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崔兴毅

　　近日，第十届农业文化遗产会议在贵州黔东南凯里召开。围绕“激活农业文化遗产内生动力共同绘就宜居宜业富美乡村”主题，与会者分享着关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真知灼见，思考与讨论也从会议室被拉向更远的梯田、林地和村寨——

　　“农业文化遗产不是静止的‘文化标本’，而是人与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活态系统。”这句话在会场内外被反复提起。一个共识越来越清晰：保护不是把遗产装进柜子，而是让它继续生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说得直接：农业文化遗产不能简单等同于地方名特优农产品，更不能窄化成孤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它的价值，藏在生产方式、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和社区生活长期咬合而成的复杂关系里。

　　科学认知，是有效保护的前提。

　　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正是这种系统认知的活样本。千百年来，哈尼族依山开垦，形成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相互依存的结构。森林涵养水源，水系灌溉梯田，梯田滋养村寨。如今，当地仍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作为整体进行系统性保护，让传统农业的智慧流动在山间。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巍团队利用地方志、历史舆图、影像资料，借助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识别技术研究中国圩田，发现不同水土条件孕育出多样的农业空间形态。“现代土地整治不能只追求规模化和标准化。”郭巍认为，传统农业空间背后的生态和文化逻辑同样重要。

　　新的风险不容忽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江东提醒，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正在考验传统农业系统的韧性。应加强气候敏感区和高风险区识别，通过动态监测、影响评价和模拟预测，探索分区分级的适应性保护策略。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正从“看得见的遗产”，走向背后的完整系统。接下来的问题是：传统农业智慧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伽红凯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既是传统农业智慧的载体，也是重新认识现代化、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资源。要厘清传统农业知识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联系，认识遗产地资源的特异性，探索传统农业智慧与现代产业的结合方式。

　　在这方面，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提供了一个样本。当地食用菌栽培历史可追溯至13世纪，此后经过漫长的演变形成了森林保育、菌菇栽培与农业生产相融合的复合系统。从剁花法、段木法到代料法，技术演化的链条得以完整保留。2022年，该共育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当地没有让老手艺变成展览品，传统生产智慧在现代产业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保护与发展之间，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

　　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何思源看来，保护，应该成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真正可持续的利用，应让产业收益反过来支撑遗产保护，让社区从保护中获得稳定收益。为此，她提出“生态内化、价值实现、治理维系”三个关键机制，推动保护地从“隔离式保护”转向“协同式发展”。

　　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就展示了这种可能。当地在稻田中种稻、养鱼、养鸭，鸭食虫、鱼食草、鱼鸭粪肥田，形成延续1400多年的复合生态农业系统，既保障农业生产，也发挥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孙业红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转型之间的关系，她认为，乡村旅游要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和品质提升，强调轻运营、微改造和村民参与。对农业文化遗产地而言，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本身就是乡村旅游差异化发展的资源。

　　会议结束后，记者注意到，有人要去看梯田、赶耕牛，还有人要去溯水源、钻山林和逛寨子……可见，传统农业的智慧终究要回到田里，而田里的事，也从来不只是田里的事，还有生态保护、环境适应、文化传承、运营改造、村民参与等诸多科学认知与在地实践。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9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