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

——“我和我的祖国”百姓宣讲活动全国宣讲报告会发言摘登

8月18日，西安南门广场，青年男女们手持五星红旗，以快闪的形式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作者：韩利萍（山西航天清华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数控铣工）

　　我常常对我的女儿说，妈妈现在的岗位就是妈妈梦开始的地方。我所在的山西航天清华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位于太行山之巅上党革命老区，从黄崖洞兵工厂，到“刘伯承工厂”，再到我国第一个航天地面设备制造厂的军工企业，生产的运载火箭系列发射平台，成功托举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一次次飞天。

　　19岁高中毕业，我走进工厂当了一名铣工。师傅要求很严，而我是基础最差的徒弟。由于没有上过技校受过正规训练，甚至连图纸都看不懂，吃过不少苦头，也哭过不少鼻子。靠着笨功夫，我的加工技能不断取得进步。

　　2000年，工厂开始装备数控机床。那一年我快30岁了，女儿刚4岁。当时我很犹豫，是退到辅助岗位以照顾家庭为主，还是坚守生产一线成为第一批吃数控编程操作这个“螃蟹”的人？几番心理斗争后，我决定选择后者。从生搬硬套、照猫画虎开始，经过不懈地潜心钻研，数控加工技术的“神秘面纱”被我一层一层地揭开。我加工的关键零件相继用在载人航天、嫦娥探月、北斗导航系列火箭发射平台上。2007年，我在航天科技集团第四届技能大赛中斩获数控铣工第一名。我激动极了，深深地感悟到，只有奋斗的人生才是最幸福的人生。

　　在我们的生活中，1°偏差时常被忽略，可对于承载50多米高、重600多吨的火箭发射平台，调平精度出现1°偏差，就会产生20%的过载，直接导致火箭无法准确入轨。

　　四通均流阀是控制长征七号火箭平台调平精度的关键件，阀体内部70多种孔系复杂交错，每一个孔的公差只有2丝，是头发丝的1/3。最初研制合格率仅为20%。三个月，我把车间当成家，机床当成闺蜜，行走坐卧无时不在想，不管付出多大努力，必须要啃下这块硬骨头！通过比对运用大量的切削数据，终于整理出了各种刀具的磨损曲线，实现了对整个工艺过程的精准掌控，一次交验合格率终于达到了100%。

　　2016年6月25日，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七号在海南首发成功，坐在电视机前的我哭了……长七火箭600秒的完美飞行，是对所有航天人的最高褒奖。

　　付出总会得到回报，只要你认为能够体现人生价值，就要大胆去努力，国家不会忘记辛勤工作的每一个人。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

　　作者：李万君（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焊工）

　　32年前，我从职高毕业来到客车厂配焊车间。当时的岗位是轨道客车水箱和制动风缸的焊接，工作环境和条件十分恶劣。

　　一个偶然的机会，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来我们车间看望全国劳模屈伟建，对他的发明创造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表扬，当时我就在跟前，真切感受到当工人是有出息的，要当一个有技术、能发明、会创造的工人，更会获得尊重。从那以后，我主动弄一些废铁板来练习焊接技术，通过日复一日刻苦练习，我的技能得到了迅速提升。也有工友不理解说，我们焊的是绿皮车，用不着焊那么精细！我当时就想，如果有机会，这些技术是一定能发挥作用的。

　　2007年，我们国家开始生产动车组。当时我是生产转向架的，转向架就是高速动车组的两条腿，关系到动车组运行时的速度与安全。试制生产中遇到了直径20厘米的圆形环口焊缝难题。外国专家根本就不告诉我们这个位置怎么焊接，就是一直在挑毛病，说我们生产不了，还是购买他们的转向架比较好。我当时暗下决心，一定要成功。我把焊接时脚下的步法、焊枪的位移、呼吸的频率、眨眼的次数都记录下来，形成“标准参数”，最终练就“一枪焊完的绝活儿”。

　　2015年初，公司开始试制生产我国自主研发的中国高铁“复兴号”。其中转向架侧梁扭杆座不规则焊缝，质量要求非常高。由于焊缝弯道极多、空间特别狭小，极易造成焊接缺陷，这个部位的焊接一度制约当时的生产。我和工友们一起，经过多次试验，反复论证，总结出一枪三焊的操作法。2017年6月25日，这个日子就像是女儿结婚那样高兴，我们生产的“复兴号”正式上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随着高铁里程越来越长，一线过硬的技术工人也面临着急缺的状态。我将自己多年来掌握的焊接经验，总结并精心编写出了一套通俗易懂的焊接培训教材，首批培训的400余名新员工全部提前半年考取国际焊工资质证书。德国专家在考试现场到处打听我们在哪里聘请的培训机构。

　　2010年至今，我通过工作室的平台，组织培训焊工2万多人次，考取各种国际、国内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我还通过工作室，承担社会各界企业高技能人才的技能传承工作20多场，培训焊工2000多人，形成资源共享，打破了各企业间技术垄断的局面。

　　作为一线产业工人，我们要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发展融合在一起，用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干好每一天的工作，实现产业报国，为中国梦提速！

　　火海里的英雄，祖国不会忘记

　　作者：胡显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森林消防支队西昌大队四中队政治指导员）

　　今天最有资格站在这里的人，是“3·30”火灾中牺牲的27名烈士，他们怀揣救火信念，带着对父母的不舍、妻儿的爱恋，把热血洒在了大凉山。

　　有这样一个身影，已经快40岁了，但他从未缺席任何一场战斗。在“3·30”火灾中，面对爆燃瞬间袭来的大火，他指挥队伍向安全区域转移，自己却留在队伍的最后面，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他就是我们的教导员赵万坤。

　　去年夏天，我们大队新来了一个大个子——排长刘代旭，篮球场上没人是他的对手。刘代旭年初的休假计划原本是3月，看到如此繁重的灭火任务，他主动延期休假。“3·30”火灾中，他和我一起作为先遣组前往悬崖处理烟点，转移途中，突遇林火爆燃。他看到身后落下的队友，停下脚步折返回去呼喊。瞬间，蔓延迅猛的大火便将刘代旭吞没了。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一阵急促的哨声将大家叫醒。大队召集班长骨干商定行动方案，程方伟主动承担起突击组长的重任。火势控制后，他问我：“指导员，你说，咱们现在做的这些事儿，以后会有人记得吗？”我拍了拍他的头盔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班长……你动动脑筋想想，我们手里的馒头就是老百姓送上来的，他们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咱们，也正是咱们的付出，才守护了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记住啦，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咱们的！”

　　3月28日，冕宁火场中，只见一山沟处明火引燃杂草堆。危急时刻，程方伟一个飞步夺过正在撤离队友的装备，大声喊道“跟我来！”回来休整不到一天，又投入“3·30”灭火作战中。在他牺牲的时候，连腿上的伤还没有好。

　　有时候朋友会问我：“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冒着危险去扑救森林火灾呢？让它自己烧完不就灭了吗？”他不知道的是，山下的村民世代以采集山上的松茸为生，一旦林区过火，村民们将失去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

　　27名指战员，他们牺牲时，最大的才38岁，最小的还不到19岁。我知道，他们有着太多的舍不得；我知道，我们活着的人必须去传承他们的精神；我还知道，祖国不会忘记！

　　做祖国需要的最美白衣天使

　　作者：王克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护士长）

　　35年前护士学校毕业时，老师说，我们班必须分配一个人到传染病医院工作。说完，班里瞬间沉寂，我也屏住呼吸，用余光打量周围人——没人举手。我是班里的团支书，要带头！就这样我被分到了这家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坛医院。从此我与传染病护理结缘。35年里，我总共护理了27种传染病、患者5万多人。

　　我的手机里大部分是艾滋病患者的电话，从最开始的几个、几十个、到今天的上千个。每天24小时为艾滋病患者开机。因为我的一次安抚、一个指导性意见，就有可能挽救一条生命。

　　我真正接触艾滋病患者是1997年，和大家一样，一开始我也很紧张，进入病房时，就会用帽子、口罩、隔离衣“武装”自己，但与他们相处20多年，我已经从当年那个紧张不安的小护士，变成了他们口中的“王姐”。

　　其实，艾滋病并不是大家想得那么可怕。有一次聚餐，患者小李吃了几口，发现菜里有肉，他指着自己的饭盒说：“王姐，我不吃肉。”我没有犹豫，夹起小李饭盒里的肉放进自己嘴里，小李一下惊呆了，他说：“王姐，我家人都做不到这样！”其实，我这样做是想告诉大家，消化道不传播艾滋病。歧视往往来自认识上的误区。

　　在多年护理艾滋病患者过程中，我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风险。一次，一位艾滋病患者突发癫痫，咬破了自己的舌头。抢救时，我尽管戴了双层手套，但就在往病人嘴里塞牙垫的瞬间，抽搐不止的病人一下咬住了我的手，当时我感觉钻心地疼，手套也被咬破了，上面全是血……我立刻到洗手池进行冲洗，发现手上虽然有深深的牙印，但没有破皮，经过消毒后，我继续抢救病人。

　　为了给患者更多的帮助，我们成立了北京红丝带之家。我们帮助过的患者纷纷加入到志愿者行列。目前，我们志愿者队伍已经发展到现在的2万多人。我的丈夫、女儿都成了艾滋病工作志愿者。红丝带之家，让更多的艾滋病患者重返社会，让他们充满对生命的敬畏与生活的勇气，也让社会更加包容。

　　与“艾”同行，我将永远与我的患者们在一起，用特殊的方式表达着我对祖国的爱。

　　致敬我们的上下五千年

　　作者：于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制片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我很幸运，2002年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中央电视台，投身到了这项我无限热爱的培根铸魂的事业中。17年来，从《经济半小时》的一名实习记者，到连续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撰稿；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年纪最小的编导，到全国十佳电视栏目制片人，再到成功完成平昌冬奥会“北京八分钟”等重大国家级活动的策划撰稿……我把最美的青春留在了荧屏背后。

　　2015年，我作为总导演兼制片人，带领团队开始了《国家宝藏》的创作。我和团队一起翻阅了五百余万字的考古报告和文献资料，一一叩开了故宫博物院等九大国家级重点博物馆的大门，经历了四千多个小时的创作会议，走过了数万公里的调研路程。良工造物，大匠诲人。

　　为了让文物都活起来，我把自己撰写的数万字的策划案和想法，一遍一遍地讲给数千位文博历史专家和社会学者，听取意见。创作最紧张的时候，白天在演播室打磨彩排，晚上到机房通宵修改剪辑成片，第二天一早又从机房继续去演播室完成新的彩排录制，连续两三个月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就这样，我和团队克服万难，历经八百多个日夜的奋斗，2017年12月3日，用理想和心血熬制的《国家宝藏》终于开播了。节目“一夜爆红”，引发了国内参观博物馆的热潮。当看到观众说“泪流满面、热血沸腾”“这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的综艺”，当90后、00后成为节目的铁杆粉丝、在弹幕上写下满屏的“此生不悔入华夏”的时候，我们热泪盈眶。能够点燃中国人血脉深处流淌的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对明德风尚的弘扬传播，这是作为创作者最大的幸福。

　　永远做绝对忠诚于党的雪域高原卫士

　　作者：顿珠培楚（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公安局羊拉派出所所长）

　　羊拉与西藏芒康县和四川巴塘县、得荣县的8个乡镇接壤，生活着1024户藏族同胞。羊拉派出所成立初期，所里只有一名民警、一匹马。从最北端的登拉到最南端的南仁，骑马走一个来回需要10多天，“马背上的派出所”也由此声名远扬。

　　羊拉村组散落、山高路远。群众一早出门，赶到派出所时已是晚上。派出所实行全天候工作模式，只要有群众需要办理业务，不管几点，民警都上班工作。我们靠双脚走遍了辖区1087平方公里的每个角落，和群众从脸熟到人熟，再到心心相通，亲如一家。

　　今年48岁的农布是甲功村村民，2005年因斧头砍伤了脚，后来变为股骨头坏死。每到农忙，我们都会去他家帮忙。2017年，在党委政府的关心下他做了手术，因为是贫困户，按政策规定报销了费用16万元，但剩下的2万元，农布却一筹莫展。最后我们民警通过捐款帮助他解决了这些费用。

　　还有一个叫当珍拉初的藏族女孩，母亲在地里干活时不慎摔下山崖，双腿落下残疾。小女孩当时面临辍学的困境。为了帮助拉初完成学业，我们安排她的妈妈到派出所做炊事员，民警们还经常到他们家帮扶脱困。2017年，当珍拉初考上了大学，每到假期，她都会回到羊拉，成为派出所里最活跃的志愿者。

　　深更半夜手持电筒漫山遍野帮群众找牛，在80米深的悬崖峭壁上救援交通事故中被困驾乘人员，从满载蔬菜的货车中帮群众找手机和钱包，冒着雨雪到塌方路段为过往车辆清理滚石……现在，乡里的群众遇到事情都不打110报警，直接拨打民警的个人电话求助。

　　迪庆全州24座藏传佛教寺院中有7座在羊拉。我们分片包干，开展经常性走访。得知大部分僧人都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高原疾病后，我们就带上药品和食品用真心诚意关心他们。每年寺庙之间轮流举行佛事活动，我们与僧人同吃同住，一起研究安保方案，确保寺庙和信众的安全。

　　每年5月至8月是虫草采挖季节。我们分批派驻到雪山上，每人在海拔4600米的营地驻扎60天左右。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行走，相当于在平原负重25公斤，民警们不仅要克服高原缺氧的身体极限挑战，还要每天来回到山脊线巡逻近20公里，就是要尽最大可能防止和调解群众的纠纷。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羊拉派出所辖区内连续5年无刑事案件，行政案件年均仅两起，社会治安状态良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已成真实景象。

　　我们只是藏区的一个派出所，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作为一名基层民警，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加努力地加油干，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的信任，让警徽在雪域高原闪光。

　　有一种使命比生命更重要

　　作者：曹先建（海军航空兵某训练团飞行二大队大队长）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群体，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次飞行都可以说是生死考验。2012年，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入列服役，这在我的心里埋下了舰载飞行梦的种子。

　　我主动报名了全军第二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遴选。舰载战斗机与陆基战斗机有着很大区别，很多飞行操作习惯都是相反的。我和战友们憋着一股劲，从零开始学，争分夺秒飞。经过3年改装训练，我和我的战友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就剩下在航母上着舰考核这一道“拦路虎”。

　　然而，命运却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2016年4月6日，距离着舰考核不足一个月，一次模拟训练中，当我驾驶战机飞至360米高度时，飞机的飞控系统突发异常，机头瞬间上仰、机体急速下坠，这是战机最高等级故障，距离坠机只有短短12秒，按照特情处置规定，飞行员可以立即跳伞。但我第一反应就是全力保住战机，紧急处置10秒无果后，我被迫跳伞。由于高度过低，救生伞未能完全打开，我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海面上。

　　这次事故，致使我腰椎爆裂性骨折，胸椎、尾椎等严重损伤，需要进行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后，6颗钢钉、2块钢板打在了我的腰椎上。我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重新飞行。医生给我泼了一盆凉水：“这样严重的伤，以后能恢复一般的身体机能就很不错了，还想飞行没大可能”。

　　一定要重返蓝天，为梦想和使命而奋斗。为了赶上1年以后的着舰考核，我坚持要求医生把两次手术间隔从最佳18个月减为8个月，在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的情况下，就躺在病床上开始身体康复训练。

　　执着往往能够创造奇迹，在经历419天伤病斗争和70天恢复训练后，我的身体恢复到了飞行条件，如愿赶上了新一批次着舰考核。2017年5月30日，我第一个驾驶战机成功降落在辽宁舰甲板上，正式成为一名合格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回顾走过的路，正是因为选择了舰载飞行事业，我的人生才变得更有意义。

　　《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06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