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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去全球化并非化解产业链风险的正确方式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0-09-18 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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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1.科学把握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

  卢立建:利维教授,您好,我非常高兴能够在“光明国际论坛对话”这一平台上与您交流。全球疫情暴发后,目前已有超过3000万人受到感染,并造成90多万人死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程度将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预计全球经济全年将萎缩3%,尤其是对发达国家冲击更大,其经济萎缩程度将达6.1%。据一家全球性评估机构报告披露,今年以来美国共有400多家中大型公司宣布破产,其中30多家资产负债超过了10亿美金。疫情对于美国中小企业的影响尤其严重,据统计,超过8万个商家宣布永久关闭,创下了近10年来的新高。

  作为产业链和商业分析领域的领军学者,您能否从专业的角度谈谈疫情给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去全球化并非化解产业链风险的正确方式

  大卫·辛奇-利维(David Simchi-Levi),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院教授、数据科学研究所所长,国际运筹与管理学会理事,先后担任国际运筹学权威杂志《运筹研究》和国际管理学权威杂志《管理科学》主编。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去全球化并非化解产业链风险的正确方式

  卢立建,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国际运筹与管理学会尼克尔森奖获得者,曾任美国高盛集团量化投资全球副总裁,参与创办乾量对冲基金。

  利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非常大,尤其是对于产业链上游的中小型供应商影响巨大,很多中小型供应商由于资金等资源储备不足被迫倒闭破产,直接造成很多产业的产能严重不足。在2020年2月底疫情尚未全球扩散前,我和一家高科技公司的总裁皮埃尔·哈伦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病毒将如何影响全球产业链》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作出了“新冠病毒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将发生在3月中旬,它将使成千上万的企业关门倒闭或短期关停在欧美国家的组装和生产制造厂”的精准预判。这个预测结果最后真实发生了,在3月16日的那一周,关于欧美国家产业链断裂的新闻铺天盖地,席卷全球。

  美国著名商户点评网站耶尔普公司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3月至7月,全美共有约14万家企业倒闭,集中在零售、餐馆、酒吧、美容院和健身房等行业。在倒闭的企业中,不少都是中小企业。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报告,中小企业约占美国经济活动的44%,承担接近一半的就业,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无疑将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伤害。

  卢立建:的确如此,疫情扩散速度非常之快,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人们之前的预期。您的预测非常精准地预判了即将发生的事件。这一预测基于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否用到了一些数学模型和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

  利维:我们当时预测的科学依据是基于一个2014年我与我的两名博士生研发的风险暴露模型,这个模型涉及了一些数学和统计学模型。这个风险暴露模型是在2011年日本大海啸和泰国洪水灾害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研究。我们对当下的疫情与之前的自然灾害做了很多深入研究分析,发现该风险暴露模型非常适合用来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影响。该风险暴露模型最开始被福特汽车公司采用执行,其他公司后来也相继效仿使用,联合国减灾署随后将该风险暴露模型应用推广到发展中国家。

  该风险暴露模型中的其中一个核心要素是灾难恢复时间,即一个特定组织,比如一个供应商生产工厂、一个分销配送中心或者交通枢纽,在遭到破坏之后重新完全恢复所需要的时间。该模型的另外一个核心要素是生存时间,即产业链在产能遭到破坏后能匹配满足需求的最长周期。那么通过科学方式数量化不同情景下的两个要素,就可以科学化分析从灾难中恢复的能力。举个例子,如果产业链上游工厂的灾难恢复时间超过生存时间,那么该产业链就无法满足匹配它的需求,除非它拥有备用工厂。

  这个方法的实际指导意义在于它赋能产业链财务数量化灾难成本的能力,并准备部署产业链最核心重要元素的应急方案。此外,它也非常有助于产业链制定灾难发生后的恢复计划。

  这个风险暴露模型在产业链中应用了压力测试以提升产业链的风险抗击能力。该方法类似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建立的银行系统压力测试,压力测试有助于银行系统高管和监管者对于某银行的金融实力的认知和理解。

  卢立建:您这个方法论和看问题的角度都非常新颖。首先,您从产业链风险抗击能力这个角度来思考如何进行产业链结构升级,并且具体给出了如何科学地数量化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风险暴露水平。风险暴露这个概念在金融领域并不陌生,在金融领域,风险暴露也被称为风险敞口,它刻画的是对于风险没有采取任何防范而可能导致出现的损失。比如,流动性风险敞口指的是对于市场流动性没有采取任何对冲防范而可能造成的损失,市值风险敞口指的是由于未对所投资标的市值对冲风险而可能造成的损失,当然金融领域中有很多个多维度的风险暴露指标。您提出的这几个产业链风险暴露对产业链的稳健发展具有很好的创新意义。

  利维:您的理解是正确的。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去全球化并非化解产业链风险的正确方式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9月17日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662万。图为人们走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新华社发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去全球化并非化解产业链风险的正确方式

  根据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的疫情防控新举措,自9月14日起,除少数情况外,日常社交场合中的聚集人数不得超过6人,室内室外均适用,违者可能面临罚款等处罚。不过,学校和工作场合等并不受影响。9月14日,人们在英国布莱克浦海边休闲。新华社发

  2.产业回流和本土化不一定能改善产业链

  卢立建:21世纪的产业链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疫情暴发后,个别国家的媒体炒作“逆全球化”的话题,提出要终止全球化,要让生产制造回流本国,推行本土化,甚至于个别国家的某些政界人物把全球化当成了政治游戏与筹码。您认为经济全球化会终止吗?

  利维: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将会强制要求一些涉及民生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的公司做相应的压力测试。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监管部门为了加强银行体系抗风险能力而强制推行压力测试一样,我相信各国政府也应该在这些行业里强制执行压力测试,医院、分销配送机构和生产制造商应该配合执行压力测试,以证明他们有能力从灾难中恢复。灾难恢复时间和生存时间是可以应用到此类压力测试中的两个测试元素。

  使用产业链压力测试可以确保产业链中的企业聚焦于平衡产业链弹性和效率。疫情之前,很多产业链出于降低成本的目的,把生产大量地分配或者外包到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亚洲国家,疫情期间,我们确实见证了很多产业链因此而遭受了重大打击。为了提高产业链的弹性,很多行业评论家和权威专家强调重新洗牌产业链结构并促使生产制造企业回流本国,实现本土化。然而,生产制造回流本国的本土化策略并不一定会提高弹性。

  为了阐述这个观点,我们用近期美国本土肉类紧缺问题作为例子来分析。在肉类这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所有环节都是本土化的,但是为了降低成本,很多美国的公司聚焦于集中化肉类屠宰这一制造环节,即少量的屠宰工厂生产制造了绝大多数的牛肉和猪肉。关闭其中的一个工厂,即使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将造成整个国家的猪肉和牛肉生产停滞,进而造成生猪和牛市场价格崩溃和几个月的肉类短缺。

  这个例子说明仅仅把生产制造挪动到一个单一的区域,无论是亚洲还是北美,都不会增加系统的弹性。所以我们认为,全球化依然符合各国经济发展规律,是大势所趋的客观需要,但同时产业链需要有新构思以及完善的抗击风险能力。

  卢立建:无论本土化还是全球化,都要根据一个国家和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需要本土化的生产链必须在本国扎根,需要全球化的生产链无疑要选择在外国落户。去全球化并不是解决当下产业链风险危机的正确方式。前疫情时代的产业链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大家更多聚焦于从产业链的经济效益这个角度去研究产业链的结构配置和运营效率的提升。比如说,为了节省生产制造成本,很多产业的生产厂房都会选择全球化生产,绝大部分生产都分配到原材料成本和人力成本较低的区域,例如东南亚、墨西哥和南美国家,同时在本地保留一小部分的生产活动,以此来平衡生产成本和对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有很多学者通过大量的数学建模和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最近关于全球化对于产业链价值的研究,结论表明适当的生产制造全球化对产业链具有巨大的价值,它带来的价值在某些情境下甚至会超过30%。

  不可否认,全球化进程的确会伴随一些问题,比如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过分的全球化会导致对其他国家区域生产环节的依赖性,也会使得产业链对于异常爆发的需求的反应能力不足,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导致国家对口罩等医疗设施需求在短时间内几十倍地爆发,但是由于这些医疗设施的原材料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而从这些地区生产受到当地突增需求的影响和运输时间过慢等问题,导致本国的需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满足。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解决疫情下产业链发展的核心不在于去全球化进而闭关锁国,其关键在于出台制定产业链的风险压力测试体系,并在经济效益和产业链风险之间找到好的平衡。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去全球化并非化解产业链风险的正确方式

9月16日,人们走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特罗卡德罗广场。新华社发

  3.提升产业链弹性须视行业因地制宜

  卢立建:科学研究表明,病毒与人类长期共存将成为一种新的常态。面对这种新的常态,从宏观和微观上看,产业链应如何布局?

  利维:我认为政府层次的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涉及如何提升产业链弹性。只有通过合理构思上游供应商、生产制造商、分销配送商等的构架,并且进行压力测试以评估从灾难中恢复的能力,才可以形成产业链弹性。一旦我们可以精准定位产业链的瓶颈所在,产业链就可以采用不同的降风险策略,比如增加本土化生产制造产能或者外包的本土化供应商。考虑到中国市场的巨大,大多数全球化公司依然需要保留在中国的生产制造来服务中国市场,甚至需要在中国本土进一步分散化,从而达到一个更具弹性的产业链。

  上述分析有着非常清晰的含义。正确平衡弹性和成本效率的必要性,将推动企业重构产业链结构,以提升整个产业链的弹性。这种行为方式由于中美贸易战已然开始,并且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在不久的将来加速进行。然而,生产制造的回流和本土化并不一定会是解决方案,具体的方案将根据行业的不同千差万别。比如,服装行业更有可能迁移到东南亚和印度;而高科技行业将往更靠近需求市场的区域迁移,也就是说生产制造工程将分散到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区域来服务北美市场,迁移到东欧国家来服务欧洲市场,在中国生产制造来满足中国市场。

  制药行业将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当下,用来生产销售到欧洲和北美的药物的大部分化学原材料都来自中国和印度,但是这些化学原材料的生产制造对环境会造成很大的污染。所以,通过在欧洲和北美进行本土化生产制造的方式来提升药物行业产业链弹性,需要大力发展清洁无污染的技术,然而开发这个技术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并且需要巨额资金投入。

  卢立建:您谈及对产业链全球配置的看法,倡导根据行业因地制宜的策略来提升产业链弹性。我认为这个全球化配置基本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必将是降低成本和提升产业链竞争力的客观需要,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复苏需要各国政府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通力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实现经济全面恢复和健康发展。全球经济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一方面,各国政府需要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来刺激和扩大内需消费,大力扶植中小微企业;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实现各国之间资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生共赢的健康生态体系。

  关于技术在各国产业链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近几年高精尖技术,比如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您也参与创办了从事智慧产业链和大数据运营分析业务的公司,并把您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方面的最新研究技术成果应用到了产业链升级优化的实际案例中。纵观人类发展历程,每一次科技创新与突破,都会促进社会经济跳跃式巨大发展。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技术让英国得到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霸主;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电气技术成就了欧洲社会的繁荣进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计算机技术使得美国经济体量突飞猛进,并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经济的高速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高科技的进步与应用。近几年来,随着存储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的高速发展,绝大部分企业都受益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带来的整个生产运作的自动化、智能化。举个例子,美国亚马逊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利用大量的数学模型和大数据技术,来管理其遍布于全世界的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产品线,通过20多年的时间,现在成长为国际上实力最雄厚的电商平台。

  在后疫情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将会在产业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计算机技术越来越成熟,也更智能化,它对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反应能力越来越自如;另一方面,数据的积累越来越容易,企业数据越来越丰富全面,而数据是无国界的,丰富全面的数据反过来促进了技术的智能化进化。这些为企业发展和产业链沟通协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还想与您探讨提升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话题,这对后疫情时代的产业发展十分重要。

  利维:首先,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产业链风险这个角度去思考如何构思产业链的重塑,提升产业链抗风险能力。比如风险暴露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风险角度去评估产业链弹性。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制定一些压力测试的标准,并强制要求产业链定期评估风险且符合这些标准。其次,产业链应该在弹性和运营效率之间找到好的平衡,生产制造活动的回流和本土化并不一定会提升产业链弹性。具体到行业里面,应该根据行业自身特性,因地制宜设计相应的产业链结构性配置。在某些特殊行业,比如制药行业,通过生产制造的本土化来服务本区域需求的方式不一定是经济和简单有效的。

  总而言之,各国政府正在加速通过压力测试和产业链结构重塑来提升产业链弹性。提升产业链弹性和竞争力将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卢立建:在产业链风险管理中,有个概念叫契约合同机制。这个概念的原理有点像是金融市场的期权对冲,通过在全球各个区域分散化选择生产商,并跟这些企业签订相应的类似于期权合同的权利义务条款,从而实现产业链产能的有效分散、风险对冲和可靠保障。在产业链灾难管理中,安全库存是另外一种常用的产能保障方式。所谓安全库存指的是通过提前生产并存储这些产能以应对不可预测的突发状况,比如自然灾难。安全库存在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啸等自然灾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提升产业链竞争力,我认为,一是要全面推进产业升级和创新,加快推进产业链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利用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产业链各环节的有机结合,提升产业链的运营效率和智能化程度;二是要大力发展产业链中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卡脖子”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三是要加强产业链的风险管控,在关键行业施行相应的压力测试,提升产业链的稳定性、可靠性。

  从产业链角度,我也对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复苏做个简单的展望。首先,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在二季度已经有序复工复产。统计显示,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整个上半年同比下降1.6%,预计2020年四季度即可恢复疫情前的经济水平。其次,疫情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目前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二季度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1.7%。美国产业链上游大量中小企业关门倒闭,并且短期内并无复工复产的迹象,再加上政策主张的制造业回流和本土化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其经济预计将在美国本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的两年内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总而言之,后疫情时代的产业链发展需要综合借鉴产业链风险暴露、契约机制、安全库存、高精尖技术创新和应用运营效率等多个方面进行考虑,提升产业链的稳定性和核心竞争力,形成共生共赢的新发展格局,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18日 16版)

[ 责编:袁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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