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随笔】

　　作者：宋玉荣、张帅（分别系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

　　坚持培育创新文化，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是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与路径要求。当代科技竞争已然超越单纯的知识积累与资本投入之争，而在更根本上指向文化层面的博弈。原始创新之所以有别于跟踪模仿，根本在于前者依赖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宽容失败的评价生态、敢于质疑权威的学术风气与甘坐冷板凳的厚实定力。这些特质恰恰不是资金所能直接购置的，而是文化长期涵养的产物。“钱学森之问”之所以发人深省，正在于它穿透了教育体制与科研管理的表层，直指更深层的文化变量——一个社会究竟是否真正崇尚独立思想、尊重失败、礼敬坚韧执着的探索者？

　　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的数次迁移，无不伴随深刻的科学文化变革。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倡导的实验哲学风尚，使实证精神蔚为学术主流，由此引领欧洲科学革命；19世纪德国以洪堡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理念重构学术文化，由此滋养了赫尔姆霍兹、普朗克、爱因斯坦等数代科学巨匠；20世纪美国通过大规模移民政策广纳全球科学人才，并以宽容探索、鼓励竞争的学术文化加以凝聚，最终形成了世界科学高地。科学文化与科学兴盛之间，构成螺旋上升的正向循环——科学文化既催生创新生态，创新实践又沉淀科学文化。

　　创新生态的形成有赖制度、文化、人才的三重共振。其中，文化最为沉潜，见效周期最长，却正因此而最不能拖延。着眼于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培育中国特色科学文化并非锦上添花之举，而是为创新森林厚植根系的奠基工程。

　　科技强国绝不仅仅由少数精英科学家群体支撑，更要建立在全体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理性的广厚基础之上。近年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大幅提升。中国科协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已较2001年的1.44%跃升至16%以上。然而，若以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超过25%的基准审视，结构性差距依然突出。更值得深思的，不只是数字本身，而是伪科学泛滥这一难以量化却危害更深的社会现实：某些机构假借“量子”“纳米”“干细胞”等新技术名词包装伪劣产品，耸人听闻的“科学流言”在社交平台上动辄获得百万乃至千万级传播，一些人面对复杂科技议题时易被情绪与谣言裹挟……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科学知识的欠缺，更是科学思维方式与实证批判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层匮乏。

　　数字时代加剧了这场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的结构性失衡。算法推送机制使情绪化、非理性内容以指数级速度裂变传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泛滥，更使真伪之辨空前困难。若不及早以科学文化培厚社会的理性根基，认知失序的风险将随着技术迭代而持续累积，并进而侵蚀公共政策的社会支撑、社会治理的信任基础，乃至国家整体科技决策的民意环境。

　　当前，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气候工程、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国际规范，正处于深度博弈、尚未定型的关键形成期。规则的形成期，即话语的窗口期——谁能在此阶段提供更具文明说服力的治理理念，谁就能在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动位置；而一旦路径依赖确立，后来者重塑规则的成本将高不可及。理念之争的背后，是文化自信的竞争，是一国科学文化成熟程度的真实检验。

　　我国先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重要主张，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向善”二字，既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通，又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止于至善”“厚德载物”的伦理传统，是传统智慧经过现代转化后融入全球治理话语的生动例证。这一倡议所呈现的，正是中国特色科学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价值表达：不以技术实力单方面主导，而以价值理念参与引领。然而，价值理念的持续供给能力与国际公信力，归根到底来自本国科学文化的自觉程度与成熟厚度。若科学文化底气不足，所谓治理倡议便缺乏文明根基的支撑，难以在国际社会产生持久回响。

　　中国参与乃至引领全球科技治理，所输出的不仅是技术方案，更是经得起文明检验的价值体系。科学文化建设具有鲜明的战略外向性，不只关乎国内科技生态的优化，更关乎中国在全球科技秩序重构中的话语地位与文化形象。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科学文化是两翼共同的文化土壤：没有尊重科学、崇尚理性的社会文化氛围，科学普及便流于灌输，科技创新亦难以获得充足的社会支持与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供给。在教育体系、公共传播、科研制度和价值导向中自觉播下科学文化的种子，方能为科技强国建设奠定最深厚、最持久的精神根基。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08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