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问学】

　　作者：周兴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对于中国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文化关系，过去曾流行一种“断裂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全盘地反传统的，新旧之间由此断裂。加之在学科建制上，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被划分为两个学科，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古代文学与文论，一般至晚清而止，似乎中国自己的文学传统到晚清就自然终结了；研究现代文学，则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梁启超、王国维等新派人物开始，似乎现代文学的源头是新生的。二十余年前，古代文学研究学者章培恒先生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术命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相关探讨逐步推进、日渐深入，产出了如章培恒等主编《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四编、黄仁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刍议》、梅新林和潘德宝《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通论》等一批重要学术成果。古今演变这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命题，还具有广阔的空间值得开拓。当前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今的文化传统，重新认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古今演变”的视野因而显得尤为重要。

　　这一视野也直接催生了我对中国文论的系列思考与研究实践。先是撰写《中国文论通史》，尝试打通古今疆界，梳理古今文学理论观念的通与变；继而出版了《文士精神与文论传统》，其中特别关注“文士精神”的当代意义。如今结集出版的这本《故实新声：中国文论的古今演变》，是在古今演变的视野中对中国古今文论所作的若干专题研究。

　　充分认识中华文化的古今连续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数千年文化源远流长，奔腾不息。到了现代，在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中，中华文化革故鼎新，发生现代转型，这是外来文化冲击下自身的一次质的飞跃，从未切断与文化母体的血肉联系，现代文化的根脉依然深植于文化传统之中。中国人的天地意识、家国情怀、克己观念、乐群态度和奉献精神，流淌在民族的文化血脉中，代代相传，其文化基因稳固而恒定。就文学理论而言，文以明道、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古今一以贯之，所不同的主要在于古今之“道”的内涵各有时代特征。从《诗》《骚》的讽喻美刺，到白居易的“但伤民病痛”，再到当代的人民文学，文学家的思想境界在提高，而淑世精神始终未变。从传统的言志抒情，到明清的“性灵”说，再到现代的“人的文学”，文学的生命意识通贯相承，且逐渐增强（见书第四章《“缘情绮靡”阐释史视野中的文学言情问题》）。雅俗文学、士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到了近现代发生较大调整，小说、戏曲等通俗大众文学的地位显著上升，但这依然是接续宋元以来的文学趋势，绝非另起炉灶。书中阐述现代“新乐歌”的创建实为传统词体经历现代解放的结果，钩稽二者的联系。但现代文学与文论同传统之间确有巨大不同，这种不同是质的飞跃，是中国文学与文论发展到现代进入新阶段，呈现的新形态，绝不是变成了“异质”的文学与文论。

　　中华文化历来能够接纳并消融外来文化资源。任何外来文化，若未经本土文化的涵容转化便无法生根发芽。书中通过对叔本华思想之东方元素的考察，揭示王国维的“境界”说实是中西合璧的产物，而不是国外理论的移植。纯文学、审美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观念引入中国后，均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相涵容，成为中国现代文论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被视为中国文论进入现代的新发展。

　　若将现代文学与文论的源头仅仅追溯到外来思想的引介与刺激，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是外源性的，便不免失之片面，既无法解释现代文学与文论的现象，也不利于当代文学与文论的建设。因此应更多关注古今相通乃至相同的一面，钩稽中华文学思想与审美精神古今一贯的发展演变历史。若以古今演变的视野看待数千年文学与文化的历史脉络，则既能理清传统的去处，又能认识现代的来路。这样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才是真正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

　　辩证思考文学理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百余年来，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思考中国文化、文学与文论，始终存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纠缠。1911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学无中西”的论断，实则把当时的西学视为普遍性学问，以为可运用于中学阐释。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事实是特殊的、具体的，观念是普遍的、抽象的，因此可以有《中国文学史》，而《文学概论》则要取资于西方。“郎损”1922年在《“文学批评”管见一》中说，中国一向没有正式的文学批评论，讲文学批评“无非是把西洋的学说搬过来”。20世纪20年代以降，各大学文学概论课程多以翻译的西方文学理论为教材，这对人们更新文学观念自然是有意义的，但仅仅凭借西方文学理论，便足以阐释和评论中国的文学与文论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研究中国自身文学理论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正是为回应这一问题而生的，它表明中国自有文学理论观念。当然，最初的研究多是“趋同”，“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朱自清则提出“将中国还给中国，将一个时代还给一个时代”（《诗文评的发展》），认识到中国文学和文论有独特属性和面貌，不能机械套用外来理论。

　　然而，仅仅在特殊性意义上研究中国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若把中国文化视为特殊性，便容易将其理解为地方性知识，而把其他文化当作普遍性、全球性的知识。其实，特殊性与普遍性相互联结、不可分割：普遍性通过特殊性而表现，特殊性中包含普遍性。中华文化既呈现特殊性面貌，也蕴含普遍性意义。也就是说，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不等于“特殊性”，不能停留在“特殊性”上思考问题，而应把“自主”视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横向而言，中华文化能为应对人类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纵向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与精神支持，如此才具有普遍意义。

　　古今演变的视野有助于思考自主知识体系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经世致用思想、性灵诗学等传统观念经现代阐释获得生命活力，说明其具有普遍性意义。在趋同的阐释模式中被淡忘的观念，如“文德论”“情志论”“惩创说”等，其理论资源经阐发，对今天的文论建设依然具有重要价值。我在书中重新审视“诗穷而后工”的命题，阐扬超越一己穷达的人格精神，这种精神具有普遍意义。

　　重新认识中国文论的知识结构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曾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加以区分，同时又指出三者之间不可分离的关联性。就中国文论而言，其知识结构更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三者的紧密关联，文学理论观念即蕴含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与文学史之中。许多学者强调研究古代文论不能脱离作家作品，要从文学史现象中提炼出思想观念，这都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文论的特征。

　　除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外，文学品鉴欣赏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古代大量的诗文选本与诗文评著作都与文学鉴赏有关，理论观念往往就是对鉴赏经验的升华。文学鉴赏是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教育的宗旨是人的教育，“诗学”与“学诗”是融而为一的，即诗学理论的目标是培养下一代的诗人。可见，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密切相关，其核心即《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主编黄霖先生所提出的“文自人”“文似人”“文写人”“文为人”。今天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同样应当尊重中国文论的这一传统，引导中国当代文学塑造新时代的中国人。建构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编写一两套教材便算成功完事，而是要求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回到中国立场，思考中国问题，探索中国未来，从文学理论上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样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紧密结合，来自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实践，又能指导新的文学实践。否则，脱离文学实践的理论“空转”，是没有生命力的。我在书中最后提出，当前中国文论建设特别需要审美感悟力、文本阐释力和价值判断力，希望更好地发扬这一优秀的文论传统，把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鉴赏实践结合起来。

　　以上是我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思想启发下对中国文论研究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一直贯穿在我近些年的文论研究之中，书中专题研究便是在这一视野中展开的具体尝试。“故实新声”四字出自《文心雕龙·通变》篇，刘勰所言“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这也正是今天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所应遵循的原则。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