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丰（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项目《丝绸的全球史》负责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丝绸起源于中国，却未仅仅停留在中国。自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贯通欧亚起，它在5—15世纪的交流互鉴中融汇生辉，1500年以后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占据重要地位。至20世纪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回望这条时间线可以看到，丝绸的全球化并非一次单纯的远行，而是经过一程程传播、一波波汇合，成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命运与共的重要载体。

　　从长安到罗马（公元5世纪以前）

　　蚕桑丝绸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创造。在中国早期物质文明中，丝的地位非常重要。后来走向世界的丝、茶、瓷中，丝也长期位居对外贸易前列。它既是轻柔华美的织物，又与礼仪、艺术和机械技术紧密相连。理解丝绸何以走向世界，须回到它在中国的起源：这里形成的不是孤立手艺，而是涵盖桑树栽培、家蚕驯化、缫丝、染色、整经和织造的完整体系，其核心是家蚕驯化和机械织造。

　　家蚕源自野桑蚕，其驯化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自然界能吐丝结茧的昆虫不少，古印度和地中海地区也曾利用野蚕丝，但只有中国较早建立稳定、规模化的家蚕饲养和连续长丝缫制体系。这一技术选择与中国先民对蚕的特殊理解不无关系。蚕历经卵、幼虫、蛹、蛾四种形态，蛰伏与羽化、生与死的转换，使其很早便进入有关生命循环和灵魂升华的想象。因此，丝绸不仅是衣料，也成为礼仪、祭祀和身份秩序的重要载体。可以说，中国独特的古代文明孕育了家蚕驯化和丝绸起源。

　　丝绸生产还推动了机械织造技术的发展。为控制细密而众多的经线，中国织工逐步发明机架、踏板、综片和复杂的提花装置。踏板使织工以脚控制织口，双手专注于引纬、打纬；多综提花机构则把纹样分解为可反复执行的经纱选择。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为“汉机织汉锦”提供了珍贵实证。机械装置、图案程序与熟练劳动相结合，构成中国丝绸长期保持技术优势的重要基础。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再次西行，并遣副使前往中亚、西亚和南亚。张骞凿空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其实，公元前3世纪前后，中国丝绸已沿北方草原西传。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墓地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为早期草原通道提供了实证。草原民族逐水草迁徙，又通过联盟和礼物交换转移贵重物品，丝绸因而逐程抵达南西伯利亚。张骞使原本分散、偶发的通道进入稳定的国家交往体系。此后，中国丝绸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帕米尔、中亚和西亚，逐站通往地中海并到达罗马。

　　中国丝绸西传的不只是商品，还有丝绸生产的知识、技术、文化、时尚与理念。丝绸首先带给西方新的知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博物学家老普林尼不了解蚕桑，曾把丝想象成从树叶或树木上取得的纤维。罗马贵族热衷轻薄丝衣，又使丝绸成为奢侈、财富与东方想象的象征，并催生了有关“赛里斯人”的传说。

　　更深层的传播首先体现为蚕种西传。《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传丝公主”的故事：公主把蚕种藏入冠帽，秘密带到于阗。丹丹乌里克遗址木板画与这一传说相呼应；塔里木盆地的蚕茧遗存也表明，至迟在公元3世纪前后，当地已引进家蚕并能养蚕取丝。于阗织工并未照搬中原工艺，而是等待蚕蛾破茧后再把茧纺成丝线。这可能受佛教不杀生观念影响，也说明技术会在新的条件下本土化。约至公元6世纪中叶，蚕种和养蚕知识正式传入拜占庭。相传，景教传教士把蚕卵藏入手杖带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遂于查士丁尼时期建立本地丝绸生产。至此，中国长期独有的生产秘密逐渐抵达地中海世界。

　　伴随养蚕技术传播的，还有织物组织和织造机械的交流。中国汉锦多以经线显花，形成华丽的经锦。约公元2世纪以后，丝路沿线出现组织原理与汉锦一致，但经纬方向相异的纬重织物。以色列马萨达、叙利亚帕尔米拉和我国新疆营盘等地的发现表明，当地织工并非机械模仿，而是结合原有的简单织机和毛织传统，以彩色纬线形成提花图案。

　　由此，早期丝绸传播形成三个层次：成品远行、蚕种和养蚕技术传播、织造体系在异地融合落地。丝绸从中国物产变为欧亚共享的纺织原料，其全球史的第一阶段达到高潮。

　　从地中海到全欧亚（5—15世纪）

　　公元5世纪以前的丝路以长安至地中海的陆路为主，5—15世纪的丝绸则遍及欧亚旧大陆。其间，战争、迁徙和帝国更迭频繁，丝绸却空前流行。它既是贵族珍品，又是社会时尚，并由中国的单向输出，转为技术、纹样和生活方式相互借鉴的载体。

　　5—7世纪，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丝织艺术深刻影响东方。萨珊织物常以联珠圈构成团窠，内饰翼马、狮子、大角羊、含绶鸟等图案，具有鲜明的王权和宗教意味。粟特织工在此基础上扩大团窠、丰富花环，使纹样更趋华丽。新疆吐鲁番、青海都兰、甘肃敦煌等地保存的织锦，正是这种中亚风格东传的见证。中亚艺术进入中国后，推动了东西方丝织技术融合。隋代何稠奉隋文帝之命仿制波斯金锦，成品甚至胜过原物，反映了中亚斜纹纬重组织和纬线提花设计进入中原。唐初窦师纶设计“陵阳公样”，以花卉团窠环绕对鸟、斗羊、游麟、翔凤等主题，把联珠团窠改造成为中国审美。到盛唐，“新样锦”又使宝花团窠等纹样趋于自由写生。甘肃天祝慕容智墓和青海都兰热水墓群出土锦绫图案的变化，呈现了吸收、转化与再创造的过程。

　　7世纪起，伊斯兰世界的兴起改变了欧亚贸易格局。阿拉伯帝国连接西亚、北非、中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巴格达等城市成为知识翻译、商品集散和工艺生产中心。希腊—罗马典籍、波斯和印度知识在此汇集，中国纸张和丝绸也沿商路进入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商人活跃于印度洋和中国东南沿海。战争虽带来破坏，但人口迁徙、工匠转移和新市场的形成，促进染织、金属、医药和天文知识在更广范围传播。丝绸是其中最醒目的高价值商品之一。

　　欧亚北部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丝路流通网络。维京商人与战士沿东欧河流南下，连接波罗的海、黑海、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白银、毛皮、蜂蜜与东方奢侈品沿此线流动，拜占庭及更东方的丝织物进入北欧贵族社会；中亚团窠对鸟纹样和中国几何纹绫还出现在瑞典中世纪墓地。这个远离传统丝路的案例表明，丝路网络没有固定边界，只要商路和廊道相通，中国和中亚丝绸便可能经多次转手抵达欧洲北端。

　　东亚内部的技术交流也不断加深。中国踏板织机和丝织技艺较早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正仓院织物集中体现了唐代的技术与审美影响。10—14世纪，海上丝路空前繁荣。宋元时期中国丝绸生产重心南移，泉州等港口把江南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波斯湾和东非相连，各地商人、船员与宗教群体在此共同生活。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东南亚贸易和土产，其中丝织品种类尤多，表明丝绸已成为亚洲海洋贸易的核心商品。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等地石刻的团窠和联珠纹样，显示中亚、西亚的大尺幅丝织艺术随贸易和宗教传播进入东南亚。

　　在北方草原，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形成空前广阔的陆路交通空间。驿站系统和商人特许使旅行者能够往来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工匠、医生、学者、使节与传教士随之跨地域流动。中国印刷、火药和纸币知识西传，波斯和阿拉伯的天文、医药知识也进入中国。四大汗国虽有战争与竞争，却共享商贸和人员网络。马可·波罗等旅行者能够长途往来，正得益于相对连通的欧亚交通条件。

　　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东地中海政治格局巨变。传统陆路和近海贸易并未骤然中断，但欧洲直接通往亚洲商品产地的需求日增，寻找东方新航路遂成为重要动力。

　　回望公元5—15世纪，丝绸的全球史从较单一的波斯—粟特—中国绿洲道路，扩展至整个欧亚大陆。此时丝路的关键词不再只是传播，更是交流互鉴：沿线各地不仅获得丝绸，也生产并改变丝绸。

　　在互鉴与革新中走向世界（15世纪以后）

　　丝绸在15世纪末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此后，葡萄牙以果阿、马六甲和澳门为节点，建立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海上贸易网络。西班牙依托马尼拉大帆船，把中国丝绸运往美洲，再经墨西哥接入大西洋贸易。17世纪以后，荷兰、英国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相继进入亚洲。不同于古代商队逐站转手，跨洋航运使丝绸以更大规模、更稳定的方式连接亚洲、欧洲和美洲。

　　马尼拉是这一全球网络的代表性城市。中国商船把生丝、绸缎和刺绣制品运抵菲律宾，美洲白银则横渡太平洋流入亚洲。中国丝绸从马尼拉运至阿卡普尔科，再经陆路、海运前往墨西哥湾和欧洲；一部分留在新西班牙，融入当地服饰、宗教仪式和室内陈设。丝绸由此不再只连接中国与地中海，也进入世界最早的跨太平洋贸易体系。

　　欧洲也从进口丝绸转向建立本土产业。建于15—16世纪的瓦伦西亚丝绸交易厅见证了地中海丝绸贸易的财富。意大利诸城早有成熟丝织业，法国里昂则在17—18世纪发展为欧洲高级丝织中心。工匠、染色师、图案设计者、商人和机械制造者在城中集聚，形成完整产业群。18世纪后期，里昂相当多的人口直接或间接从事丝织生产，成为世界丝绸的技术、艺术和消费中心；中国则逐渐成为重要生丝产地。至20世纪，丝绸全球贸易的格局呈现为“东丝西绸”：亚洲提供重要生丝，欧洲形成强大的织造、设计和消费市场。

　　贸易扩张催生了欧洲文化史上的“中国风”，实为一种想象的东方风格。中国丝绸、瓷器和漆器大量进入欧洲，设计师把花鸟、人物、亭台、器物与洛可可装饰结合，创造想象中的东方形象。欧洲客户也把纹样样本送至中国，由中国工匠制作外销绸缎、室内陈设和宗教法衣。这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准确复制：欧洲设计师选择、重组中国元素，中国工匠也按自身技术传统理解欧洲设计。丝绸成为观看、想象和重塑彼此的媒介。

　　欧洲丝织业的成长还推动了机械创新。复杂花纹原需织工与提花助手共同操作，改换图案十分费时。里昂长期积累的纹样设计和提花技术，最终促成贾卡提花机诞生并普及。穿孔卡片把图案转化为机器可读取的指令，使复杂花纹得以高效重复织造。它延续了古代提花装置储存图案程序的思路，也启发了自动控制和早期计算。古老丝织技艺由此进入工业时代。

　　19世纪中叶，蚕微粒子病从法国蔓延至意大利等欧洲产区，蚕茧和生丝产量骤降。欧洲商人赴中日寻找健康蚕种，科学家以显微镜研究病原。经巴斯德等人推动，病蛾检查、淘汰和防治制度逐步建立，但欧洲养蚕业仍一蹶不振，世界蚕丝生产开始转移。西欧养蚕先扩展至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地区，又随殖民体系传至非洲和美洲；埃及、突尼斯、马达加斯加以及美国、墨西哥、巴西等地均引进技术。生丝生产则重新向中国、日本集中。日本明治政府结合传统蚕桑与法国机器制丝技术，其1872年投产的富冈制丝厂成为样板。法国设备和人员、日本地方经验与政府培养体系相结合，使日本在20世纪初成为主要生丝出口国。这不是简单的“西方技术输入东方”，而是东方技术经欧洲机械化后重返亚洲，形成新的知识循环。

　　中国蚕丝业也在世界竞争中探索近代转型。19世纪后期，机器缫丝厂兴起，杭州蚕学馆等教育机构推动良种、检验和生产知识传播。因此，近代丝绸史不仅是市场份额升降的历史，也是工匠、商人、教育者和实业家把本土经验接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

　　20世纪以后，人造与合成纤维改变了服饰消费，丝绸所占比例缩小，但其文化、生态和科技价值并未消失。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日本富冈制丝厂、西班牙瓦伦西亚丝绸交易厅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等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丝绸虽逐渐退出规模化生产的基础纺织品行列，却保存着全球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丝绸全球史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它并非单向输出，也不是某条道路、某个民族或国家能独自完成的事业。中国创造了成熟的蚕桑丝织体系，世界各地又以材料、织机、图案、制度和市场丰富了它。从连接东西方的“丝路之绸”，到文明交流互鉴织成的“锦绣世界”，丝绸全球史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缩影，并将影响我们的未来。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