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建增（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度”是一个以公共性为价值内核的重要范畴。作动词时，度意指度量、权衡与省思，关乎社会运行的尺度，指向秩序建构；作名词时，度既指度量单位与器物之标准，更引申为法度、制度等抽象规范，指向法则生成。由此可见，作为秩序与法则的“度”，内在地蕴含着公共性意蕴。从哲学角度审视“度”的公共性维度，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明内在逻辑的理解，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度量与创构

　　“度”的秩序意味，体现在其社会建构层面的实指性度量作用。“度”字从又，其本义为以手度量，有技艺之属性。度量重在通过测量给出尺寸，以确定事物的长短、宽窄或大小。然而，古人对度量的理解并未止于技术层面，《淮南子》有言“度形而施宜”，意谓度量的最终指向是“施宜”，即依据客观尺度作出合宜的抉择，而“施宜”的关键则在于行事适中、合乎秩序。由此，度量不仅是物理层面的规制，更关乎事物合理结构的建构，进而与社会秩序的形成内在相通。在此语境下，度量被赋予建构社会秩序的重任。

　　中国古人相信天地皆可丈量。其中，度天厘定方位和季节，创构时空秩序。据《周礼》所载，古人曾以圭表测影之法辨方知时：于平地立表，以表为心画圆，记录日出与日落时表影与圆周的交点，连接两点即得东西方向，再取两点中点与表心相连，便是南北方向，由此确立四方之序。在长期观测中，古人又发现夏至正午日影最短，天气暑热；冬至正午日影最长，天气寒凉，由此形成夏至、冬至及寒暑交替的观念，进而建构起岁时秩序。度天所创构的时空秩序，不仅为农耕生产提供了节律依据，更为古人安顿于天地之间提供了本源性支撑。度地则侧重于政治空间的构建，并为人伦秩序提供地理依托。其功能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都城，中国古代王朝选定都城是为毗邻天室、承接天命，以安定天下；二是划定疆域，以土圭度地，能够做到寸土分明，实现对国家辖域的硬性规定，使政治体制的地理边界趋于清晰明确；三是安民兴邦，度地意在择地，核心是取天地资源利养万民、驯育牲畜，使民众有地可耕、有地可居，使社会臻于和谐、国家走向兴盛富强，这是王者之制的重要内容。

　　可见，无论是度天，还是度地，都遵循创构秩序的逻辑，都致力于对事物的精确把握和有序安排，以营造一个允许大多数人进行复杂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

忖度与制义

　　“度”的秩序之义，还体现在其虚指性忖度动作，通向对形势和时宜的判断。“度”可引申为忖度，意指以心思忖，由实践层面的度量上升为心灵层面的思虑谋划。《尔雅》将“度”解为“谋也”，《管子》将“度”与实、诚、厚、施、恕合称为“心术”，皆是将“度”引向心灵技艺层面。《韩非子》亦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圣人忖度治国之本，不以私欲为转移，唯求有利于民。《鶡冠子》则从另一角度论忖度之要：“善度变者观本，本足则尽，不足则德必薄，兵必老。”善于忖度时势变化者，必先把握事物根本，根本充足则事功可成，不足则德行与国力皆将受损。可见，忖度之“度”是一种心灵智慧，是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建构秩序的集中体现。

　　忖度当以“义”为本。古人说：“心能制义曰度。”义指合宜，制义即能够精准剖析现状、准确预判未来，采取符合时宜和时机的行动，这是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主体性前提。诉诸“义”的心灵活动方可称为“度”，这也对忖度提出了较高的价值要求。即是说，忖度并非简单的心理活动，而是能够洞察时变、抓住事物发展规律以及坚守真理的思考方式。

　　真正做到忖度，思想的主体必须有力有德。“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同力才能同德，同德方可度义。这需要具备两种修养：一是反求诸己。孟子曾以权衡轻重、度量长短为喻，主张为政者应善于以度物之法度心，时刻审视自身的心思与修为，使之合乎义的要求。二是由表及里。董仲舒引用《诗经》“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指出物有相类的规律，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透过外在的现象，可以发现其背后隐藏的实质性内容。只有反求诸己和由表及里相结合，思想的主体才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方可在力与德的涵养中通向义，做出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秩序稳定的公共行为。

尺度与制度

　　“度”的法则面向，发端于其作为标准尺度的事物形态。尺度，既指长度单位，亦指测量工具。中国古代的长度单位主要有分、寸、尺、丈、引等，其中“尺”兼具实物形态，是最基本的长度测量工具之一，并衍生出丰富的文化意涵。规与矩虽为制圆画方之要具，然其操作之精微，须以尺为凭方能标定尺寸、统一度规，使方圆得以具备精确的长度规约。由此引申，拿捏分寸、把握尺度，是运用规矩以成方圆的内在要求。尺度遂超越单纯的物理度量功能，成为衡量事物发展变化是否恰当的重要准则，并彰显出鲜明的公共性。

　　当尺度被广泛认可，就上升为法度。评价一个人行事有分寸，实质是肯定其遵守法度，符合公共性的要求。法度决定事物是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法度的设置，能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和行动，使社会在法则的轨道上有序运转，形成一个能包容所有民众及其合理行为的公共空间。守正创新，守的是标准和法则之正，创的是符合尺度和法度之新，二者皆以信度、有度为旨归，反对不度、失度与过度对公共性的破坏和践踏。

　　尺度和法度均讲究中庸，这被提炼为“中度”。所谓中度，一方面是符合大小长短之度，即合乎尺度；另一方面是符合标准和规范，即合乎法度。中度既是事物的内在要求，更是事物进入公共领域的必备条件。《礼记》明确提及器物、兵戈和车辆“不中度”，就不准进入市场流通；动物的肥瘦、毛色、类别、大小和长短五者“皆中度”，才能作为祭品用于宗庙祭祀。合乎尺度本质上是合乎法度，合乎法度必先要求合乎尺度。尺度恰到好处，法度恰如其分，二者应相互统一、有机贯通。

　　尺度和法度的结构化形态是制度，具有突出的规范性。这一特性来源于《周易》中“节以制度”的主张，意为制度取法于“节”卦。“节”，卦理为刚柔相区分且刚处于中位，有中正之意；卦象为泽上有水不可溢出，有节制之意。合而言之，“节”指中正节制，这构成中国古代制度概念的思想内核。此一内核与中度理念相融通，贯穿居中而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将制度与天文、地理及四时结构相提并论，凸显其统摄性、根本性和约束性，赋予其匡扶世道、匡正人心的公共使命。实现这一使命，关键在于将“节”的中正节制之理运用于制度的创设、遵守和施行等过程，将公正性、合理性内置于制度之中，讲究制度的适时运用和稳健运行，体现公共法则对于社会正义的塑造作用，使社会群体在公共法则的规范下，得财之利、得货之养，达到需求不同却均能得到合理满足的良好状态，推动制度的公共性落到实处。

　　总之，中国古代关于“度”的哲学思考，包含秩序之维和法则之维，前者凸显“度”在行为层面的公共性，后者凸显“度”在事物层面的公共性，二者共同勾勒出中国哲学对“度”与公共性话题的理论建构图景。诉诸公共性的“度”，可归结为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并将之历史化、规则化的实践过程，其核心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公道正义、和谐良善的社会秩序。“度”之公共性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深刻凝练，既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推动打造更可持续、更具有韧性的国际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