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1848年法国古迹保护的实践探索

　　作者：黄艳红（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今日法语学界，物质性历史古迹是“遗产”（patrimoine）的一部分，讨论法国的古迹保护，应置于遗产这一更大的范畴之内。德国学者斯文松提出：在法国，现代意义上的“遗产”是国家发明的，而在德国和英格兰，遗产分别是新兴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的创造。尽管今天的研究试图修正这一认知，但就法国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合理性。

　　法语中的“patrimoine”一词派生自拉丁语中的父亲“pater”，本来的含义是从祖先或前辈那里继承的产业，但法国大革命使得这个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前，法国的文物古迹主要是王室、贵族或教会的私产。随着1789年11月教会财产的国有化，以及随后对流亡贵族和王室财产的没收，如何处置这些遗产成为难题。1790年10月，一位古物爱好者向议会提出，过去的特权阶层的遗产应当公共化，家族产业应转变为“民族遗产”。这一转换将历史遗产的所有权象征性地让渡给民族，为国家介入遗产保护提供了思想基础。热月政变之后的数月中，国民公会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格雷古瓦发表系列报告，主张应系统利用过去的文化遗产，服务于共和国的教育事业。

　　在制度建设方面，早在1790年10月，制宪议会便成立“古迹委员会”，准备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文物盘点和登记造册工作。1793年10月24日，国民公会通过一部重要的法令，禁止以取缔王权符号为名摧毁历史文物，规定受损风险高的物件应搬迁至博物馆保存。将王室城堡、教堂改造为国家博物馆，是革命者处理旧制度遗产最显著的实践。将历史文物转移到博物馆中，向大众开放并服务于公共教育，此举剥离了文化遗产与从前专制制度的联系。画家亚历山大·勒努瓦的行动尤其受到关注。勒努瓦通过各种方法，将巴黎各宗教机构的文物迁移到一所旧修道院的保管室，这所保管室于1795年更名为“法兰西古迹博物馆”。该博物馆布展中体现的年代学原则，营造出一种进步和连续的历史印象，堪称“民族历史”的第一次视觉呈现。

　　拿破仑很快意识到历史古迹的政治意义。他曾授意凯尔特学会——其办公地点就设在法兰西古迹博物馆——调查历史古迹，以构建法兰西民族的起源。1807年，该学会向各地发出问卷，要求“仔细调查每个地点、每处遗迹和一切风俗”。凯尔特学会后来更名为“法兰西古物研究者学会”。1810年，内政大臣蒙塔利韦向各省省长发出古迹调查令，目的是“了解法国古迹的信息”。这次行动主要着眼于革命时期遭到损坏的中世纪建筑。

　　不过，帝国时代的保护意愿很少落实在实际行动中。而在复辟王朝时期，学者认为法国古迹遭受的破坏甚至比大革命时期还要严重，因为在漫长的战乱之后，重建工作导致很多古迹被拆毁。先前的一些遗产保护机构被撤销，铭文与美文学院成为古迹调查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在文化界人士的积极呼吁下，古迹保护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浪漫主义作家诺迪埃长期在法国各地游历，以古迹游记唤起民众的保护热忱。1825年维克多·雨果发表题为《关于法国古迹破坏的评论》的小册子，1832年该文经修改后，以《向破坏者宣战》为题再次问世。

　　与此同时，“地方古物学”在法国各地兴起，其中诺曼底走在了前列，包括成立诺曼底古物学会等。民间学者走向田野，对散落在乡间的教堂和城堡进行实地测量和绘图。这场古迹保护运动还触发了新的知识生产，尤其是在古迹的类型学与年代认定方面。长期以来，中世纪的建筑风格被笼统称作“哥特式”。1818年，诺曼底学者热维尔创造出“罗曼式艺术”这一重要概念，在建筑领域，它指的是罗马风格在中世纪的变种，即哥特式之前的建筑风格；1824年，他的学生高蒙出版《论中世纪宗教建筑：以诺曼底为中心》，将罗曼式定义为半圆拱顶、墙体厚重的建筑风格，而哥特式的典型特征在于尖拱顶、建筑整体更为轻盈透光。高蒙还认为，从罗曼式到哥特式的转变较为漫长，在法国，这一过程发生在11世纪末到12世纪前期。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法国的古迹保护经常因为缺乏资金支持、产权界定不明等问题难见成效。

　　1830年，资产阶级自由派掌权的七月王朝建立。这一时期，法国的古迹保护运动逐步走向制度化，确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科学评定、定额拨款的古迹保护制度。长期担任政府要员的弗朗索瓦·基佐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基佐认为，为凝聚不同阶层的政治意识，应该在共同的历史文化中寻找超越党派的黏合剂。1830年10月，他在内政部下设立“历史古迹总督查”一职，从国家层面统一协调全国的古迹普查与保护工作。首任总督维泰和其继任者梅里美均展现出卓越的才能。尤其是梅里美，不仅撰写了大量的古迹考察报告，还制定了严格的评估标准。1837年，“全国历史古迹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于1840年确立了第一份具有法律效力和财政资助的“历史古迹保护名录”，共有1090项古迹入选。此外，官方还根据古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划定了不同的保护类别。这一保护政策呼应了19世纪前期西欧普遍的社会心态。小说《巴黎圣母院》的深远影响便是一例，它向人们普及了古迹保护理念。斯文松认为，《巴黎圣母院》将古建筑比作“祖母的脸庞”，这个温情的比喻很快就在西欧流传开来，反映了19世纪前期西欧社会对“失落的过去”的浪漫主义乡愁。

　　随着名录的公布和财政拨款的注入，法国对大批濒危的中世纪建筑展开修复。在这场大规模古迹拯救运动中，青年建筑师勒-杜克脱颖而出，担任巴黎圣母院等重要修复工程的设计师。勒-杜克基于对中世纪哥特建筑美学的理解，提出“风格性修复”理论。在巴黎圣母院的修复中，他不仅增建了高耸的中央尖塔，还根据哥特式想象重新雕刻了大量的怪兽石雕。这种修复实践在19世纪中后期引发关于古迹修复边界的争议。英国人罗斯金和德国人德希奥是反修复论的代表。同时代的法国批评者则指出，这位建筑师在追求所谓的“纯净风格”时，拆毁了建筑在数百年历史中堆叠起来的多样元素。这种人为的“净化”实际上抹杀了古迹所承载的、由时间镌刻的真实痕迹，古迹也因而失去了作为历史见证的沧桑感和崇高感。

　　总之，在1789-1848年，法国虽然经历多次政体更迭，但革命时代赋予遗产的民族与历史意义，在七月王朝时期进一步确立和彰显。古迹保护则从革命时代的抢救性行动，转变为全国范围的调查和维护，并构建起自上而下的古迹保护模式。在此过程中，国家意愿、行政部门的组织和资金投入起了关键作用。不过，当时的古迹保护工作仍然多有掣肘。尤其是民法典对于私有产权的绝对保护，构成重大法律障碍，因为很多古迹属于私人产业，政府很难干预业主的行动，私人拥有的古迹很少被列入保护名单。1887年，法国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古迹保护法，初步厘清了长期以来困扰古迹保护的法律难题。这部法律被欧洲其他国家的古迹保护工作者视为模板，法国也成为他们心目中“现代古迹保护的母国”。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