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今天，读书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然而，热闹背后，一个问题却沉在底下：虽然书越出越多，手机、短视频等却抢占着我们的注意力，阅读越来越碎片化、快餐化。即便阅读的“量”上去了，但阅读的“质”呢？那些需要沉下心来细细品味的经典，跟我们的日子到底还有多少关系？刘跃进先生近期出版的《今天，为何读经典》一书所回应的，正是这个绕不开的问题。

《今天，为何读经典》

刘跃进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作者：马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

这本书是一部学术随笔集，所收的文章主要是作者在学术会议和大学讲坛内外，面对公众所做的发言与思考，但这些文字却全都关涉同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刘跃进把他几十年的阅读经验、治学心得和对时代处境的观察，一点一滴地铺展在读者面前。在这本书中，他会告诉你，经典与个人的生命可以怎样真切地相互照见；他会解释，经典背后是一整个文化实体，需要一代代人守护和传递；他也会提醒你，在技术至上、实用主义盛行时，读经典是一种必要的平衡。

全书分三辑，取名都出自《诗经》——“声闻于天”“日月其迈”“鼓瑟吹笙”。第一辑“声闻于天”收录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抄本时代的经典研究问题》等文章，从宏观上探讨经典阅读的当代意义及研究路径；第二辑“日月其迈”则收录了对郑振铎、何其芳、杨义等前辈学者的追忆，以及潜心治学的心得体会；第三辑“鼓瑟吹笙”更多是面向公众的发言与致辞，不仅表达出友朋之间心灵呼应的情感，更说明了人文经典的社会性特质。每一篇文章都触动着当下人们阅读经典的困惑，却又不止于此。

关于经典的问题，作者认为无非两个：一是“为何读”，二是“如何读”。关于“为何读”，整本书从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经典唤醒人的生命意识。在《难忘诗骚李杜魂——谈谈文学经典阅读问题》中，作者拿《诗经》做例子，点明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其含蓄之美可承载人类共通的情感。“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书中以《王风·黍离》为例，提及后人对它作为政治诗、离情别绪诗和情感生命诗的解读。汉代郑玄、唐人孔颖达的笺证，唐人刘禹锡的《石头城》以及清人朱彝尊的《雨花台》，都表明这首诗是政治诗。唐人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所描绘的场景和《黍离》类似，讲的却是离别。而叶嘉莹先生在叶赫水畔寻根，面对沧海桑田吟诵《王风·黍离》的感人一幕，更是深刻揭示了经典的本质：经典并非故纸堆里的文字，而是个体生命与历史相遇时，那种“中心摇摇”的深切共鸣。

其次，经典是文明绵延的根脉。作者在书的序言中引用了罗素的一个著名论断：“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实体。自古以来，只有中国的文明得以存活至今。”罗素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而依然能够生生不息、传承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文明早已通过“文化实体”的深厚积淀，渗透并支撑起了整个古老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血脉与身份认同。而经典，恰恰构成了这个庞大文化实体的核心载体与精神基因。因此，理解经典的意义，在中华文明的脉络中，便自然而然地被提升至一个极其宏大且深刻的层面——它不仅是对文字与思想的学习，更是对整个民族文化之根脉的守护与传承。从屈原《离骚》中“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与上下求索，到李白笔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壮阔豪情与浪漫想象，再到杜甫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深沉忧思与家国关切，这一条清晰而连贯的精神谱系，通过经典文本的代代相传，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汇聚、激荡，最终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独特而坚韧的文化灵魂与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之所以能穿越千年而不坠，有赖于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守护与传续。因此，书中《为人生的文学与为文学的人生——向郑振铎、何其芳致敬》《杨义先生的学术思想》《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在逆境中体现出来——写在〈孙昌武文集〉出版之际》等文章，记载的正是这样一群前辈学者，他们以毕生之力为经典“摆渡”，为传承中华文化根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传承经典的精神力量，在新时代不断滋养民族灵魂。

最后，作者认为，读经典是对“技术至上”和“实用主义”的一种必要平衡。书中《文学史的新背景：学术国际化、知识商品化、方法技术化》一文中提到，现在的学术研究也面临着“商品化、项目化”的压力，很多人读书不是为了与经典对话，而是为了发论文、拿项目。面对这种“技术至上”全面覆盖的趋势，经典提供的是一种不同的尺度：它不告诉你怎样最快拿到结果，而是提醒你还有一种更慢、更深的思考方式值得保留。然而，这种思考方式的存续，不能仅靠读者的个人兴趣，更依赖一个健康而有生机的学术生态。书中《古代文学研究不能自我边缘化》《积极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体系建设》等文，说明经典阅读不只是一个“个人兴趣”问题，更是一个“学术生态”问题，如果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自我边缘化”了，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自说自话，普通读者又从哪里获得能打动人心的经典阐释？相反，如果这个学科有温度、有底气，自然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走近经典。正如作者所引的程千帆先生在《书绅杂录》中的表述：“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现在活着的人，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便没有意义。我们把杜甫讲得再好，杜甫也不知道了。我们把杜甫讲得更深刻一些，是为了更多方面贴近文学史本体，是为了现代人，是为了现代的文化创意，包括创作，包括建立我们的文化体系。”

经典滋养人心、延续传统、抵抗单一标尺。那么，具体该怎么读呢？刘跃进结合自己几十年治学经验，归纳了四种有效的读书研究方法。

第一种是“开卷有得式”研究。不预设太多功利目的，随手翻开，随读随记，在放松的状态下与经典相遇。经典不是非得正襟危坐才能读的，有时恰恰是那种不带任务的翻阅，反而让人豁然开朗。第二种是“探源求本式”研究。强调对资料的竭泽而渔式搜集。有些流行多年的说法，一经追本溯源，才发现是后人的曲解。书中《抄本时代的经典研究问题》一文对此有细致讨论，强调文献学是接近历史的最佳途径。第三种是“含而不露式”研究。其特点是问题具体而结论具有辐射性，强调对古人的“同情的理解”。第四种是“集腋成裘式”研究。以资料长编为基础，通过长期积累实现学术突破。这四种方法，正好对应了不同读者、不同阶段的阅读需求。

这本书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精神立场。作者反复强调一句话：“坚守中华文化传统，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初读时可能会觉得这是惯常的说法，但全书读下来就能明白，这是作者在长期治学中不断确认的坐标——不是拒绝外来，而是守住自身。书中《丝路文化与中国文学》一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丝路文化本身就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产物，作者由此展示的，是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里怎样吸纳外来元素以及传播中华文化，且始终未丢失自身的根脉。今天重读经典，也是这样，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有了清晰的坐标之后，再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展开平等的对话。作者认为许多速成的文化潮流能迅速抓住人们的眼球，但无法真正扎根于人的心灵深处。在《退潮之后读顾彬》一文中，他谈论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既肯定外来视角的启发，也清醒地指出其局限。这种既有根柢又开放包容的姿态，贯穿全书，也为经典阅读锚定了清晰的精神坐标。

或许，《今天，为何读经典》这本书无法替你读完任何一部经典图书，但它会让读者相信：读经典这件事，永远值得沉下心来，慢慢开始。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9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