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  

　　作者：陆颖（浙江师范大学讲师）

　　近日，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马克·夏加尔”大展中国首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廊坊馆展出。参展的155件作品中，包含了画家1925年至1981年创作的28件绘画真迹。马克·夏加尔，这位在现代绘画史上足以与毕加索和马蒂斯媲美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借由细腻的笔触与梦幻般的绚烂色彩，向世人吟诵一段以爱与离愁为主题的叙情诗，正如他所说，“我的画就是我的记忆”。

《我与村庄》 资料图片

　　Ⅰ·从维捷布斯克到巴黎

　　1887年7月7日，马克·夏加尔出生于白俄罗斯东北部的一个偏远小城，这个名为维捷布斯克的城市装载了画家日后艺术创作的大量素材。在他1915年至1922年间陆续完成的自传《我的人生》中，画家细致描绘了童年生活的清贫与窘迫。父亲扎哈尔是个脸上充满忧愁的苦工，身上散发着腌制鲱鱼的盐卤气味，永远疲惫不堪、心事重重；母亲菲嘉·伊塔开了一间杂货铺，每月赚取20卢布补贴家用。这个对禁令过分执着的犹太家庭，无法理解和容纳“艺术家”这个陌生的职业身份。

　　画家的母亲为他过早规划好了循规蹈矩的人生，但夏加尔从来是一个大胆的梦想践行者。他想当音乐家、舞蹈家、诗人，“幻想着到另一个世界当艺术家”，他日后种种大胆的艺术尝试也确实印证了一个艺术家的无限可能。夏加尔既是油画家，又绘制了大量素描、水粉画和蚀刻画，做过戏剧舞台的美术和服装设计，并在晚年创作了大量教堂玻璃彩绘和瓷砖镶嵌画。艺术实践的丰富性，让我们难以对夏加尔的作品一言以蔽之，用画家自己的话做注解：“我的画是对我内心形象的铺陈”。

　　乡村生活给画家带来了鲜活且丰富的记忆给养：教堂的唱诗，马戏团的表演，劳碌奔波的犹太人、乞丐和传教士们……天地万物间最质朴和温暖的人和事，悉数转化为画家笔下的诗意隐喻，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土壤。在他茫然无措的流亡年间，维捷布斯克如同一双来自远古的抓手，支撑着画家疲惫的身躯，使其脱离困境。于是，我们看到了《我与村庄》《乡村生活》等一系列直接以家庭和故乡为主题的绘画。

马克·夏加尔 资料图片

　　1906年，夏加尔离开维捷布斯克，揣着父亲给他的27卢布前往圣彼得堡。在此之前，他在家乡的耶乌达·潘绘画设计学校学习，积累了一些入门知识和临摹技巧。他在圣彼得堡与俄国先锋派艺术不期而遇，他的老师列昂·巴克斯特是当时艺术活动的领导者，后出任俄国芭蕾舞剧团的服装与布景设计师，颇享盛名。在巴克斯特的影响下，夏加尔感受到“欧洲气息”，并开始对巴黎心向往之。

　　他学习克劳德·莫奈、文森特·梵·高和爱德华·马奈等人的艺术技法，试图摸索出一套独有的图像符号体系。犹太传统与俄国民俗风情，融合于当时欧洲艺术的表现风格，夏加尔逐渐建构起一个色彩感强烈的图像王国。在他这一时期完成的《自画像》《出生》《死者》等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画家对“色彩精神价值”的强调与偏爱，简洁粗放的线条、大色块的填充、原始的变形、戏剧性的叙事主题，都为作品增添了神秘气氛。

　　1910年8月，一直资助夏加尔的犹太议员马克思·维纳弗尔慷慨解囊，帮助画家离开俄国，踏上前往巴黎的艺术之路。

　　Ⅱ·“从没有作品会如此魔幻”

　　初抵巴黎的夏加尔很快融入了城市浓烈的艺术氛围。博物馆、画廊、沙龙、熙攘的人群和车水马龙的街道都给他带来了强烈的感官刺激，“我从俄国而来，心中怀揣着目标，而巴黎让它熠熠生辉起来”。1912年，他搬到屠宰场附近的一间简陋画室“蜂巢”，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气息”。那是20世纪初，强调个人主义与自我意识的先锋派在欧洲大行其道，以巴勃罗·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为领袖的立体主义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夏加尔这一时期完成的作品，如《诗人，三点半》《七个手指的自画像》等都明显带有立体主义风格。但是，立体派强调的严谨构图让夏加尔感受到掣肘，他一方面尝试进行立体派创作，一方面排斥固定的审美程序，斥责教条的艺术观念。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夏加尔有意识地远离立体派审美，画作中开始出现非理性的超现实图像符号。

《窗外的巴黎》 资料图片

　　夏加尔将巴黎称为生命中“第二个维捷布斯克”。《窗外的巴黎》是1913年完成的作品，也是画家以巴黎为主题创作的最后一幅画作。色彩和光线平面交叠、混乱而神秘的意象并置给画面增添了魔幻气息。双面人、长着人脸的猫、倒置的火车、迷离的色彩，共同构成了巴黎的城市幻象。彼时，夏加尔的色彩与光影处理显然受到了好友罗伯特·德劳内的影响，后者认为色彩本身就是形式与主题。异质性的图像并置使夏加尔的画作伴随着大胆的变形、象征和创新，形成一套原创符号系统。极强的色彩表现力与形式化的隐喻提供了大量可被解读的空间。但我们的画家拒绝解释，他将自己的绘画直观表述为“狂野艺术、感情强烈、瞬息万变，蓝色的灵魂在画布上一闪而过”。

　　起草了《超现实主义宣言》的艺术理论家安德烈·布勒东对夏加尔的作品赞赏有加，认为这些不着边际的图像符号“极为成功地将当代绘画中的隐喻外化”，在此之前，“从没有作品会如此魔幻”。最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符号是神秘的挂钟和飞鸟图像，如1914年的油画《钟》就描绘了悬浮的挂钟和德维纳河水面上飞翔的怪鸟。《时间是一条无岸之河》完成于1930至1939年，被认为是夏加尔最具有超现实主义特色的油画。画家再次绘制了一只悬浮于河面的摇摆挂钟，以及长着翅膀在空中演奏提琴的飞鸟与鱼，整个画面运用了经典的“夏加尔蓝”，模糊了水面和天空、现实与镜像幻影之间的界限。超乎寻常的图像叠置形式将遨游天际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画家对惊奇、幻象、梦境、非理性和超自然的偏爱，应合了超现实主义“寻找不相容的物体，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合起来作为象征”的惯用手法。在一场时间的梦境中，夏加尔的笔触如河流般延展，“艺术中的一切都应回应我们血液中的每一次律动”，他沉迷于“绘画是诗歌真正的语言”的观念，在绘画中探究时间、生命和救赎的真意。在一场充满了象征和隐喻的时光之河中，我们看到萦绕在画家心中的图像布局。

　　现在，人们惯于将夏加尔称为超现实主义画家。然而，在超现实主义大放光彩的时代，受到邀请的夏加尔并没有选择加入这个团体。在他看来，超现实主义者进行“无意识的自由写作”，过分依赖于对潜意识的挖掘，而无意于流派限制的夏加尔则声称，“没有弗洛伊德，我就已经睡得非常好了！”

　　Ⅲ·玻璃花窗上的流动诗歌

　　很长一段时间中，夏加尔试图拓展艺术媒介的多样性，比如陶瓷、雕塑和挂毯。自1956年起，彩绘玻璃的适用性使夏加尔出神入化的色彩阐释达到极致，他开始接受大量委托，在哥特式大教堂、礼拜堂、歌剧院等公共建筑上绘制玻璃花窗。1963年，他为巴黎歌剧院设计了巨幅天顶画。次年，画家接受委托为联合国秘书处大楼创作玻璃窗画《和平》，站在玻璃前，我们能够看到阳光穿过玻璃窗上静谧的天蓝色，谱写出神圣的咏叹调。正如德劳内所赞叹的那般，玻璃上的“透明颜色与光线交织产生流动的诗歌”。

　　1937年，尼斯的夏加尔美术馆开馆时，世人才恍然发现，这个曾经落魄不堪的维捷布斯克少年，已然成长为全方位的艺术实践者，他的创作涉及玻璃彩绘、马赛克、石版画、雕版画、水粉、素描、雕塑等等。夏加尔，其名在俄语中意指“大道直行”，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时代变革。他以旺盛的创作精力观照着整个时代的悲喜，以诗歌和绘画的图文符号，向世人倾吐着烂漫的想象和神圣的隐喻，触动了整个世界。离世时，夏加尔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的大十字勋章，自此安详地长眠于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正如一幅画作的名称所言，“生命的尽头是一朵花”，夏加尔用生命与爱为人们奉上诗意与梦幻的精神盛宴。诗人让·波朗曾如此歌颂画家不寻常的一生：

　　“夏加尔熟悉泉水和雨水。

　　他与太阳平起平坐。他什么都不拒绝。

　　显然，他画他关注的一切，

　　从烈焰中的飞马直至大眼睛的精灵。

　　他始终一成不变，无论是愉悦或是忧伤。

　　或者宁可说，他在经忧知穷的极度幸福中，

　　也依然故我。”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2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