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排，今天观众为什么要看这部戏

【戏剧振兴·编剧如是说】

作者：喻荣军（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契诃夫的《海鸥》写于一百多年前，今天的观众走进剧场看布图索夫导演版《海鸥》，究竟在看什么？这也是我,作为编剧，也作为参与剧院管理的戏剧工作者，面对经典时首先要问的问题：作品中的什么东西，能够触动今天的观众？一部作品足够著名、足够重要，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已经找到了今天重排它的理由。真正的理由，还要到人物身上去找，到当下观众的生命体验中去找。

《万尼亚舅舅》剧照 图片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提供

《战争与和平》剧照 图片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提供

找到老故事与当下生活的联系

谈到戏剧的精神传统，人们很容易想到某部经典作品，或者某种表演方式、创作方法。我认为，精神传统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和方法背后对人的关注，对现实的观照，以及对人类普遍困境的体察。只有抓住这个核心，我们才有可能讨论如何进行当代演绎。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创作，比较关注普通人、都市人及其生存状态。当我们选择外国经典时，我们同样会问：剧中人与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以《万尼亚舅舅》为例，我们一直在寻找这部作品与当下观众的联系。它写的不只是19世纪俄国庄园的悲剧，而是现代人的价值思考。当观众能够从万尼亚的付出、失望和无奈中认出自己的某些生活感受，这部戏才可能真正进入他们的心里。后来，我们与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合作《亨利五世》，也有类似的考虑。亨利五世是一个英雄，但吸引我们的还有英雄的孤独与不堪。这些情绪落到普通观众身上，能够与他们产生共鸣。

我在创作《简·爱》时，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人物对爱情和尊严的坚持，历经多年仍具有吸引力。但今天再把它搬上舞台，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的关系。尤其对年轻观众而言，在亲密关系中，如何平衡对爱的渴求与对尊严的坚持，仍是一个切身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够让观众走近简·爱，而不只是从既有的情节和印象出发，对人物作简单的判断。

观众的生活体验在变化，他们的审美和对剧场的要求也在变化。经典中那些相对恒定的东西，需要在新的生活经验里被重新认识。我们所说的当代演绎，正发生在这样的联系之中。如果对人物的理解还停留在过去，只是复刻一种已有的表达，创作本身的意义就会减弱。

这种联系也会随着新的现实问题而显现。今年，我们排演了《莫扎特传》，这个戏反映了天才与庸才、个人才能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在人工智能受到广泛讨论的今天，就带给了我们新的启发。这部话剧不是莫扎特的历史传记，而是借他的天才传说，观照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它的当代性集中体现在天赋焦虑、制度规训和创作伦理等方面，至今依然会强烈地击中所有的创作者与观众。创作者要在迎合规则与忠于自我创作之间作出抉择，是做符合系统标准、获得成功的萨列里式的匠人，还是坚持原生表达、付出生存代价的莫扎特式的天才。剧作所提出的命题，就是创作的妥协与坚守。萨列里就是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人，我们足够努力，足够清醒，却可能要和无法伟大终身对峙。

AI可以高效地完成工整的、符合规范的作品，甚至可以像萨列里那样完美和可控，但是莫扎特那种非理性的、带着生命瑕疵的原创，才是人所独有的。作为一名编剧，我也会想：人工智能会在什么时候替代我的工作？它能够完成的事情，与莫扎特那样的创造者所带来的东西，又有什么不同？带着今天的问题回到经典，作品中原本存在的矛盾，会让我们产生新的感受。

在原著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作品

改编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攀爬，可能爬得更高，也可能摔得更惨。原著越有名，观众越熟悉，创作者越容易被它牵住：舍不得这个人物，放不下那段情节，最后只留下了许多名著的片段，却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舞台的作品。

因此，改编需要重新组织原著，甚至要有将它“打碎”的勇气。然后在原著的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作品，找到适合舞台、适合当下的表达。

在改编《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小说篇幅长，人物多，改成音乐剧，舞台上的表达空间十分有限。我不希望做成拉洋片式的呈现，将一个个著名场面依次搬出来。对我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是原著作品里的“三顿饭”。

拿破仑吃着早餐、喝着咖啡，看着前方两军交战，战争仿佛成了一场游戏。俄军库图佐夫元帅出征之前，牧师的妻子给他做了一顿晚饭，则让人看到战争对他来说，就是一项必须承担的工作。经历了漫长战争，终于迎来了和平，人们重新坐到一起吃饭，普通生活的意义又显现出来。

从这三顿饭出发，我想找到宏大历史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那么多，人们最终盼望的，可能就是与家人一起吃顿饭。战争怎样改变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意志又怎样参与时代变化，这些都是我希望在改编中展现的。把一个时代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舞台上的历史才有重量。

基督山伯爵的故事有很强的复仇情节，但如果今天再做，只把它处理成一个让人痛快的复仇故事，我认为还不够。一个人有了财富和权力，能不能以正义的名义为所欲为？这是我希望与今天的观众讨论的问题。

在改编中，我们把埃德蒙的复仇情节，改成他在挖地道时的想象。演出结束时一束阳光照进来，地道挖通了，整个故事也在这里结束了。此前展现的复仇，都发生在他的想象中。这样的处理改变了叙事方式，也让复仇的欲望成为可以被审视的对象。

改编者必须想清楚，自己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调整结构、改变叙述角度，都应该指向对人物和作品的重新理解。只有找到值得在今天提出的问题，形式上的改变才会有依据。否则，原著固然被“打碎”了，属于创作者自己的作品却未必能建立起来。

尊重原著的精神内核，但不盲从原著叙事。找到经典之中人无法回避的精神命题，再把命题转化成人物具体的冲突、抉择与行动。只有人物行动真实可信，经典的精神传统才能够跨越时间的长河，抵达当代观众的心里。

两件事不能丢：一是写人，二是问心

经典的当代演绎也意味着重新考虑谁在讲述、向谁讲述，以及在什么样的空间里讲述。

在改编《姐姐妹妹站起来》时，我们面对的是阿里斯托芬两千四百多年前的喜剧。这是一出关于女性话题的作品，当时却全都是由男性来表演。今天再做，我们使用的是女性演员，面对的观众女性占了大多数。我将故事放到上海的美发沙龙里，讨论战争、话语权以及性别之间的关系。讲述者、环境和观众都发生了变化，同样的话题便有了新的交流方式。

这样的改编，必须考虑坐在台下的具体的人。他们带着各自的生命经历、情感经验来到剧场，对同一个人物、同一段关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戏剧是集体性的、现场的艺术，演员、编导与观众在同一空间中参与一场具有仪式感的社会活动。作品与当下的联系，要在这样的相遇中得到检验。

这也是国际戏剧交流让我感兴趣的地方。自2014年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开始做“世界经典，上话重绎”系列，每年与一个国家团队合作排演一部这个国家的经典作品。如今已经分别与七个国家合作排演了《万尼亚舅舅》《亨利五世》《太太学堂》《玻璃动物园》《伽利略》《厄勒克特拉》和《茱丽小姐》等，不同的创作经验，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经典，也重新认识自己面对的观众。这七部戏，跨越古希腊、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到现代戏剧，共同构成一组持续思考现代人精神世界的镜像。我们正是借由这些剧作，探寻经典跨越时空的当代性，在古今对话中，重新思考戏剧如何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不同国家的戏剧传统，有相通的地方，也有各自的文化特点。俄罗斯戏剧对人性、对文学的关注，深刻影响了中国话剧的发展；而中国话剧的精神底色，一直是扎根土地，关注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中国戏剧传统中，含蓄、留白以及天人合一的观念，也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滋养。

文明互鉴的意义，在于通过交流理解彼此的不同，由此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特点。借鉴一种方法、引入一个团队，最终仍要回到创作本身：我们究竟希望用这些经验来表达什么？怎样让作品与今天的生活发生联系？

所谓当代演绎，在我的创作理解里，不是颠覆传统，而是复活传统。传统的精神内核不变，但讲述方式、生命体验、时代语境，必须属于当下。精神传统是根，当代演绎是从根上面长出的枝叶。根扎得深，新的表达才会有生命力。舞台形式可以不断地翻新，处理经典的方法也可以各不相同，但有两件事不能丢：一是写人，二是问心。对人的真实处境保持体察，对自己的判断保持反思，这应当是创作者面对经典时始终坚持的初心。

因此，对于经典，每一次重排，都值得重新问一遍：今天的观众为什么要看这部戏？答案应当落在人物身上，落在他们的生活、处境与内心之中。当一部经典能够让今天的人重新认识他人，也重新审视自己，我们的演绎才真正有了意义。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1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