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秦刻石“车到此”探赜

　　作者：胡芳（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新见秦刻石中“车到此”的记述，是目前已知关于青藏高原地区车辆活动最早的文字记录，引发了学界对早期青海高原交通的多维度探讨。两千多年前，在平均海拔超过4300米、地理环境复杂的黄河源地区，是否有车辆出现和具备车辆通行的道路基础？学者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如易华根据秦人的交通技术，论证了在甘青复杂地形下，使用车马运输人员物资的可行性（易华：《秦代赴昆仑采药的可行性分析》，《光明日报》2025年7月9日）；郭涛认为“羌中道”的畅通为五大夫翳采药昆仑提供了地理基础（郭涛：《从交通地理角度看昆仑石刻》，《光明日报》，2025年7月16日）；仝涛根据考古材料，认为在湟水谷地和黄河上游地区的“羌中地”，春秋战国时期有使用车辆的传统且较为普及（仝涛：《秦“采药昆仑”石刻研究》，《历史研究》，2025年第9期）；王乃昂认为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打通了最为关键环节的看法，仍需考古发现佐证（王乃昂：《“车到此”的实证问题》，《光明日报》，2026年3月30日），等等。

　　我认为，先秦至秦汉时期青海地区与车辆相关的岩画图像、考古遗存和文献资料，不仅反映了青海高原早期的车辆使用及交通状况，也为尕日塘秦刻石“车到此”提供了多重佐证。

野牛沟岩画中的车辆图像 胡芳摄/光明图片

　　青海岩画中的车辆图像

　　岩画被称为刻在岩壁上的“史记”，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青海岩画中的车辆题材图像，具有代表性的有野牛沟、昂拉和卢山岩画等。野牛沟岩画距今3200年，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内，海拔3900米，其岩画车辆图像为未完成的车和马驾车，“马驾车的形象为两马、单辕、双轮、一个车厢，与史籍中所谓‘广柳车’相似”。（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科学出版社）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距扎陵湖约200公里的青藏高原腹地昆仑山区域，就已出现了挽畜车辆。

　　通天河流域昂拉岩画中的车辆图像历史时代，与野牛沟大致相近，距今约3000年左右。昂拉岩画位于通天河北侧支流楚玛尔左岸拉垄沟，海拔4406米，其10号岩画中描绘的两幅车辆图像均为车猎图，两幅图中的车均为单辕、双马、方與，不同的是其中一幅图中的双马外侧，还各有1匹骖马直接套在方形车與上，为单辕四马，车前有一手执弓弩的直立人物，整个场面表现的是车猎与步猎结合狩猎的场面。有学者认为其车辆风格和野牛沟岩画，以及商周车马坑及出土器物上的马车风格相近。（王永军：《“一带一路”背景下玉树通天河流域车辆岩画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卢山岩画位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江河乡，海拔3331米。卢山岩画距今约2300年，现存有4幅马驾车图像，两幅为车猎图。车猎图为三马驾车，车辆具备单舆、独辕和带有辐条的双轮结构，生动描绘了人物立乘车上、弯弓射猎的场景。

　　与野牛沟岩画中的车辆图像相比，昂拉岩画、卢山岩画的车辆形制明显进步不少，马匹数量从两马增加至三马或四马，车轮辐条从无到有，且出现了人驾车狩猎的场景。其中，车辆形制的进步（辐条轮、多马驾辕）标志着造车技术的成熟。而车猎场景的出现，不仅说明车辆已作为重要的生产与生活工具，也反映了当时青海高原游牧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与交通工具的发展。

　　野牛沟、卢山和昂拉岩画的车辆图像遗存表明，从商周时期开始，昆仑山区域到长江源头区域，再到环青海湖地区的青海高原腹地就已经出现了挽畜车辆。这些挽畜车辆的车與位于车辆正中，与商周车辆风格相近，且车辆的形制在不断改进。

　　这些车辆题材的岩画遗存表明，青藏高原腹地的先民们早在秦代之前就已经在使用车辆，为五大夫翳率队驱车到达扎陵湖畔提供了珍贵的旁证资料。

　　青海考古发掘中的车辆遗存

　　从青海考古发掘资料看，柴达木盆地、青海东部地区均出土有古代车辆遗存。考古发现的青海最早的车辆遗存，大约在3000年前的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诺木洪文化是青藏高原青铜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被认为是先羌文化遗存，其分布范围仅限于柴达木盆地。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圈栏出入口处发现了2件粗松木制成的残车毂，复原后车毂可装16根辐条，形制古朴，与中原商代的原始车辆形制特征高度相似。（《青海都兰县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出土的残车毂，是青海境内发现的最早的车毂实物遗存，打破了先秦时期青海高原无轮车的认知。这一发现将青海地区的造车史追溯至3000年前，不仅证明了早期青海高原的技术成就，也揭示了中国西部游牧族群与中原农耕文明在交通技术上的早期交流。

　　汉代，随着中原王朝将青海东部地区正式纳入郡县管理体系，中原马车随之传入，并在青海境内普及使用。从考古发掘资料看，西宁市南滩、彭家寨、陶家寨等诸多汉代墓葬中，均出现了木轺车、木牛车、木马车等陪葬明器，充分说明车在当时的普及程度。西宁彭家寨出土的木轺车保存完整，由车、马、伞盖三部分组成，轻便奢华，应是官员或贵族使用。该辕车的出土，为研究汉代辕车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材料，说明中原的礼制性车辆在汉代已传入青海河湟谷地，反映了当时河湟地区汉族官吏或贵族的生活风貌，是中原王朝对边疆文化辐射的有力证据。西宁南滩汉墓中出土的木牛车为双辕双轮，车厢由四块木板拼成。崔永红在《丝绸之路青海道志》中指出，该木牛车的结构图形与现代的架子车相似，相比史前出土的车辆，结构轻便又灵活，应是以现实中的实用牛车为制作原型。两汉时期，汉军在青海地区屯田，传入先进的技术与工具。为适应短途运输的需要，牛车开始广泛使用，且当时应有了较为便利的车辆通行道路。

　　柴达木盆地塔里他里哈遗址出土的史前残车毂表明，距今3000年前，柴达木地区的先民已使用畜挽车辆。西宁彭家寨、南滩汉墓出土轺车、牛车遗存则反映汉代湟水谷地车辆普及并出现等级化车型。贵族轺车与平民牛车并行，表明当时河湟地区形成本土化造车技艺。其车辆通行道路体系也有了很大改善，交通通达度显著提升，中原王朝与青海东部的官方往来、汉族与古羌人等高原族群交流频繁。

　　青海车辆考古遗存表明，青海有着悠久的挽畜轮车使用历史，且至少在汉代时就有了较为便利的车辆通行条件。

　　先秦至秦汉时期有关青海车辆的文献记载

　　青海历来被认为是“边垂质野，文献无征”“杞宋无征，文献澌灭”的地区，留存的文献记载极为稀少。

　　有关青海汉代之前的车辆信息，在《汉书》中有零星记载。神爵元年春，汉武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诸羌，他到羌中“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汉书》卷69《赵充国传》）其中的“车”，应该指汉军的战车。《丝绸之路青海道志》中指出，汉代的战车“上建有楼橹，可驾数牛，楼橹可凭借远望，又防矢刃，行动时牛挽人推，可以附载辎重兵器，车高体重，似活动堡垒，移动缓慢。战时配置驭手、弓弩手、长枪手，远弩近枪，威逼敌阵。驻扎时则连车成营堡战塞，防止骑兵的追击。义渠安国在浩亹失落的车重兵器，就属这类战车”。

　　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七月，赵充国到湟水谷地平羌，先零羌“久屯聚，解驰，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在此次战事中，汉军俘获先零羌的“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汉书》卷69《赵充国传》）从这段记载中看，先零羌有车，且其规模多达数千辆，说明青海境内车辆的使用已较为普遍。这些车辆，可能既有运输生产车，也有战车。先零羌是河湟羌人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部落集团，其原住地在赐支河曲的大、小榆谷（今青海黄河南岸贵德、尖扎、贵南、同德一带），五大夫翳前往扎陵湖地区，很可能经过这里。西汉初，一部分先零羌发展到湟水流域，还有一部分向西海（青海湖）、盐池（今青海茶卡盐湖）附近迁徙。先零羌核心活动区域囊括湟水谷地，以及贵德至同德段黄河上游大小榆谷地带。这片河谷地带地势平缓、河谷通道贯通，具备优良的陆路通行条件。《汉书·赵充国传》所载汉军平定先零羌时俘获“车四千余辆”的史实，说明河湟地区在西汉时期已具备支撑大规模车队通行的道路基础，且当地的羌人已普遍使用车，拥有成熟的造车技术。这与秦刻石“车到此”的记述相呼应，揭示了从秦至汉，青海东部地区交通网络的延续与发展，是古代青海高原交通文明发展的史料佐证。

　　昆仑山野牛沟、通天河流域昂拉和海西天峻县卢山留存的车辆题材岩画，柴达木盆地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史前残车毂，西宁彭家寨、南滩汉墓出土木轺车、木牛车明器遗存，以及《汉书·赵充国传》中汉军平定先零羌俘获“车四千余辆”的文字记载，构成了岩画图像、出土器物与文献记载三重证据，为尕日塘秦刻石中“车到此”的史实提供了旁证，表明秦代五大夫翳率队驱车抵达黄河河源地区具有现实可行性。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6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