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伏俊琏（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北宋中期之前，中国的文字记录主要用抄写的形式，学术界称之为“写本时代”。写本的载体主要分为简牍和纤维纸，因此写本时代又可以划分为简帛写本时代（前13世纪—5世纪）和纸写本时代（5世纪—11世纪）。简帛写本时代，大约从殷商开始，直到5世纪的东晋后期，纸写本完全代替了简本。这中间有300年左右的简纸并用时期。东晋后期到宋代初期约700年，纸写本记录着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北宋中期之后，刻本遂成为文字的主要载体，中国文化进入刻本时代。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千多年，其中写本时代至少两千多年。因此，不研究写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有缺憾的。

　　现代意义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其主要源头是清代汉学，尤其是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整理典籍强调在古本、善本基础上校勘，最后形成最接近原始文本的“定本”。但他们所说的“定本”，主要是刻本。20世纪初，梁启超、胡适等倡导“整理国故”，提出用科学方法重新研究古籍，强调实证与系统性整理。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将地下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开创文献研究新范式。在此基础上，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问世，是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通论性著作。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创会会长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1982）出版，构建了以目录、版本、校勘为核心的学科框架，标志着“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但是，现代古典文献学是立足于宋代以来的刻本文献建构其学科理论、学理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对20世纪出土的写本文献或者关注不够，或者纳入“刻本”系统进行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写本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其研究方法有削足适履之嫌。

　　19世纪末以来，出土的大量写本时代原生态的“简牍写本”和“纸写本”，呈现了与后世刻本不同的文本形态。出土的简牍写本，主要有战国时期的郭店简、曾侯乙墓竹简、包山楚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秦简主要有湖北的睡虎地秦简、江陵王家台秦简、湖南的里耶秦简、甘肃天水秦简、北大秦简等。汉简主要有甘肃居延汉简、武威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水泉子汉简等，以及山东银雀山汉简、河北八角廊汉简、安徽双古堆汉简、江西海昏墓汉简、湖北张家山汉简、荆州胡家草场汉简、成都老官山汉简、北大汉简等。三国及晋代的竹木简，主要有新疆古楼兰遗址魏晋木简、湖南走马楼吴简等。在总数超过三十万枚（件）简牍中，一部分是“牍”“方”，至少有两千多件由多枚简编连而成的“写本”。据我们初步考察，可以算得上“文学写本”的有二百多件，文学作品或具有文学性的文章有一千五百多篇。简册之外，还有大量的甲骨文、金文、帛书、战国盟书、秦汉玉牍、早期石刻、砖志等，真实再现了“写本时代”各类文献的原始面貌，为学术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生态文本。

　　写本时代的纸写本主要指敦煌写本，总量超过7万件，其中有大约800多件文学写本，抄录的文学作品有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解座文、话本、词文、诗、曲子词、故事赋、邈真赞、书、启、状、牒、碑、铭等数十种文体，内容雅俗并存，以俗为主。吐鲁番文书中，也有100多件文学写本，其中碎片较多，内容包括唐前经典文学、讲唱类文学（讲经文、变文、歌辞、斋文、故事赋）、文人诗文类、应用文书类、官私文书类等，有俗文学，也有雅文学。日本也保存了奈良平安时代（710—1192）的中国文学写本。据阿部隆一《本邦现存汉籍古写本类所在略目录》统计，奈良、平安、镰仓时代的汉籍古写本700多种（不包括佛教写本和敦煌写本），这一时期的文学写本近60部。

　　简牍的出现，形成了国际显学“简牍学”。法国汉学家沙畹《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1905）和王国维《简牍检署考》（1912）是简牍发现初期的代表著作。从此就形成了“简牍制度”研究和“简牍文献”研究两大类。“简牍文献”是简牍学研究的重点，论著数以千计。敦煌吐鲁番学也是国际显学，从1909年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发表至今一百多年来，初步统计的研究论（译）著超过17000多部（篇）。

　　随着“简牍学”和“敦煌学”的开展，学者发现，研究写本，并不等于研究“文献”或“文本”，“写本研究”指的是围绕“书写”这一行为所形成的一整套研究，包括写本载体、书写工具、书写方式、抄写内容、写本流传等诸多方面。过去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研究简牍写本和敦煌写本，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采用“挖宝”式方法，从一件完整写本中“挖取”研究者所需要的某类或某种体裁的作品，而对抄在同一写本的其他内容顾及较少。第二，按照传统文献学的“定本”意识，把不同写本上的同一篇文献，通过校勘合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定本，而无视不同写本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文化情境。第三，对写本的制作和制作者、同一写本上不同文献之间的关系考虑不够。如果说研究传世文献主要是平面的静态的方式，那么，写本学研究则更强调动态的过程，它呈现的是文本的生成、制作、传播等一系列过程。因此，个体性、流动性和整体性是写本研究的主要特点。

　　在宋前漫长的“写本时代”，中国文学是以“写本”为基本单位，制作文学、传播文学，文学消费者接受的往往不是一篇作品，而是一件写本；这件写本上可以抄一篇作品，更多的是抄数篇作品。每一次的抄录几乎都存在改编、增删，不同的作品会重新组合，从而形成新的文学写本。每一件写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文学世界，都会呈现不同的文学风貌。抄有数件作品的写本，除了组成此写本的数件作品之间有着值得探讨的内在关系外，其中的每篇作品都有其独特的个性，而这些个性往往和其他写本抄录的该篇作品有差异。除了文字的差异外，还有写本的整体性、系统性赋予他们内涵的不同。

　　比如近五十年来，出土了六种《老子》的早期写本：郭店战国楚简三种、马王堆西汉帛书两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一种。每一种写本上《老子》的文本都不同，且差异较大，反映了流传过程中人们对《老子》内容的选择。郭店三种《老子》，其中第三种与《太一生水》合为一件写本，学术界或认为这两篇其实是一篇逻辑清晰的文献，《太一生水》是对前抄《老子》的引申和发挥。帛书《老子》两种，甲本《老子》之后接抄有《五行》《九主》《明君》《德圣》《九主图》，作为同一件写本；乙本《老子》抄在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之后。甲本乙本《老子》的摘抄内容不同，与它前后同抄文献有密切关系。同一种作品在不同的写本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与其他作品的组合方式也不同，呈现了写本制作者对其内涵的认识，与当时的文化情境密切相关。

　　所谓整体性，就是要把一件写本中的数篇作品作为互为关系的整体，探讨它们之间从体制、内容到运用的共同性，也探讨写本制作者把它们抄在一起的用心。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构成文学文本，体现文学主人的知识世界和情感世界。比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为五十一支简编连成的写本，内容分为十部分。其中第七部分是三十九句韵文，用“三三三七四七”句式讲为吏之道，与《荀子·成相》体式相同，契合《汉志》“诗赋略”中的“成相体”，因而为学术界所关注，近三十年来编撰的多种《秦汉文学史》都讨论过这篇作品。其实，写本中十部分是一个整体，它是墓主人“喜”的杂抄本，“喜”是秦代小官吏，担任御史、令史等文职书记员和司法小吏。《为吏之道》真实地展示了“喜”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忧虑，呈现了当时基层官吏战战兢兢的心态和精神世界。同时，简册还为我们再现了秦代基层官吏以背诵为主的学习方式。写本以四言韵语为主，说明这是他平时背诵的官箴警句。内容零散，各段之间逻辑关系不明确，说明整件写本的内容是不成系统的，是他分数次凭记忆完成，反映了这段时间“喜”的心理状态不佳，思维琐碎紊乱。第七部分“成相杂辞”，以后世弹词一样的快板曲调吟唱，节奏分明，韵律铿锵，内容连贯流畅。心理学研究证明，长歌当哭，是对零乱思想的最佳平复和对压抑情绪的最好发泄。因此，整件写本就是以“喜”为主人公的文学世界，这里有他的形象，还有他的思想和情感。

　　文学写本的流动性，可从两方面讨论。第一，一件文学写本反映的是创作或编集的动态过程（写本时代写本的制作者往往兼具作者和编集者双重身份）。比如，敦煌S.6234、P.5007、P.2672三件写本可以缀合，是晚唐浙东流寓到敦煌的诗人张球的手稿，保存了近三十首诗，包括他的创作草稿和整理誊清稿。诗篇记录了作者从凉州出发，一路向西，经张掖、酒泉、敦煌、吐鲁番，一直到今新疆焉耆和库尔勒之间的铁门关。晚唐时期，这一地区人烟稀少，破败荒凉。诗人忧愁、孤单，思念家乡，一路上，他拿出朋友写给他的信札，在这些单页信札的空白处写下了诗的初稿，后来又对诗稿进行修改、誊抄。透过敦煌保留的这几片残纸，似乎看到诗人的身影，看到唐人诗歌创作、记录、保存、传抄、流动的现场和过程。第二，同一篇作品，在不同的写本中文字有差异，同一写本的关联作品也不同。这种文字的不同和关联文本的不同，会使作品的寓意发生变化。比如敦煌有多件写本抄有刘长卿的《酒赋》：P.2488写本与《贰师泉赋》《渔父歌沧浪赋》《秦将赋》抄在一起，可见是俗赋的汇录。这件写本中，《酒赋》名“高兴歌酒赋”，同一写本中的《沧浪赋》题名“渔父歌沧浪赋”，说明这一组赋是用来唱的，“高兴歌”“渔父歌”是它的乐府歌调，“酒赋”“沧浪赋”是篇名。P.2633写本中《酒赋》与《崔氏夫人训女文》《杨满山咏孝经》抄在一起，这三篇作品都是婚礼上的诵词，说明《酒赋》是婚礼的劝酒词。P.2544、P.3812、S.2049三件写本中，《酒赋》与刘希夷《白头吟》、高适《燕歌行》、王翰《饮马长城窟行》、李白《将进酒》等抄在一起，是吟诵的歌行体作品集。在不同写本中，同一篇作品的文本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是其流动性的表现，也是用途的特殊性和制作的个体性的表现，呈现了不同的文化情景。

　　绵远悠长的写本时代，是中华文明逐步成熟的时代。简牍写本和纸写本作为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和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的基本元典、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哲学、艺术等精神生活，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等社会生活，饮食起居等物质生活，都是由写本记录并形成比较固定的范式。“写本文学”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的视角和理念，也是研究对象的拓展与转换。借助“写本文学”的研究方法进入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现场，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古代文学的生成和传播，更为真切地了解古人的文学世界和文学生活。用写本文学的方法重新审视传世文学，可以对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新的认识和诠释。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