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董晨宇

　　你有多久没有读完一本书，看完一部电视剧，或是读完一篇长文章了？在这个注意力不断被抢夺、被切碎的时代，深度学习仿佛成了一种奢侈。作为一名常常需要在讲台上阐释平台社会与创作者经济的研究者，我也习惯了以加速的视角来理解当下的媒介生态精神生活。直到3年前，我误打误撞与播客邂逅，才开始体会到“慢下来”所带来的充实与愉悦。

　　我第一次录制播客，是受播客《声东击西》邀请，参加“520”特别节目的录制。然而我们聊天的话题却与节日气氛截然相反——分手。在长达65分钟的节目里，我们对着麦克风，畅谈现代人在情感连接中的脆弱与挣扎，反思社交媒体对群体行为和伦理观念的种种影响。出乎意料的是，这期节目收获了听众的广泛共鸣，还登上了播客平台的首页推荐。从那以后，各种录制邀请纷至沓来，我就这样一脚迈进了播客的世界。

　　后来，我尝试做了一档自己的播客，名字叫《我有一个朋友》。开播客的初衷其实很简单：我会在各式各样的场合认识很多新朋友，交换微信之后，总会说一句“以后常联系，多交流”。但事实上，如果不考虑逢年过节的问候，我们几乎很少有机会再深入交流。这让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他们都在各自的行业中闪闪发光。那么为何不尝试通过播客，去了解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洞见呢？

　　在这方小小的声音实验场里，我拥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把手机调至静音，和一位朋友面对面坐下，不受打扰、毫无保留地交换两三个小时的思想。30多期节目中，我向知识类短视频博主“柴知道”询问知识类创作者为何常常陷入贩卖焦虑和偏见的困境，向律师杨凯询问治理网络谣言的好方法，向传播学者秦兰珺询问各种大众软件如何重塑我们的思维模式，与新媒体研究者张伊妍探讨粉丝经济背后的算法博弈。每期节目的评论区中，都会有大量听众分享感悟或提出建议，阅读这些留言，反过来也在丰富我对播客创作的理解。毫无疑问，这档播客最大的受益人，一定是身为主播的我。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下，播客的出圈有些出乎意料。但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这也并非偶然。一方面，在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泛滥的今天，人们本能会渴望有长度、有深度的沉浸式体验；另一方面，在视觉上琳琅满目的现代生活中，播客提供一种难得的听觉亲密。这种在场感，不强求目光聚焦，又保持着安全边界，借由声音抚慰着无数人的内心。

　　回望人类发展历史，声音本就是最古老的交流媒介之一。播客，就像是城市快速路旁缓慢流淌的一条河。我们坐在河边，交换故事、消解偏见、用公共性的对话，建立理解和善意。如今我的工作越发忙碌，录制播客的频率也不再固定，但这段经历所唤起的对深度对话的渴望，一直陪伴着我，让我能够更加从容地思考和生活。

　　（光明日报记者张云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8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