句中的“礼”和《泰伯》篇孔子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的“诗”“礼”“乐”一样，都指《诗经》文本本身蕴含的礼学精神和德化意涵，而非另外两部《礼》《乐》专书。其句意是说，只有研读《诗经》文本，发掘其深藏的礼学精神、伦理指向，才能“事父”处理好家庭关系，以立身社会。

再有一次则是针对全体学生学习方法的评论。复原孔子的言说语境，应该是学生们受到批评后，转而遵从师教开始了《诗经》学习，而学习的方法则是涵泳背诵文本。孔子发现后又对大家的学习方法提出了质问：“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依孔子的理念，书本知识学习，既要重记忆之学，如《述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等（他本人就是百科全书式记忆大师）；更要重对书本精神实质的体悟和发现，如《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等，并且理解之后才便于记忆；而最为重要的则是能将书本知识道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一点才是他的终极教育目的。如《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开宗明义就是希望学生系统学习书本知识后，抓住时机（“时”），用其所学到社会生活中去实践（“习”）并接受检验。而此段对学生们学习教材方法的批评，就是对其教育目的的具体贯彻。他认为，学习《诗经》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先体会理解发掘提炼出其精神实质，进而能够将其道理灵活运用到将来的社会治理和外交场合实际工作中去，而仅会死记硬背原文则于事功无补。

次看针对单个学生学习情况的评论。在整体批评的同时，孔子针对具体学生的批评言论更多。最典型的是对子路的批评。如《阳货》篇记孔子针对子路不爱学习的毛病，以人即便具备六种美德若不爱学习也会隐藏六种危险的道理，苦口劝他读书。其中后三种“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刻薄）；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全部都是针对子路正直、好勇、刚毅品性却因不爱学习将会造成危险的后果所作批评。其中对因“好勇”而不爱学习会给社会造成“动乱”危害的道理揭示，颇具普遍性警示意义。在此基础上，孔子又借答子路之问进一步批评了他的不爱学习，提出了著名的“义在勇上论”。其“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的言说，既指出了有“勇”无“义”的危害性，更揭示了以道义统摄勇敢的必须性。而在孔子看来，勇敢性格是先天生成的，而高于勇敢的道义则是需要通过后天学习相关道理才能慢慢涵养培育的，目的就是教育子路通过学习成为真正的君子。子路的不爱学习，既有其天性的原因，也确实有他对书本知识认知偏差的问题，《先进》篇就记录了这一点。孔子批评子路怂恿子羔去当费县县长是“贼夫人之子”，即祸害人家的孩子，主要是认为子羔生性愚笨根本不具备从政素质，这由他的“柴也愚”（《先进》）之评可知。但子路却强力反驳，声称管理地方造福百姓意义更大，并且本身也是一种学问。其实他重事功与孔子的理念并不相悖，但问题在于其反驳老师的理由竟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可见子路从内心深处本就没有认识到读书能提升社会认知水平、提高从政者综合素质的重要意义，而是将书本学习与社会实践对立了起来，并且曲解了孔子阻止动议的真正原因。其曲解本身也正反映了不读书导致的认知局限，所以遭到了孔子“是故恶夫佞者”的严厉训斥。其他各处所记孔子对子路的批评，也都与其因不读书而导致的言行失误有关。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的叮嘱，因嘲笑老师“子之迂也”而遭“野哉，由也”（《子路》）的责骂，不愿与“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述而》）草莽之勇共同率军送死的假设，以“吾谁欺？欺天乎”（《子罕》）之怒对其违礼行为的质问，以“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对“君子亦有穷乎”（《卫灵公》）愠问的回应，所作“不得其死然”（《先进》）难得善终的预判，等等，都蕴含着孔子对子路因不爱学习书本知识而导致认知水平低下的警示与深深忧虑。

子路之外，孔子批评较重的还有宰我。他对宰我昼寝的失望之评广为人知。由此还导致了孔子从“听其言而信其行”到“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识人态度的转变。再有，孔子“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的著名言论，也是针对宰我不爱读书学习却又爱卖弄学问的行为而发。宰我答哀公问，竟然将周人以栗木做祖庙牌位的原因，解为以“栗”谐音寓意“使民战栗”。这种因没有文化而望文生义的信口开河，既歪曲了西周以德治国的基本事实，也触犯了孔子民本思想的底线，远在陈国的孔子听说后，失望至极。但因无法当面斥责，所以只好反复强调不要再传播这一有损孔门声誉的信息。其实夏、商、周用不同木质做祖庙牌位，都是就地取材，与寓意无关。还有，宰我因不读书而不知为父母守丧三年的礼制是为报答“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养育之恩，却声言应改为守丧一年，并振振有词。不论他的丧礼改革理由能否成立，但起码在孔子看来属于因没文化而导致的违礼不孝言论，所以斥为“予之不仁也”（《阳货》）。此外，《先进》篇所记孔子“参也鲁（迟钝），师也辟（偏激）”之评，亦当包括曾参、子张学习理解书本知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对子路、宰我、子羔的评论一样，也是负面的。

更需注意的是，即便最爱学习也最得偏爱的颜回，其实孔子对他的学习表现也很不满意。颜回去世前，孔子曾当众对他的学问作出过“回也其庶乎”（《先进》），即已差不多了的整体评价；当有人对颜回的学习表现提出疑问时，孔子还曾为其作过辩护，称他“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为政》），说颜回听自己讲述时总是不提个人见解，好像木讷迟钝，其实他是在深入思考，最后是能够发挥老师学说的；甚至还私下向子贡问及过颜回读书的悟性问题，当子贡夸张地自谦不如“回也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时，孔子竟然同意了子贡的说法，足见偏爱之深。颜回英年早逝后，孔子更是多次表达伤痛之情并将其树为刻苦学习的典范，常常怀念他“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唯一能坚持听自己讲授而不懈怠的学生）”（《子罕》）的过往，惋叹他“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是一位学问不断精进而早亡的学生。但是，当孔子与颜回独处时，表现出的则又是另一番心情。他曾感叹：“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先进》）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一是可见他对学习最刻苦的颜回能提出个人见解期待很高；二是尽管颜回给出了“仰之弥高”“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即不提己见是学问水平远远赶不上老师的理由，但他还是认为颜回的表现有违自己“教学相长”的重要认知；三是从孔子的叹惜结论和《先进》篇并未将颜回列入四科中的“文学（文化学术）”科看，可能颜回确实没能对老师的思想体系建构贡献过应有启发，也许这正是孔子的最大遗憾。

与如上多从负面评论学生的学习表现不同，颇值珍惜的是《论语》还记录了孔子两次分别对子贡、子夏的正面激赏之评。这两段师生切磋《诗经》具体作品的著名对话，早已成为学界长期讨论的话题。在孔子眼中，子贡是位头脑活、口才好的商人，这从他的“货殖焉，亿则屡中（预测商情，屡屡得中）”（《先进》）评价和将其划归“言语”（《先进》）科代表可证。但作为一名商人，却能将老师提出的道德修养精益求精理念，与描写美男子的《诗经·卫风·淇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句联系起来，这一独到理解，既完全符合孔子极重《诗经》文本礼德精神发掘的意图，更让孔子看到了子贡学习方面举一反三的能力，因而给予了“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的充分肯定。相对于子贡，孔子对本就列为“文学”科代表的子夏，在学问方面的期望则更高。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的叮嘱，便是对子夏成为有扎实文献功底思想者的期许。而《八佾》篇所记两人就《诗经·卫风·硕人》诗句意涵的对话，比与子贡的对话意义更大。当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此句今亡逸）’何谓也”，而孔子以“绘事后素（先有洁白的底子然后画花）”作答后，子夏追问：“礼后乎？”因而受到了比对子贡更高程度的激赏：“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两处对话同被激赏的关键当然都是发现了两人触类旁通的解《诗》能力；但子贡将精益求精与切磋打磨联系起来毕竟没有难度，而子夏由美女先有洁白的脸蛋然后点缀美丽的眼睛和笑靥所作深层类比，不论是学界理解的“礼”后于“仁”，还是笔者理解的“礼”后于“情”，触及的都是儒家思想核心问题，这正是孔子所期待的对《诗经》文本深层精神实质的正解。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认知连孔子自己也从没有想到过。如果说子贡的联想是在老师“启”之下的“发”，而子夏的意涵发掘则是倒过来启发了老师的认知，当然就令孔子兴奋不已了。

再看孔子对学生读书学习评论揭示的重要问题。综合梳理孔子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如上评论，整体上是负面的，同时对个别学生的表现又是激赏的。本文以为，这至少揭示了以下问题：

首先，揭示了孔子培养学生的高标准、严要求。既然他培养学生的目标是造就大批有学问、有思想、能为民、能治理、道德完美的新兴“士人群体”，因此其认为为学关涉人的基本素质和认知水平，是事功和品格的基础，必须扎牢，否则就承担不起将来改良社会的重任。所以，依自己“学如不及”（《泰伯》）的高标准审视学生们的学习表现时，自然整体上感到失望；即便对被列为“文学”科代表的子游，也只是以“割鸡焉用牛刀”“偃之言是也”（《阳货》）的玩笑方式，肯定了他治理地方时对“道”的践行，亦没有对其学“道”本身直接赞赏。这充分体现了孔子高度的社会和职业责任感，客观上也反映了其首创“有教无类”（《卫灵公》）、“学在民间”复杂身份成人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易。

其次，揭示了孔子的重实践教育理念。他从齐家和为政两个层面强调研读教材《诗经》的重要性，批评学生不重传统典籍研习、学习方法不当，体现了其重在学习能力培养、学以致用、活学活用、道理指导实践又接受实践检验的先进教育理念。这些理念是至今仍值得传承的宝贵思想资源。

再次，揭示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方针。他之所以公开批评子路最多，是因为清楚“由也兼人”特点，所以采取“故退之”（《先进》）的方式，并非真的厌恶子路。而对颜回采取私下“交心”式批评，被颜回喟叹感激为“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子罕》），则是基于其对“贤哉，回也”（《雍也》）完美品格的认知。实践证明，孔子开创的因材施教方针，早已成为行之有效的优秀教育思想资源之一。

复次，揭示了孔子的学术平等观。整部《论语》所记多是生“问”师“答”内容，而要求学生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对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是也。而对子贡、子夏进一步追问的激赏性评论，不只是说明孔子具有博大学术胸怀，更彰显了他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先进观念。与子夏的问答，还使我们发现了《诗经》解读在孔子师徒手中，实现了由外交场合罔顾文本原意的借题发挥，到在尊重文本原意基础上发掘深层意蕴的时代转向。对子夏的激赏，亦对孔子“教学相长”教学规律认知、学生创造力的激发具有范式意义。

总之，《论语》所记孔子对学生为学情况的评论，都意在明示：读书学习是“士人群体”的立身之基。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