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六逸：与时偕行 传播新知

　　学人小传

　　谢六逸（1898—1945），贵州贵阳人。1919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毕业回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到神州女校等校任教。1929年创立复旦大学新闻系并任系主任。1938年回到贵阳，任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等职。主编《文讯月刊》《言林》《国民》等杂志，著有《西洋小说发达史》《中国小说研究》《水沫集》《实用新闻学》等。2024年，《谢六逸全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州师范大学排演的话剧《烽火长歌谢六逸》剧照。

　　2024年出版的《谢六逸全集》。

　　谢六逸致报人戈公振的一封信。

　　作者：石迪（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早年东渡求索到晚年扎根黔中，谢六逸一生以启蒙与救亡为己任，将理想信念熔铸于学术建设与文化实践之中，将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在动荡的时局中，谢六逸以笔为炬，传播新知。在文学领域，他介绍、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新文学的积极参与者；在新闻教育领域，他著书立说，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与践行者。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坚守文化抗战一线，主编多种进步报刊，为抗日救亡鼓与呼。历经岁月沉淀，谢六逸留下的精神火种，愈加闪亮。

　　黔中少年叩响世界文学之门

　　谢六逸1898年出生于贵州贵阳。其祖父曾任湖南永新县知县，父亲也曾做官，母亲颇通诗文。书香门第的庭训，为谢六逸奠定了坚实的旧学根基。

　　1911年，谢六逸升入贵州省立模范中学读书。彼时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黔中，作为贵州文化中枢的贵阳，既留存着王阳明龙场悟道后绵延数百年的心学底蕴，又涌动着近代思想变革的浪潮，正处在新旧文化激荡的历史节点。在《读书的经验》一文中，谢六逸回忆道：“我记得在十三岁时，常常跑到我父亲的藏书楼上去翻书，从早晨到天晚，只下楼吃两顿饭。”这般苦读让他早早练就了扎实的文字功底，少年时代已能写出文采斐然的诗文。两年后，谢六逸对英语产生浓厚兴趣，买下《英汉字典》细心钻研揣摩。凭借勤奋与过人的天资，不多时，他便突破语言障碍，能够直接阅读《鲁滨逊漂流记》等英文原著，为日后赴海外求学打下了语言基础。

　　19岁时，谢六逸参加官费留日考试，取得第三名的佳绩。次年3月，在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的带领下，谢六逸与王若飞、刘方岳等一众学子搭乘轮船抵达东京，开启求学之旅。这个身处异国他乡的青年，心中所怀的不仅是对现代文明与新知的热切渴求，更有一份学成报国的朴素理想。

　　彼时留日学生圈里，法政、军事是人人争相投身的“救国正途”，文学一科几乎无人问津。谢六逸身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心神却始终系于文学。课堂上日本学子谈及东亚时局时对中国轻慢的语气，街头书肆里泛滥的“东洋盟主”论调，让谢六逸内心五味杂陈。他深知，要救亡图存，必先唤醒民智，而文学正是唤醒民智的利器。为此，他定下“多读、深思、慎作”的六字信条，扎进了文学的世界。

　　从浪漫主义到自然主义、从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谢六逸广泛涉猎各国文学思潮，在各种文学流派的碰撞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谢六逸发表《文艺思潮漫谈——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比较》，指出“近代文学，是指自然主义的文学……若不说及自然主义，就不见得近代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和妇人问题的关系。”这篇展现了他“为人生而艺术”文学观的文章，让他在文坛崭露头角。

　　随着学习的深入，谢六逸愈发意识到中国文学界不能闭门造车，需要把握世界文明发展浪潮，实现本土文学的革新发展。抱着这样的信念，他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译作《欧美各国的改造问题》，聚焦欧美各国制度与组织层面的改革动向，意在引介国外变革经验，为国人观察世界、思索本土革新路径提供参照。

　　1921年，听闻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谢六逸欣然加入。自此，他更加坚定了文学救国的信念。他查阅大量文献，系统梳理西洋小说的发展脉络，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西洋小说发达史》。彼时，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小说研究尚无专史，本国的小说史研究也几乎是一片空白。就在同一时期，鲁迅开始在北京高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谢六逸的《西洋小说发达史》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西一中，两相呼应。

　　在向大众介绍西方文学的同时，谢六逸也在潜心钻研日本文学。文学史家赵景深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访问他，他正埋头写作《日本文学史》，案头堆着很高的一堆日文的日本古代文学作品，花花绿绿的书脊，约莫有四五十种，大都是硬面的。他能写出三本详略不同的日本文学史，并且译了很多的日本长短篇小说和小品文，可见他在这方面的素养的确是很深湛的了。”

　　在研究外国文学的过程中，谢六逸注意到神话在文学发生学上的重要意义，于是将神话作为小说的源头进行系统性考察，1928年出版《神话学ABC》一书，为我国现代神话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谢六逸在此书序言中写道：“对于原始民族的神话、传说与习俗的了解，是后代人的一种义务……我国的神话本来是片断的，很少有人去研究，所以没有‘神话学’的这种人文科学出现。”这番论述，表达了谢六逸深切的学科关怀——中国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神话学体系。

　　从对外国文学史脉络的梳理到对神话学源头的挖掘，谢六逸手中的笔一直与时代同频共振，以拓荒者的勇气与远见，用“他山之石”为中国文学提供借鉴。

　　创办复旦大学新闻系

　　1922年谢六逸毕业归国。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他结识了胡愈之等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化界名流，见识了现代出版业的运作模式，积累了扎实的新闻出版实践经验。1926年，他受聘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面对当时中国新闻教育的状况，谢六逸认为“普及教育之利器，首数报章，以其一纸风行，力能转移社会之趋向也”，因此向系主任刘大白建议创办新闻系，培养“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而能远”的新闻人才。

　　这个建议得到校方支持，复旦大学新闻系于1929年正式成立，谢六逸担任系主任。在课程设计方面，他提出，新闻系的学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技能和进行实习考察外，还需了解法律、外交及政治经济等知识，以培养其全面认知社会、分析问题的能力。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他还聘请了戈公振等报人来校授课，将前沿的业界经验带入课堂。在学科融合培养上，谢六逸深知文学素养对新闻写作的重要支撑作用，也清楚新闻实践对文学传播的推动意义。他倡导文学系与新闻系学生交叉实践，培养“两栖型多面手”，做到“无论到哪里，都有用武之地”。

　　谢六逸认为，“学校刊物中，最重要的是大学新闻”。“大学新闻”即各校的校报。他说：“有了大学新闻，足以促使大学活泼又生气，使全校师生亲如晤对。”如今，我国高校普遍创办了传统媒体、新媒体平台，这些平台既是高校学术交流、形象宣传的重要窗口，也是学生进行新闻实践的重要载体，这正是谢六逸当年所期待的样子。

　　作为中国现代新闻教育的奠基者之一，谢六逸留下了多部影响深远的作品，这些作品对当下新闻传播仍有启示价值。《新时代的新闻记者》（1929年）明确提出新闻从业者须具备健康、明快、机智、热情、常识、认识时代等六大特质。《世界主要新闻概观》（1933年）以国际视野剖析全球报业发展趋势，揭示资本操控下新闻同质化的弊端，也为中国报业发展提供了参照，填补了当时中国世界新闻研究的空白。在《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一文中，谢六逸提出，普通学校也应开设新闻相关课程、讲授新闻常识，以此提升国民新闻素养。他认为，普通学校开设新闻课程，既能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新闻鉴别能力，也能为新闻职业教育奠定基础。

　　谢六逸深入体察中国社会现实，感知世界新闻行业发展的潮流，对新闻事业的核心要义形成了深刻认知，提出新闻记者应具备“史德、史才、史识”。他的新闻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值得今天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学习借鉴。

　　平民教育、农民文学与妇女解放

　　五四运动期间，谢六逸随黄齐生加入“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在考察途中，他目睹了普通百姓求学的不易，并将所见所感提笔作文，发表文章《平民教育谈》。

　　在这篇文章里，谢六逸提出了自己对平民教育的定义：“教国民人人都有独立人格的与平等思想的教育，就叫平民教育。”他强调，教育不是要培养“少数贵族或有特殊势力之人”，而是要造就“一般公民”。1928年，他在《农民文学ABC》中，表达了对农民社会地位与生活困境的关注与同情——“我国具有博大的土地与多数的农民，农民生活的情形不下于欧洲各国。但是没有一个作家去描写他们，社会上也让他们无识，这实在是不幸的事。”他将“农民文学”与“都会文学”“资产阶级文学”相对照，明确提出“农民文学则与无产阶级文学相连，近代的农民文学常是无产阶级里的一支脉”。

　　在关注农民的同时，谢六逸还将目光投向妇女群体。在《新中国》《平民教育》等杂志上，谢六逸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将妇女解放与平民教育、社会改造联系起来。他提出，“除了妇女自身已具觉悟之外，辅助迪发他们思想的，就是由文学入手”。在他看来，妇女只有通过教育实现人格独立，才能真正参与社会生活。

　　五四以后，越来越多的进步女性开始投身新闻记者行业，谢六逸关注到了这一现象。他指出，女性记者以其独特的性别视角和生活体验，能够更深入地关注并呈现妇女儿童等社会议题，认为“将来的妇女记者，仍大有发展的余地”。如今，女性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重要力量，这与他当年的判断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从对平民教育的倡导，到对农民文学的关注，再到对妇女解放的探索，谢六逸把手中的笔墨，化作立论鲜明的文章、系统扎实的著述，打破不平等的认知局限，将倡导人格独立、权利平等的火种播撒向更广阔的天地。

　　烽火长歌为家国

　　1937年11月初，日寇的炮火已逼近上海租界边缘。3日下午，谢六逸赴新雅酒楼参加文艺界救亡座谈会，到场才发现会场已被国民党蓄意抢占，正盗用“文艺界救亡协会”名义私自行事，他当即与一众进步同仁愤然离场。两天后，他执笔的《保卫大上海》在《国民》周刊刊发：“被侵略民族的自卫战争是无所谓失败的……唯有停战和抗战意识的不坚定，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彼时日军不断向租界施压，抗日刊物随时有可能被查禁。谢六逸照常坐班编校《国民》稿件，在《编辑余墨》里平静落笔：“本刊将继续奋斗下去。”墨迹未干，几天后，《国民》周刊被迫停刊，他坚持编完最后一期杂志才离开岗位。

　　次年，谢六逸携家眷辗转返回故乡贵阳。在抗战大后方，伴随着困苦的物质条件与动荡的社会环境，他继续以笔为炬，照亮文化抗战的“第二战场”。

　　回到贵阳后，他身兼大夏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大学三校教职，为贵州学子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世界的窗户。在担任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期间，谢六逸结合师范教育的育人目标，为贵州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同时，他在国文系设立新闻学组，教授新闻专题研究、副刊文稿、国外新闻事业等课程。

　　在教学之余，谢六逸为《贵州晨报》创办了副刊《每周文艺》。这个副刊成为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为贵阳文化界注入了新鲜活力。在日军轰炸中，报社被毁，谢六逸的寓所也被炸成废墟。面对日军的暴行，他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发表大量抗日救亡文章，并牵头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团结流亡至黔的文化界人士。

　　1941年，谢六逸应文通书局之邀，与马宗荣共同组建编辑所，任副所长主持编务，拟定了侧重中小学教材、大学专著、工具书和少数民族文献的选题规划，以满足大众读者的需求。在他的努力下，文通书局一年出版了200余种书籍。他还组织出版《国际时事丛刊》《中华民族御侮自卫文献》等抗战书籍。这些反映民族大义的图书的出版，极大鼓舞了大后方军民的斗志。

　　此外，谢六逸还牵头创办了持续时间长、质量高、影响力大的《文讯月刊》。《文讯月刊》发表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和文化动态，在烽火连天中构建了一条坚韧的“文化补给线”，激发民众进步意识，也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做出版工作的同时，谢六逸仍关注社会现实。1942年，他在《贵州日报》发表文章《贵阳缺少的是什么？》，抨击社会上投机取巧、道德沦丧之风，呼吁建设艺术馆，以艺术振兴民族精神。他希望“各级学校的学生都有一个观赏正确的艺术作品的机会，而贵州全省的人民受了艺术熏陶，也许在精神上将有一番振作罢”。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官方采纳了他的建议，随即拨款筹建艺术馆。谢六逸与人谈及此事，不禁欣慰地说：“我的文章竟会有如此神力！”

　　1945年8月，生活清贫的谢六逸积劳成疾，于贵阳溘然长逝，年仅47岁。谢六逸的逝世，在贵阳乃至全国文化界引起巨大震动。茅盾、郭沫若、叶圣陶、蹇先艾等友人纷纷在报章上撰文追忆其生平，寄托哀思。1988年，在谢六逸诞辰90周年之际，蹇先艾再次撰文怀念老友。他写道：“六逸的一生，治学辛勤，诲人不倦，确实有一定的成绩；如果天假以年，我相信他一定对党和人民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如今，谢六逸亲手奠基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已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重镇。2024年，《谢六逸全集》在复旦大学发布，他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文字、思想与精神，被系统地收集、整理，汇入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2025年，在谢六逸曾任教过的贵州师范大学，他主编的《文讯月刊》得到系统辑录并首次完整影印出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该校师生原创话剧《烽火长歌谢六逸》用戏剧语言，让更多人了解到他在烽火长路上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贡献。

　　谢六逸曾说：“新闻是时代的产物，所以新闻事业便跟着时代潮流前进。”这位从黔山走出的文化学人，47年光阴都在践行这句话——既紧随自己所处时代的救亡与启蒙浪潮，更以超前的思考穿透岁月，回应着时代的命题。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