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文 魏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文学院教授）

　　在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上，冯至的创造和贡献显而易见。如何还原冯至的诗性人生，把握诗人冯至与学者冯至、思想家冯至等多重角色之间的关联，全面考量冯至的文学轨迹和命运，是冯至传记不可忽视的问题。王邵军的《生命的思与诗——冯至的人生与创作》（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沉潜到冯至生活的原始样态和本真的思想轨迹，吟诵出一首扣人心弦的生命史诗。

　　冯至提倡通过作品把握诗人的生平，他的著作《杜甫传》以“以杜解杜”而闻名，借助于杜甫的诗作，尽可能地还原杜甫的时代图景、文学现场和生命历程。他在《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中说：“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有机体来研究，把诗人的生活做一个详细的叙述。”王邵军或有意或无意地师法冯至，在创作过程中秉持“以冯解冯”的方法论，从冯至的创作着眼，抽丝剥茧，探寻冯至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轨迹。他精心提取冯至生命中重要时期的关键性事件，勾勒他一生的大致走向，同时努力还原其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

　　王邵军积极借鉴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试图重返冯至所处的独特历史语境下的地理环境、家族和家庭环境、社交圈等“场景”，探索生动准确的生命现场和思想精神轨迹。

1930年，冯至（左）与散文家梁遇春合影。

1927年出版的冯至第一本诗集。

　　诗歌是人类的伟大创造，能在有限的字句之中潜藏无限的情与思，是诗人精神世界的通关密码。王邵军以学理性的眼光观照和解读冯至的生平及创作，“以冯解冯”，同时积极借鉴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回归到冯至经历和创造的生命现场探求真相，既不失诗人传记的风貌，又兼具学术著作的体统。

　　对于传记文学而言，“诗”与“真”的争议一直是逃不开的话题。人物传记，尤其是诗人传记，文学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在主张传记史学性和文学性兼备的前提下，严格把控“诗”与“真”的度显得尤为重要。《生命的思与诗》试图回归冯至本身，从个体生命的沉浮和精神探索的角度重塑冯至，为平衡传记的“诗”与“真”提供一些启迪。

　　在《生命的思与诗》中，王邵军坚持客观求真的史传立场，强调自己与传主之间的“距离”，采用近乎“零度”的叙事策略，试图通过“严肃地书写琐事”对冯至一生中的重要时段进行“描述”，探寻促使他进行文学创造和精神探索的源流。这里所说的“零度”，并非完全意义上对作家主体性的遮蔽，而是指向客观冷峻的学术态度和创作立场。周棉在《冯至先生怎样对待〈冯至传〉》一文中简要概括了冯至先生对自己传记的意见：回避对他肯定性的评价或者荣誉性的叙述，“调子要压低”；尊重客观真实，“不要回避别人对他的批评，不要掩饰他因种种原因造成的不足和遗憾”。《生命的思与诗》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冯至对传记的要求，坚持以客观事实和理性判断为准绳。

　　文学性追求的是情感的温度。传记绝非简单的史料堆砌，创作者沉潜到传主的生命长河之中，设身处地、用第一人称视角观照他的生活和思想。换句话说，人物传记，尤其是文人传记，要求创作者对传主共情，即“理解之同情”。王邵军致力于探寻冯至的内心世界，他清楚地看到冯至的寂寞、忧郁、孤独，以及静默深沉的坚守顽抗，而这些恰恰是冯至之所以成为冯至的依凭。

　　冯至的女儿冯姚平说过，父亲“一生低调、平平凡凡，毫无传奇色彩，读书、思考、教书、写作填充了他的一生”，还说他“好像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情节”。唐人常以“镜”比拟湖的“波澜不惊”，回望冯至的一生，恰似一面宁静的湖泊，湖水流转往复，“是湖的深邃才使得湖面寂静如镜”。20世纪的风云变幻，冯至始终没有停止思索的脚步。从早期的孤独，到对孤独的克服，到隐忍、坚守、蜕变，再到“人民性”，冯至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在探索。

　　王邵军敏锐地把握住冯至的创造与生命体验、形而上思考的良性互动关系，通过对代表性作品的深入研究和深度阐释，成功地建构一个作为精神探索者的冯至形象。面对歌德、杜甫等研究对象，冯至以难能可贵的耐心，深入思考，细致体悟，从不同角度搭建起与之对应的精神空间。可以说，冯至的精神探索之路，将生命和创造紧密交织在一起，使诗人冯至与学者冯至、翻译家冯至、思想家冯至等侧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生命的思与诗》尽可能地展示冯至的各个侧面，以他的精神探索之路为主线，打通各个身份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冯至一生低调内敛，不逐喧哗，静默守持，于沉思中体味平凡生活的深意，探寻现实人生的内在哲理，并自觉地上升到生命哲学的层面，就像是一条小河，流过森林和花丛，历经海上的厉风和狂浪，最终凝汇成一片深邃安谧的湖。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09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