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投影、区域知识与近代西方地缘政治观的嬗变

　　作者：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地图投影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技术，它通过数学方法将立体的地球表面转化为平面图像。这看似是一项技术工作，实则在近代世界史中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由于任何投影都不可能同时完整保留方向、距离、面积和形状，不同投影方式必然会在取舍之间形成特定的视觉差异，并由此建构人们的区域知识，进而影响近代国家的地缘政治理念。

　　早期地图投影知识可追溯到托勒密的古典制图学，其经纬网体系将世界转化为可以计算、定位和标识的空间，为近代投影技术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进入中世纪以后，欧洲对于世界和区域知识的地图想象，仍主要体现为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T—O地图”。对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共同体而言，地图主要用于展示统治领地及其周边范围，因此，以平面还是球体方式来理解地球，并不是地图绘制中的关键问题。真正改变区域知识和空间想象的，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体系的全球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关于其他区域的地理知识被大幅修正，世界也不再只是若干文明区域的并列存在，而逐渐被海路、殖民据点、贸易节点和军事航线连接为一个整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地图投影技术变得不可或缺，因为它能够将难以直接把握的球面空间，转化为便于计算、航行和管理的直观平面知识。

　　墨卡托投影法由佛兰德斯制图家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在1569年的世界地图中系统使用，是最早将全球尺度的地图表达与远洋航海需求结合起来的投影方法之一，其核心优势在于保持角度，将地球表面展开为经纬线垂直相交的长方形地图，并使同一地点各方向上的局部比例保持一致。这一特征对于远洋航海极为重要，因为航海者可以依据罗盘方向，在图面上更为直观地规划等角航线。与此同时，墨卡托投影在中低纬度地区的失真程度相对较低，而近代早期的主要海上航线也大多集中于这些区域，并不经常穿越高纬冰冻地带。这些特征使得墨卡托投影下的世界地图不再只是对陆地轮廓的描绘，而成为海上贸易与殖民扩张的空间蓝图。地图上的空白区域也不再只是未知之地，而往往被理解为可以调查、命名、占有和争夺的对象。在此背景下，近代欧洲的区域知识逐渐从陆地边界转向海外探险与殖民扩张，国家对于区域的认识也越来越围绕港口通道、殖民地资源和海外贸易展开，海权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

　　此后，一些重要的航海图进一步将墨卡托投影运用于具体区域知识生产。例如，17世纪英国探险家罗伯特·达德利出版的《海洋秘奥》被视为早期系统使用墨卡托投影的海图集之一，其所收海图覆盖北美海岸、南美东北岸、好望角及其他重要海域，从而成为服务远洋航行的重要区域知识。由于早期墨卡托投影地图多以欧洲为中心，世界空间也逐渐以欧洲为参照被命名和理解，“近东”“中东”“远东”等区域概念由此获得了特定的地理政治含义，并服务于帝国扩张的需要。随着19世纪英国霸权的进一步确立，以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为中心的“大英帝国世界地图”逐渐成为帝国空间表达的重要形式。这类地图将被墨卡托投影放大的不列颠置于全球空间的视觉核心，多以红色或粉色标示英国殖民地，在视觉上营造出“日不落帝国”的地缘政治想象。

　　近代地缘政治并非仅限于海洋逻辑，即便是海权大国，也离不开内陆的支撑。17世纪以后，随着常备军、税收体系和行政管理机制的逐步完善，欧洲主权国家在与帝国、城市联盟、城邦等竞争性政治组织形式的较量中逐渐胜出，最终奠定了现代国际体系的组织基础。与此同时，地图投影和测绘技术也同现代国家的领土治理紧密结合。尤其对于欧陆国家而言，国家必须将自身领土测量清楚、分幅呈现，并纳入统一坐标体系之中。这不仅加深了欧洲国家对自身及周边区域的认识，也强化了边界内外的空间区分和国家认同。随着制图精度的提升，领土被转化为可以丈量、登记、征税、布防和动员的地表空间，进而增强了国家的内部治理和军事组织能力。卡西尼—索尔德纳投影、兰伯特等角圆锥投影、高斯—克吕格投影等方法，都在不同时期和特定区域条件下服务于国家测绘和大比例尺区域制图的需要。与全球地图追求整体呈现不同，这些方法更强调在具体领土范围内控制变形，并根据领土形状、纬度位置、空间尺度和测绘目的选择相应方案，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区域制图的精确性。

　　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世界地图的基本轮廓已经大体完成，当全球空间逐渐被测绘、瓜分和连接之后，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地缘政治理论也随之兴起。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以经过椭圆化处理的墨卡托投影绘制了地图《力量的自然位置》，并将世界划分为“枢纽区”“内新月形地区”和“外新月形地区”。这一地图因墨卡托投影的纬度变形，在视觉上放大了高纬大陆腹地的空间规模，而铁路的应用又使欧陆内部的资源、人口和军队能够被快速连接与动员，麦金德借此强化了俄国等陆权大国可能整合欧亚大陆和改变世界权力格局的战略判断。在图面结构上，欧亚大陆及其内部腹地被置于世界政治的核心位置，美国被视作“东方强国”，美洲大陆则被推向地图边缘，甚至在图面左右两侧被重复呈现。总体而言，麦金德地图不只是对全球空间的描绘，而是通过投影变形和图面安排重组区域知识，将欧亚大陆塑造为世界权力竞争的战略枢纽，并为“心脏地带”理论提供了具象化的视觉依据。

　　与麦金德通过墨卡托投影凸显欧亚大陆不同，20世纪初美国地理学家约翰·保罗·古德提出的古德分瓣等积投影，展现了一种更加重视区域板块的世界表达方式。古德投影通过将部分海洋区域分割开来，使世界不再主要呈现为由连续航线连接起来的海上整体，而是被组织为若干相对完整的大陆和区域板块。这种投影方式既减少了高纬失真，也强化了大陆板块的视觉意义。在这种视野下，美洲被呈现为一个相对独立、由美国主导的区域体系，某种程度上为“门罗主义”提供了直观的空间表达。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虽然沿用了墨卡托投影，但其所提出的“泛区”理论同样吸收了这种区域板块化的空间想象，把世界理解为若干由大国主导的大陆性势力范围。他提出的“泛美洲”区域概念则对应美国主导的西半球秩序，也在地缘战略上服务于纳粹德国希望美国维持孤立主义的企图。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在《和平地理学》中借助米勒投影，重新呈现美国与欧亚大陆的关系。米勒投影在保留世界整体连续性的同时，减弱了墨卡托投影对高纬地区的拉伸，更适合表现美国面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全球战略位置。斯皮克曼由此提出“边缘地带”学说，并通过人口、资源和工业分布等空间图像，强调从欧洲沿岸、中东、印度、东南亚到东亚的沿海弧形区域，是影响世界权力格局的关键空间。基于这一判断，斯皮克曼反对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视为保障美国安全的天然屏障，认为美国必须通过海上交通、海外基地和同盟体系介入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权力平衡，以防止任何单一大国控制这一关键区域。可以发现，地图投影和地图中心的变化不仅仅是图像的视觉结构的改变，也参与了区域知识、势力范围和大国空间秩序想象的建构。

　　飞机的应用和空权时代的到来，使地图投影再次发生转变，因为墨卡托等圆筒投影难以呈现空权的战略意义。随着远程航空的发展，北极中心的方位等距投影获得新的战略意义，因为它能够较直观地呈现北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距离与方向。珍珠港事件使美国战略家进一步意识到旧有地图想象的局限，传统世界地图容易把美国表现为受到两洋保护、远离欧亚战场的国家，从而强化孤立主义的空间观念。美国《财富》杂志制图师理查德·哈里森于1942年绘制的地图《一个世界，一场战争》，正是这种新地缘战略视角的空间展现。它以北极为中心的投影呈现了北美与欧亚大陆的邻近关系，显示航空时代的地缘政治已不再只围绕海上通道展开，还必须将航程、空中打击半径和跨洲运输能力纳入考量。在这种空间想象下，美国在二战中就不再只是两洋之间的孤立大陆，而是全球战争网络中的重要枢纽，可以依托自身工业能力、海空基地和运输体系，向欧洲、中东和东亚战场的盟友提供持续支援。

　　哈里森地图虽然突破了传统墨卡托投影的世界视角，但仍带有较强的美国中心色彩。联合国在将类似的北极中心方位投影图改造为组织标志时，将图像进行了顺时针旋转，从而弱化了美国作为世界中心的观感。1945年前后形成的联合国会徽雏形由此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它以北极为中心，将世界地图纳入一个圆形图像之中，试图超越传统世界地图中特定国家、大陆或帝国居于中心的空间秩序，从而在视觉层面表达大战之后的世界主义理念。

　　近代这种围绕地图投影和区域表征的争论甚至延续至今。2026年9月，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鼓励停止使用墨卡托投影地图的决议，呼吁更多采用平等地球投影地图，以纠正墨卡托投影对非洲等中低纬度地区形成的长期视觉偏差，而美国则成为唯一的反对国。这一争议再次表明，地图投影始终与不同国家和地区争取自身在世界空间中的位置和解释权密切相关。

　　总之，虽然投影变形具有客观的数学基础，但地图投影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地图投影在何处变形、突出何种中心和采用何种视觉呈现等层面上，始终包含特定的价值取向和战略偏好，并由此影响区域知识的塑造与地缘政治理念的形成。墨卡托投影塑造了海权时代的航线意识，国家测绘投影服务于领土治理，分瓣投影强化了陆地板块与区域空间的想象，北极中心的方位投影则进一步推动了空权时代整体战略和全球治理想象的展开。麦金德的帝国地缘政治学、豪斯霍弗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和斯皮克曼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其代表性地图也都服务于各自国家的大战略。地图投影作为一种空间叙事，将自然地理、文化认知和政治权力纳入同一个视觉框架之中，既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争夺世界解释权和控制权的工具。这些被投影、裁剪和重组的世界图像，深刻影响了近代西方区域知识的形成，进而重新描绘了空间、权力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推动了近代西方地缘政治观的嬗变。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