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李 韵 王笑妃

　　几粒炭化的谷物种子、一枚记录兵器清单的木简、一方标明长城施工范围的石碑……展厅里的文物讲述着修筑长城、守望边关、长城沿线人们的故事。

　　10月24日，中国长城博物馆历时三年多的改造提升，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正式焕新开馆。开馆之际，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一系列重磅展览。基本陈列中的700余件（套）文物系统讲述了长城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这些文物让巍峨的长城变得可亲可感，让观众得以窥见戍卒的日常、工匠的智慧，以及商旅往来、文化交流的故事。

　　边关戍卒的日常

　　横漠筑长城，万里连云际。作为军事防御工程，长城从金戈铁马的历史中走来。除了墙体、敌楼、壕堑、关隘、城堡及烽火台等相互配合、规模恢宏的建筑外，这一体制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还少不了守卫边关的将士。

　　中国长城博物馆二楼的长城主题考古成果展中，北京延庆大庄科长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碗、瓷杯、瓷质围棋子以及北京八达岭长城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还原了明代戍边将士的饮食、文化生活。

　　葡萄籽、荞麦、高粱……展厅中黑乎乎的炭化植物种子是研究人员在八达岭长城遗址敌台内的炕灶堆积中发现的。经鉴定，有粟、大麦、荞麦等9种农作物，以及30个种属的非农作物。遗址还出土了13粒葡萄属种子，为理解边关驻军食物结构的多样性打开了新的窗口。它们究竟来自附近采集、有限栽培，还是区域性的果品流通，尚需进一步研究。

　　饮食之外，出土文物也还原了边关将士的日常。在北京大庄科长城遗址，与铁箭头、石雷一同出土的，还有瓷质围棋子。它是守边士兵闲暇时的消遣，让人们得以窥见边关生活金戈铁马之外的另一面。

　　当然，边塞生活最重要的还是驻扎与警戒。基本陈列中，有一份出土于甘肃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的汉代简牍——戍卒董安定被兵簿。这是一份“兵器清单”，记录了山东济阴郡戍卒董安定配发的全套守御兵器，包含三石具弩、箭矢、备弦、烽燧旗幡与装具。简牍上，每件器物均标注“完”，意味着完好可用。

　　在这份“清单”旁边有日迹簿。它记录着每日“天田”中足迹的情况——西汉塞防外，总有平整好的沙地，称作“天田”，将士通过侦查“天田”是否遗留足迹来判断敌情。展柜中的日迹簿就记录着边塞候长、候史日复一日巡查天田的工作。

　　为守护一方安宁，边关将士昼夜均不敢稍有懈怠。居延汉简载戍卒“夜循塞，持灯烛巡视”，展厅中的汉代“成山宫”铜行灯，有手持长柄、三足底座，便于持握与放置。它们曾伴雁门守军夜间巡边、守堞、值宿。灯身刻“成山宫灯重二斤五凤二年造”铭文。五凤二年为汉宣帝年号，即公元前56年。成山宫是秦汉皇家离宫（位于今陕西宝鸡市眉县），宫内设有官营铸铜作坊。故专家推测，该行灯出自关中官造工坊，由朝廷统一调拨北疆边防。

　　万里巨构 千载续建

　　自春秋战国至明清，两千多年间，长城由出现至不断修筑、修复，因地制宜、据险制塞，体现了工匠高超的技艺，在军事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万里长城的历代修筑者，秉持“因地形，用制险塞”的原则，巧妙利用山脊、河流等自然屏障，使关隘、敌楼、城墙、烽燧共同构成纵深防御。建筑材料上往往就地取材，或夯土版筑，或开采石料，或烧砖砌筑。展览通过逼真的长城切面模型展示了土墙、石墙、砖墙、木樟墙、山险墙、水险墙等长城墙体类型，让人惊叹古人的匠心与智慧。

　　修筑长城如此艰巨的工程，施工范围怎样划分，质量又由谁负责？展厅中的一块块石碑，给出了清楚的答案。“万历春防居庸路石峡峪工尾”字碑，为居庸路石峡峪工段的工段终止界碑。明代长城防务有春防、秋防之分，春防重在防御工事修缮，秋防则因秋季北方游牧民族兵马强盛，重在御敌。明代长城营建施行分段负责制，每段工程起止端点均分立“工起”“工尾”界碑，用以划定施工范围，明确责任权属。

　　与之呼应的，是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长城南段出土的万历十一年题名碑。碑文记下参与修筑居庸路八达岭长城的官员、工匠姓名。这种“物勒工名”的做法，是为了确保万一工程质量出了问题，可以追溯责任。今天再阅读这些碑刻，不仅能看到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也能看到修筑长城背后那些具体的参与者。

　　展厅中，记者看到一把戚继光的军刀，首都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章文永说，这件军刀是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官时铸造的，刀上部刻有“万历十年，登州戚氏”八字。

　　它和长城又有什么关系呢？记者看到展厅中的隆庆三年鼎建碑、司马台2号楼城志碑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时任蓟镇总兵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任期间对所管辖的一千二百余里的原有长城，普遍进行了改建和加固，同时新筑了一千三百多座高大坚固的空心敌台，作为士兵驻守的堡垒。展板上介绍，传统的敌台多为实心，现存空心敌台普遍由戚继光倡建而成。他将传统的敌台改为骑墙而建、中空、四面开窗的空心敌台，内部可以供士兵休息和居住，士兵也可以站在各层的开窗处进行瞭望和射击。

　　长城内外 和同一家

　　长城内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始终在碰撞与融合，长城地带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

　　展厅中，一卷泛黄的雍正款三娘子图轴揭开了一段长城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历史佳话。画中佳人名唤三娘子，她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明廷封其为“忠顺夫人”。她以卓越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力促“隆庆和议”，推动明蒙间数十年的和平互市。此后，明朝在长城沿线广开马市，明蒙之间建立起规模更大和更稳定的朝贡贸易关系，成为推动长城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典范。

　　多媒体互动屏幕中的画卷，正是绘于万历八年（1580年）的《俺答汗进贡图》。它描绘了俺答汗与夫人三娘子为前往北京的蒙古贡使团饯行的事迹，是隆庆和议后一段时期内长城内外各民族和睦相处、安居乐业景象的生动写照。展厅中的明代铁饭铲、铁剪、铁锄头等器物，看上去十分寻常，却是隆庆和议后，明朝与蒙古人交流与融合日益紧密的见证。

　　长城逶迤，雄关耸峙；长城内外，往来络绎。历史上著名的迁移史诗“走西口”，就是长城文化带历史内涵与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之一。

　　西口，广义指晋北、陕北通往晋蒙交界、塞外草原的多条通道。明嘉靖中后期，已有晋、陕民众出关活动。隆庆和议后，中原与北部边塞贸易往来更为频繁。清康熙中期，长城边地封禁政策逐步放松，山西、陕西、河北一带的农民、小手工业者、破产流亡者及寻求商机的晋商相继进入口外地区，开启持续上百年的人口大迁徙，促进长城内外更加广泛地交流交往交融，推动民族团结。

　　点击展厅中的互动装置，可以查看与“走西口”相关的特色美食，如油炸糕、烧卖等。这些美食见证了蒙汉民族数百年来在长城内外的交流与融合。比如莜面，它曾是走西口人的“救命干粮”。走西口人有个顺口溜：“西口外有三件宝，莜面山药大皮袄”。

　　看完展览，记者由衷地感到，长城从来不只是简单的物理屏障，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和桥梁。长城沿线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重要空间，而长城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25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