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章才（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项目《中国树叶：茶的全球史》负责人、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季羡林先生在《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指出，“在非常习见的东西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部十分复杂、十分曲折的文化交流的历史”。茶，正是这样一种习见而并不平凡之物。茶被中国先民发现与利用之后，影响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成为世界许多地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这一传播过程相伴，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接触与接受茶叶的同时，通常依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对其重新加以认识与利用，其中部分创造又回流中国并产生一定影响。茶叶走向世界，在流动中不断被重塑，并由此促成不同文明的彼此丰富。

　　跨山越海：茶叶由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茶叶并形成饮茶传统的国家。考古成果显示，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存有战国时期的茶叶残渣，陕西汉景帝阳陵藏有几乎全为嫩芽的茶叶。至唐代，饮茶之风已遍及大江南北，“人之所资，远近同俗”。在中国饮茶传统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伴随人员往来与海陆交通的发展，茶叶也逐渐向域外流动，其中向东、向西与向北三个方向尤为值得关注。

　　向东，茶叶主要传至朝鲜半岛与日本。唐朝时期，新罗与日本的使节、僧人与留学生时常来华，饮茶之风也由此传入当地。765年农历三月初三，新罗僧人忠谈在南山三花岭煮茶供奉弥勒世尊，归途中应景德王之请煎茶相奉，《三国遗事》称其茶“气味异常，瓯中异香郁烈”。这一记述表明，此时饮茶已经进入新罗的佛教仪礼。815年，曾长期留学唐朝的日本僧人永忠在近江国梵释寺亲自煎茶，献于嵯峨天皇，两个月后，嵯峨天皇命畿内以及近江等地种茶并按年进贡。嵯峨天皇敬慕唐朝文化，有时还举办茶会、撰写茶诗，这些举动推动了饮茶之风在小范围内兴起。稍后，新罗亦有明确的种茶记录。入唐使臣大廉于828年携回茶种，奉命植于地理山。此举推动了饮茶在新罗的进一步传播，《三国史记》认为“（茶风）至于此盛焉”。

　　向西，茶叶并非沿单一线路持续流动。约9世纪前期沉没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黑石号”，可能驶往波斯湾一带，上面载有一件题有“荼盏子”三字的长沙窑瓷碗。成书于9世纪中叶的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述了茶叶“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这些材料表明阿拉伯旅行者已经了解中国茶，与茶相关的器物也已进入印度洋贸易，但尚不能确证茶叶实物已经流入西亚。至蒙元时期，相关记载才逐渐明确。据学者对波斯、阿拉伯文献的考证，1304年，也门拉苏勒王朝赠送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礼物中，即有茶叶以及锦缎、瓷器等中国物产。总体来看，这一地区较长时期内并未形成广泛的饮茶习俗，现有材料亦难表明茶叶由此继续西传。至于西欧，茶叶的输入则要到地理大发现之后。15世纪末，欧洲人绕过好望角来到东方。17世纪初，荷兰人开始采购中国和日本的茶叶，茶叶由此逐渐进入西欧市场。稍后，英国人亦投身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1687年派往厦门的商船“伦敦号”和“伍斯特号”，所受指令中即包括购茶150担。茶叶还随欧洲商业网络进入北美殖民地。1690年，波士顿商人本杰明·哈里斯等取得相关执照并公开销售茶叶，表明这一商品在当地已经流通。

　　向北，茶叶主要由陆路传入俄国。大致在17世纪，茶叶随外交使团和商人开始进入俄国。英国人塞缪尔·柯林斯曾任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宫廷医生，他在《俄国现状》（1671年）中记述，有人从西伯利亚以东带回茶叶与八角，茶叶包装上还写有汉字。这一资料表明，此时茶叶已经能够经西伯利亚进入俄国。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中俄贸易得到发展，而1727年《恰克图条约》的签订，进一步提供了更为稳定的制度条件。此后，由福建武夷山等中国茶区至恰克图的茶叶贸易日趋兴盛。这一现象甚至引起马克思的关注，其《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记述，1852年，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已达17.5万箱，而且指出此地随着贸易的增长，“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茶叶由中国走向世界，深受交通网络、国际关系与商业发展的影响。早期，茶叶主要传播至周边区域，茶叶实物流入波斯与阿拉伯地区的证据出现较晚且较为零散。15世纪末以后，世界各地区的联系愈发紧密，海上交通和欧洲商业网络的发展推动茶叶进入西欧与美洲。与此同时，中俄陆路贸易的拓展又使茶叶不断向北传播。使节、僧人、旅行者与商人等跨文化中介，对茶叶的全球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落地生根：不同地域的饮茶生活

　　茶叶抵达异域，并不意味着当地社会即刻接受，而须经历一个调适过程。日本早期饮茶主要流行于宫廷与寺院。弘仁年间，在嵯峨天皇推动下，饮茶一度兴盛，但9世纪中后期以后，伴随遣唐使活动终止等变化，这股茶风逐渐趋于低落。12世纪后期，中日交流重新趋于活跃，荣西禅师两度入宋，在南宋禅院生活中接触到新的制茶与点茶之法，归国后大力推广饮茶。此后，日本饮茶重新兴盛并呈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以斗茶为例，宋代斗茶主要围绕茶品质量及点茶效果展开，相较之下，日本斗茶更侧重对茶叶产地的辨识。14世纪前期流行的“本非茶胜负”，即以京都栂尾茶为“本茶”，其他产地之茶为“非茶”，由参与者品饮辨别。斗茶既考验品鉴能力，又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实际上将源自中国的点茶与品鉴方法，纳入了本土的社会环境之中。

　　茶在英国的传播，经历了由珍贵舶来品到大众日常饮品的转变。17世纪中叶，伦敦商人托马斯·加韦开始在咖啡馆中出售茶水，还大力宣传其醒脑、助消化和防治疾病等功效，茶叶作为一种带有东方色彩的健康饮品出现在人们面前。被后世称为“饮茶王后”的凯瑟琳，其嗜茶习惯则扩大了茶在宫廷与贵族中的影响。不过，茶风的广泛传播有赖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发展：茶叶输入量不断增长，价格随之下降，在18世纪中后期，中产阶级与普通劳动者也逐渐饮茶。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人依据自身的饮食传统不断调整饮茶方式，滋味较浓的红茶日益受到欢迎，人们还将牛奶加入茶中。而西印度群岛所产砂糖的大量输入，又为加糖做法的流行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红茶、牛奶与砂糖的结合逐渐成为英式饮茶的重要特色。至19世纪，饮茶进一步嵌入英国社会的日常节奏。劳动者结束一天劳作后，常以茶搭配面包、肉食等，较为丰盛的“高茶”成为一些家庭的晚间正餐。与此同时，中上层社会原有的午后饮茶习惯也在19世纪中叶逐渐发展为较为规范的“下午茶”，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

　　茶叶传入俄国与摩洛哥后，同样经历了各具特色的本土化。在17世纪，茶叶主要作为外交礼物和稀有商品进入俄国，影响局限于社会上层，后来随着中俄贸易的发展和消费群体不断扩大，至19世纪逐渐进入普通家庭。随着饮茶的日渐普及，适合当地寒冷的气候条件、能够满足围桌聚饮需求的茶炊流行起来：茶炊用于烧水，人们用置放在其顶部的小茶壶泡制浓茶，饮用时先向杯中倒入少量茶汤，再从茶炊注水调节浓淡，并佐以方糖、蜂蜜、果酱与点心。在北非的摩洛哥，其饮茶特色主要在于加入薄荷。中国绿茶较早即已进入摩洛哥，至19世纪随着输入规模扩大，摩洛哥社会将中国绿茶、当地鲜薄荷与食糖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薄荷茶文化。

　　茶叶进入不同地域，饮用方式及其承载的意义受到自然环境、物产条件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塑造。各地并未照搬中国的饮茶方式，而是在长期的接受过程中，对茶叶的种类、所用器具以及相关礼仪不断加以调整。由此，茶叶从异域商品逐渐转化为本土的重要饮品，并被赋予不同的情感寄托、礼仪功能和文化意涵。

　　往来互塑：茶知识与审美的流转

　　茶叶进入不同社会，还意味着知识的交汇。荣西禅师为了在日本社会推广饮茶，撰写了《吃茶养生记》。书中大量征引中国典籍，并将中国医学中的五味所入理论，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与饮茶经验结合起来。荣西特别重视“苦入心”，认为日本饮食中苦味不足，故“多有病瘦人”，而茶味苦，饮之可以“调心脏，除愈万病矣”。这种解释并非照搬中国知识，而是结合日本的饮食实际加以重新阐释。在欧洲有关茶的早期书写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知识转译，只是其依据转向了本土医学体系。16世纪末，耶稣会士马菲主要根据传教士书信和东方见闻，在《印度史》中将茶描述为通常趁热饮用的健康饮品，并称饮用者几乎不受“pituita”（黏液性疾患）、头部沉重和眼睛不适等病症困扰。此处的“pituita”正是欧洲医学四体液说（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中表示“黏液”的术语，说明东方有关茶叶功效的经验进入西方的书写以后，已经带有本土医学语言印记。此后，另一耶稣会士陆若汉在《日本教会史》中作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其论述涉及消化、排泄以及胃、肾等器官功能，显示出东方饮茶经验进入欧洲书写后，被进一步纳入有关身体机能的医学解释之中。

　　茶所引发的交汇还体现在审美领域。随着唐宋以来中日交往的发展，中国茶具陆续传入日本，其中的精品被视为贵重的“唐物”，成为身份与品位的象征。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日本茶事审美更多表现为对中国器物的欣赏，至15、16世纪，对“和物”的重视逐渐提升。欧洲对中国茶具的接受同样伴随着审美重构。早期输入欧洲的中国茶具颇为珍贵，工匠有时通过加装金属构件进行修复或美化，比如大英博物馆所藏一件德化白瓷茶壶，即换装了银质壶嘴，并加装鎏金金属链固定壶盖。法国塞夫勒瓷厂制作茶具时，曾在欧洲式器形上绘制中国风格的人物与园林图景，并配以乌木和银鎏金构件，展现了不同工艺与审美趣味的交汇。在北美殖民地，也可见中国器形进入本土银器制作的例子。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纽约银匠雅各布·博伦制作的一把银茶壶，其球形器身、直流和壶盖仿照中国陶瓷茶壶，而纹章雕刻与金属丝装饰则体现了早期纽约银器的特色。

　　海外围绕茶形成的新知识与审美偏好，也有一部分经由商品流动、书籍译介和人员往来对中国产生影响。自17世纪，欧洲商人陆续将茶壶、杯具等模型以及纹章、版画图样带至中国，供工匠按照海外需求进行制作，西洋器形、纹样以及绘画中的明暗、透视等表现方法逐渐进入中国工匠的视野。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乾隆广彩开光西洋人物银盖瓷茶叶罐，即运用西方绘画中的明暗画法，将人物和场景形象地展现在狭小的空间之内。清宫所制乾隆款画珐琅开光山水花鸟图八棱提梁壶，造型仿照了西洋银壶，同时以中国传统山水花鸟图案加以装饰，呈现出中西器形、工艺与审美的交融。这种回流不仅体现于器物和审美，也逐渐进入茶业知识与技术领域。19世纪后期，印度、锡兰、日本等地茶业相继崛起，其在茶树栽培、茶叶制造和经营中形成的知识不断被引入中国。英国人戴维·克罗尔于1897年出版茶业专著，其后由容廉臣译、陈士廉述，以《印度茶书》之名刊载于上海《农学报》，涉及茶树栽培、茶叶制造、茶园经营以及劳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与经验。

　　中国先民发现并利用茶叶，此为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要贡献。茶叶之所以能够跨越山海，既源于其解渴、提神等生活功用，也在于其能够较为灵活地融入不同地域的饮食方式。与此同时，东亚部分政治、宗教与文化精英对中国文化的取法，以及欧洲社会对东方物产和生活风尚的推崇，也发挥了推动作用。茶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不同社会重新塑造，各地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本土化创造，其中一部分又回流中国，参与中国茶业与茶文化的更新。茶的全球史并非一部单向传播史，而是物质流动、在地创造与往来互塑交织的文明交流史。“人间共此味”，所共享的不仅是一盏茶，更是不同文明在接触、选择、交流与再创造中彼此丰富的历史经验。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