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华文明

　　曾形容“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的拿破仑，还曾说过：“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世界都知道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就将不凡，但不知道它将在何时醒来、醒来后将形成对世界文明的守护还是威胁。这就需要来了解，中华文明的特征是什么样。

　　前文说过，中国的文明态势，是一种自新型、中和型的文明。

　　中国是自新型的文明，这缘于儒家经典中的论述。《大学》开篇就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就是“新民”，是要使人自新的意思，成就一个新我，改过向新、除旧布新，这就是学习的目的。对人如此，对国家、对民族、对一种文明而言，更是如此。中华文明历史虽久，却不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文化就提出了“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提出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国家虽古老，却不忘自我更新、推陈出新，每一天都能如新生一般吐故纳新。所以中国的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始终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着，这才成就了源远流长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鲜活至今的古文明的原因所在。

　　中国更是中和型的文明，“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对“和”的追求，在中国既是道德观念、也是哲学理念，既是艺术准则、也是生存方式的要求。一些西方国家由海洋文明形成的海盗意识，构成了踏上新大陆后对当地国民的掠夺行径、侵占历史，海盗式文明，以夺取他方资源为生存本能。而中国的农耕文明却是以自给自足、自食其力为生存模式和思维方式，并且在土地上形成了团结紧密的家族意识，为了耕种，世世代代企求的都是稳定与和平，厌恶战争和变数。农耕民族的子孙都要按照祖辈经验来种植和收获，最怕由乱生变、影响收成。中国人这种热土观念，转而升华为一种广泛的教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中国人坚信，财富生于自己的土壤，而非掠夺他人的土地。甚至，连财富也只是末节和结果，道德才是根本和首要。而最为根本的道德，就是“致中和”。中道，就是不偏不倚、正中正好、符合常理、恰当其分的道路，用中是手段、和谐是目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各在其位、万物健康生存——各在其位、健康生存，也就喻示着各安其土、彼此尊重，中正仁和、和平共处。

　　所以有些国家对中国“国强必霸”的判定、认为中国这头雄狮万万不可醒来的担忧，是站在西方行为立场上、顺延西方固有意识形态的一种以己度人，而非身处中华文明历史洪流中、作为承前启后一脉传承的一种思维方式。

　　西方文明的意识主导下，还产生过一种深入人心的论断，就是亨廷顿先生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来自文化差异，而且主要是在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三者之间构成“文明的冲突”。这种论调不无道理，加之九十年代以来局部战争的爆发、恐怖事件的上升，让人们更加信奉“文明冲突论”。

　　然而，亨廷顿先生强调的是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差异的部分、侧重的是不同民族之间对立的情绪，却忽略了各种文明之所以形成，正是基于人类共性上的那些价值追求和道德理念，比如对真善美的向往、对公平正义的肯定……共同的美好诉求，是各地区文明不约而同生成存在的基础。文明，就是为区别野蛮而存在的，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所以在文明之间，必然是共性大于差异。

　　何况，任何一种健康文明都不是凝固的、僵化的，而是流动的、发展的。仅以静止形态看文明，每种文明都是对立性的独自存在；若以运动形态看文明，文明之间便是相互交融的、渗透的、影响的态势，差异并不阻隔对话，异同也不阻碍交流。

　　而把世界的冲突归纳为“文明的冲突”，归根到底，是因为始终抱着“冲突”的眼光在看世界，认为世界不是这样冲突、就是那样冲突，而这，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妄图主导他国、称霸世界的西方文明的思维。而在中国的文明语境里，传达的却是“天下大同”、“四海升平”的理想，这也正是中国一直强调要“和平崛起”的思想背景。如果剔除了争霸之心，以平和心看待世界，就会发现，文明之间的相处模式，可以由彼此尊重的合作走向融合，而不是由你死我活的争霸走向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