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音今韵”看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与传播

作者：郑伟（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项目《古音今韵：发现中华传统语文之美》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中华文化基因智能实验室教授）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语言、文字、文献、信仰、器物等，都是承载中华文化的“基因”。生物学层面的“基因”随着代际更替得以传承，属于纵向传播；而文化层面的“基因”，既可以世代相传，又可以在地缘上相互交融，形成横向传播。考古学家苏秉琦指出，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基因之一，是历久不衰的兼容性与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形成主要不是由于外力、武力，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交融、组合与重组，并在思想上形成了越来越强的认同趋势”。

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与汉字也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有规律地发展。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说：“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语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它在不同地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方言的变化速度有快慢之别。总体而言，北方方言作为历代标准语的代表，变化最快；长江流域的吴、徽、湘、赣等中部方言，变化较慢；闽、客、粤作为南部方言，整体面貌最为保守，保留的古音成分也最多。

“古音”与“今韵”的相互“发明”

“今韵”如何保留“古音”？举例来说，有不少先秦读a韵的常用字，虽然书写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它们所记录的口语，由于高频使用，其读音相当保守，历经千年而未变。最常用的便是“父”和“母”（甲骨文“母”和“女”的字形相同，属于同源分化字），先秦音分别是ba、ma，就是今天口语的“爸”和“妈”。“匍”，《说文》释为“手行也”，亦通“扶”，今天写作“爬”。“悑”，或写作“怖”，《说文》释为“惶也”，今天写作“怕”。

口语色彩明显的语气词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形。如古汉语的“夫”，演变成了后世写作“罢”或“吧”的语气词。《论语·子罕》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翻译成普通话，意思就是：“过去了的就像这样吧！”古书写作“呜呼”或“於戏”的感叹语气词，就是口语的“啊哈”。唐白居易《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表疑问的“无”在句末因语音弱化和古今音演变，相当于普通话的“吗”。表疑问的“欤”大概就是今天的“呀”。

“古音”的推求与考证，同样离不开“今韵”的助益。清夏炘《诗古韵表廿二部集说》总结清代古音学的成就时说：“自宋郑庠分《唐韵》为《诗》六部，粗具梗概而已。顾（炎武）氏博考群编，厘正《唐韵》，撰《音学五书》，遂为言音韵者之大宗。”这里说的《唐韵》就是《广韵》，代表的是唐宋时期的汉语语音。周秦古音的研究，从清初顾炎武开始才步入正轨，而顾氏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便是“离析《唐韵》”。通过比较《诗经》用韵，将中古时期汉语的音系类别加以重新分析，还原其在上古汉语阶段的面貌，即为以“今韵”证“古音”。

中古《韵镜》《切韵指掌图》之类等韵图，将汉字按介音的不同分成四等，包括洪音、细音字两大类，二者在数量上大致持平。列在一、二、四等的字属于不带i介音的洪音类，列在三等的字则是带i介音的细音类。先秦时期的三等字与非三等字如何分别，学界有长短、松紧、洪细等不同的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语中三等字的细音读法已经出现，但迟至初唐，具有存古特征的南方汉语，三等字仍然读作洪音。玄应《一切经音义》指出了不少这方面的证据，如：“鞘，江南音啸，中国音笑”；“晒，郭璞音霜智反，北土行此音。又所隘反，江南行此音”；“髯，而甘反，江南行此音；又如廉反，关中行此音”。可见凡是江南音的读法，都属于无介音的一二四等，与北方方言的三等音读法不同。

现代南方方言，不少三等字的白读为洪音，如粤语广州话“银、颈、例、流”、闽语厦门话“隐、九、熨、越、月、六、雨”、赣语临川话“牛、救”、吴语温州话“牛、新、集、两”等字。

再看域外汉字音资料。三等字“殷、语、曲、强”的日译吴音、“殷、焉、谒、淹”的朝鲜译音都是洪音，而稍晚的日译汉音都是细音。至于梵汉对音，语言学家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一开头就提出怀疑，“切韵音系里的三等i介音……里头至少有一部分是后起的，不该有的”。比如“无”字，“后汉人用它对梵文mo，所以namas的变体namo就写成‘南无’”。

保留在汉语方言或民族语里的古语与古音

《汉书·艺文志》说：“礼失而求诸野。”原意是指，都邑中失传的礼仪制度，还能在乡野闾里保存下来。同样地，随着朝代的更迭，古汉语的一些语音、词汇特征，在北方标准语里已经被新的表达所替代，但在南方汉语方言或民族语里，会以“底层词”“方言词”等形式保留下来。比如表示锅子的词，最早用三足的“鼎”，后来用“镬”，中古以后才叫“锅”。如今中国南部的闽方言，口语里还用“鼎”，中部的吴方言，锅子仍叫作“镬子”。复旦大学教授游汝杰曾以鸟虫类名词的词头为例指出：“汉语南方方言乃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语言交融的结果。沉积在方言中的某些成分，特别是口语成分，其历史应该比先秦文献更早。”

从字词关系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作两个大的类型来讨论。第一，我们称其为“异词异音”，即表达同个语义概念时，用的是不同词源，读音自然也相异。如：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间的《尔雅·释草》：“萍，蓱。”东晋郭璞注：“水中浮萍，江东谓之薸。音瓢。”现代闽方言（如福州、宁德、厦门、建阳、邵武）、吴方言（如温州）、粤方言（如广州），以及壮语（如邕宁、柳江、武鸣）、水语、莫语、锦语、临高话等南方民族语都还在用phiau、piu之类读如“瓢”的词来表示水中的浮萍。《尔雅·释畜》：“未成鸡，僆。”郭璞注：“今江东呼鸡少者曰僆，音练也。”厦门、揭阳、将乐等现代闽方言都把未孵蛋的小鸡叫作“僆”。客家话的小母鸡、瑶语未下蛋的母鸡都叫作“鸡僆”。

西汉扬雄《方言》：“苏亦荏也。”郭璞注说当时的江东方言，“荏”字的说法可写作从艹、吾声的字。《说文》：“苏，桂荏也。”又说：“荏，桂荏，苏也。”据语言学家王敬骝《释“苏”、“荏”》一文的考察，南方民族语中的苏子、芝麻二物的得名具有相关性。如傣语、布朗语中“苏子”“芝麻”的叫法，和郭璞所说从艹、吾声的字，古音是相同的。载佤语、缅甸语、景颇语中“苏子”或“芝麻”的叫法，反映的则是“荏”字的古音。

第二，“同词异音”，即词源相同，但读音稍异，于是用不同的字形加以表示。如：《尔雅·释草》：“华，荂也。”郭璞注：“今江东呼华为荂，音敷。”《尔雅·释木》释为“虎櫐”的从木、聂声的字，郭璞认为它和“涉”字同音，用了从木、鬣声的字来注音。这几个字的音义都是相通的，除了韵母相同，声母之间的差别，也可以用相关的复辅音演变条例加以解释。

扬雄的《方言》（卷八）说“貔”在北燕、朝鲜之间的说法，可以写作从豸、否声的字形，郭璞用“丕”字来注音；关西地区则叫作“狸”。在扬雄看来，“貔”是通语，读同“否、丕”的说法则是方言。从中古音韵地位来看，“貔”为重纽四等並母字，“丕”为重纽三等滂母字。根据蒲立本、包拟古、白一平、郑张尚芳等海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纽三等在上古音阶段带r介音。所以“丕”早期读音为phri，“狸”的古音为rɯ，这两个字声母都带r，但读bi的“貔”却不带r介音。

汉字与雅言：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的重要载体

苏秉琦在谈到维系中华民族的文明纽带时说：“方块字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方块字以形、意为主，能克服各地方言障碍，在不同方言区域内，比较容易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推行统一的政治，大大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兼容性和凝聚力。”

中国历史上汉字记录的绝大部分为雅言，少部分为方言和非汉语。语言学家郑张尚芳指出，雅言是汉语书面语的反映，它来自“周人对殷人文字和书面语的继承（殷则承自夏）。虽然上古汉语即已有方言出现，但书面语始终以中州雅音为主体，从未形成真正的成系统的方言书面语……从中古至近代，这一传统也没有改变过，所以传承近三千年的雅言是一脉相承的，这为研究汉语语音发展史的前后相承、上下相推提供了条件，让我们能用中古雅言《切韵》音系来追溯其与上古音系间的有系统的变化规律”。

我们常以炎黄子孙自称。战国秦汉的青铜器、简帛等多种出土文献，已载有炎帝、黄帝的神话传说，而并非后人凭空捏造。《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从发源地来看，《水经注·渭水篇》说：“漆渠水南流，大峦水注之。水出西北大道川，东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又历周原下……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再据《水经注·渭水篇》的记载：“又西北，轩辕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轩辕溪，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这说明，来自西北地区的姬姓，和来自关中地区的姜姓，是先周文化两个基本来源。

先秦读a韵的字和古藏文、缅文读a的词，有大量的系统对应词例，如：汉语“吾”～藏文nga（我）；汉语“汝”～缅文nang（你）。因此俞敏说，古史、古音的证据皆表明，“姜部族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的形成上，起过不小作用……用姜（羌）、姬作骨干，吸收了别的部、姓的血液，形成一个统一的‘华夏族’。等农业生产再上升，加上炼铁工艺，土地私有的封建经济，郡县制的政治大一统，咱们这个‘汉族’就形成了”。

形、音、义是汉字的基本元素，大部分字形可以反映声音的信息，字义可以通过对字音的考察而获得，也即是古人所说的“因声求义”。清代学者王念孙说：“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古音学是为汉字及其读音追根溯源的一门学科，表面上看，“古音”已经不存，但其实只要细究“今韵”，仍能窥其大略。以古音、今韵为工具，不仅能够把握中华传统语文的发展脉络，而且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基因是如何传承与传播数千年的。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