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永祥（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

在中国史学史上，《史记》与《汉书》并称由来已久。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汉书》何以成为历代正史范本？

通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学家陈其泰先生的新著《〈汉书〉十二讲》，可知晓答案。该书积四十年研究之功，从班固家世与修史经过入手，渐次展开对《汉书》体例结构、典志创设、人物书写、叙事成就的论析，最后总结其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这部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汉书》本身进行系统阐述，更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一部古老的史学经典如何在当代学术视野中被重新激活。

《〈汉书〉十二讲》陈其泰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汉当可独立一史”

《史记》成书之后，续作者蜂起。褚少孙、刘向、扬雄以至班彪，皆一代俊彦，然而他们的续作无一完整流传。在书中，作者揭示了其中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才力高下，而在于续补通史这条路本身已陷入困境。在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通史框架中补缀续写，既不能自成格局，亦难以完整呈现一代史事。班固的突破，在于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大汉当可独立一史”观念的提出，看似平常，实则涉及史学书写意识的转折。他不再将一代之史视为通史的附属，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叙事单元来对待。

对于这一识断的意义，作者从东汉初年的思想语境出发，给予了阐释。他分析道，其时崇古之风盛行，三代（夏、商、周）被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秦汉之世的历史书写价值长期未得到充分承认。班固单独为汉朝修史，是对此种学术惯性的突破。东汉哲学家王充曾在《论衡》中写道：“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这句话大意是，假使汉代有能弘扬文教的人，用经传体例来记述汉代史事，那么汉代的史书也可以成为《尚书》《春秋》那样的经典了。王充认为，班固就是这样的“弘文之人”。

班固耗费二十余载光阴，潜精积思、笔耕不辍，撰写《汉书》。《汉书》约八十万字，虽沿用《史记》纪传体框架，但将通史改为断代史，专记西汉史事，并广泛采撷诏令、奏议、书信、辞赋等原始文献，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大量史实，内容严谨、结构整饬，终成断代史典范。自《汉书》以降，“一朝有一朝之史”的格局逐步形成。今日细绎此制可发现，这种格局使中国的历史记忆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既承认王朝更替的事实，又在更替中维系着文明的整体感。

司马迁确立了纪传体的“大统”，班固则断代为史、垂范后世。二人于史学之功，各有侧重。作者认为，《汉书》对中国史学传统中“正史”概念的形成与固化，发挥的作用较之《史记》恐怕更为直接。

历史是文明系统的运行记录

对于《汉书》的体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以“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评之，可见其功。不过，在语言风格方面，章学诚则评价，迁书体圆用神，班氏体方用智，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对此，作者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班固的严整并非匠气，而是一种自觉的编纂追求，其目标是“包举一代”，将一朝之政治、制度、经济、地理、学术、人物，纳入一个更为整饬的叙述体系中。

最能体现这一追求的，是《汉书》十志的创设。司马迁《史记》撰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已开制度史书写先河。班固在此基础上增删改易，形成了十志（《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这一更为系统的典制记述体系。其中，《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均为新创。《刑法志》追溯刑法沿革，自上古迄于东汉初年，于断代框架内完成贯通叙述，同时揭示“诏令减刑”与“狱吏专杀”并存的制度悖论，为中国法制史书写之滥觞。《地理志》记郡国建置、户口数目、山川物产、风俗民情，将行政区划与治理格局熔于一炉。《艺文志》系统著录先秦至汉代学术文献，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之成果赖此得以保存，目录学、学术史之传统亦由此开启。三志的创设，使史书记述的范围从政治、军事扩展至法律、地理、学术，“历史”的内涵更为丰富。白寿彝谓《汉书》十志“将书志体完善起来”，范文澜称“《汉书》的精华在十志”，正是对这一成就的恰切评价。

作者在分析十志时特别指出，十志“基本上都是在记述国家的职能”，且每一项都关涉国家运行的具体领域。将制度纳入历史叙述体系，意味着历史不仅是帝王将相的行事录，同时也是一个文明系统的运行记录。这一阐释，对我们认识历史的本质，具有启示意义。

《汉书》亦有笔法之妙

《汉书》之叙事，前人多谓庄重，但不如《史记》纵横恣肆。对于这样的看法，作者不作空泛比较，而是通过具体篇目，进行细致分析。

作者认为，《汉书》笔法之精妙，《霍光传》是典型。霍光曾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等职，受汉武帝遗诏之命任大司马大将军辅佐昭帝刘弗陵。昭帝早逝无子嗣，霍光先后立、废昌邑王，拥宣帝继位，独揽朝政近二十年，死后虽以极高规格葬茂陵，但两年后其家族因毒杀许皇后之事败露而遭族诛。要在一篇传记中，容纳废立天子、家族兴亡等重大政治事件，头绪极繁。班固除了详略得当地记述史实外，细节描写也颇具张力。例如，废帝（昌邑王）仪式一段，将太后盛服坐武帐的威严场面与她怒斥“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的瞬间并置，叙事节奏控制得极为精准。再如，《苏武传》写苏武北海牧羊，“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手持汉朝符节放牧，无论起居都紧握不放，以致节上装饰的牦牛尾都脱落殆尽）——以细节传神，一字不着气节而气节自见。此类笔法，从容而有力量。

关于《汉书》在史料采择方面的长处，作者也进行了详细分析。董仲舒《天人三策》不见于《史记》及《春秋繁露》，赖《汉书》采入而得以流传。贾谊、晁错、路温舒诸人关乎国计民生的文章，亦因载入《汉书》而成为后人研究西汉政治思想的依据。此外，《汉书》还采撷了谣谚入史。关中百姓歌颂郑国渠、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质朴心声，成帝时讽刺赵飞燕的童谣“燕飞来，啄皇孙”，在正史中并不多见。班固将它们收入书中，说明他在官方文献之外留意到了民间声音的价值。

综上，《〈汉书〉十二讲》一书对《汉书》不作泛泛赞颂，不陷琐细考据，而是始终以“《汉书》何以成为两千年正史范本”这一核心问题统摄全局，在宏观意识与微观文本解读之间达成平衡。在经典阐释日益窄化为专门之学的当下，此书通过作者自身游刃有余的学术阐释，让一部古老的史学经典，重新回到了当下的学术对话中，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史学传统提供了一份新的注解。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