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镝】  

　　作者：王聪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作为东西方文化截然对立的缩影，美国对伊斯兰文明的反感乃至排斥可谓由来已久。生活在美国境内的穆斯林群体一直人口数量不多、政治参与度较低，在来源国、教派乃至社会阶层、地位方面分化程度很高，因此长期处于社会“边缘”。“9·11”事件的爆发，堪称美国穆斯林命运的重大转折。自此，该群体被部分美国政客、媒体和大众舆论不加区别地定性为“一个国家的仇人”，并将之与“国家安全”和“本土恐怖主义”等议题进行高度关联，也因而成为国内仇恨犯罪、歧视和排挤的主要对象之一。随着“伊斯兰国”在全球制造恐怖袭击事端，异化穆斯林的趋势在美国潜滋暗长，再加上特朗普总统任内颁布带有鲜明歧视色彩的“禁穆令”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针对穆斯林群体颁布旅行禁令的国家，而特朗普本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反穆斯林不当言论，这不仅导致美国穆斯林倍感孤立，也使极右翼组织和反穆斯林仇恨团体伺机造势，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族群矛盾与认同危机。

　　拜登上台后致力于从移民政策、难民政策、公共部门人事安排等方面释放有利于穆斯林的积极信号，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尚未缓解的大背景下，作为栖居美国多年的宗教少数派和一个半数以上均为移民的多族裔群体，近年来美国穆斯林的生活处境堪忧。据统计，2007年美国约有穆斯林235万人，2017年该数字升至345万，占美国总人口比重为1.1%，预计到2040年，穆斯林将取代犹太教徒成为美国境内仅次于基督教的第二大信教群体。而根据社会政策和理解研究所（ISPU）2018年的调查，美国穆斯林家庭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占18%，全美一般家庭收入该比例为31%。与此同时，33%的穆斯林家庭挣扎在贫困线边缘，该值远高于全美一般水平（24%），黑人穆斯林、非公民穆斯林在其中占比较高。鉴于贫困与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确诊率和死亡率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加之在疫情中首当其冲的黑人占美国穆斯林人口的28%，此次危机对穆斯林社区的冲击不言而喻。更糟糕的是由于对该群体长期忽视，疫情以来仅迪尔伯恩、南加州和纽约市公布了穆斯林群体的少量社区健康数据，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委员会全国主席萨默·哈拉夫据此指出：“我们无法像其他社区那样申请到充分的资金和帮扶，因为就连穆斯林社区的基本情况数据目前都还不被官方全面掌握。”

　　除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持续处于低位外，美国穆斯林还深受潜藏于社会肌理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扰。之所以被冠以“结构性”，是因为对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偏见全面内嵌至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层级：一方面折射在警察、媒体代表和法律体系的日常运作中；另一方面，则通过反穆斯林仇恨团体、反穆斯林集会、有组织的反对清真寺建设或扩建、破坏公物和反对穆斯林难民重新安置等社区活动直观体现出来。具体而言，美国穆斯林目前遭遇的结构性歧视可解构为四个层次：

　　第一，立法与司法不公制造释法、执法灰色地带。虽然宗教自由被明确载入宪法第一修正案，以确保政府在各教派之间维持中立和充分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但除了前文提到的特朗普颁布的13769号行政令（禁穆令）外，包括《爱国者法案》《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等均为国家授意防范穆斯林群体的典型立法，它们的合法性基础即将穆斯林视为“危险的他者”故而理应被监视，甚至行动受限。研究表明，反伊斯兰教法和其他针对穆斯林的立法往往与移民法改革或选民身份证法等事项相互嵌套，进而制造隐形偏见并迎合对特定群体的社会恐惧心理。事实上，立法导向直接影响司法公正以及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认知。故而来自警察系统的种族定性与司法歧视对穆斯林群体而言尤为突出。一则警方有意对毫无犯罪嫌疑或指控的穆斯林群体格外关注，甚至进行监视、钓鱼执法、秘密执法。二则根据社会政策和理解研究所（ISPU）的另一项社会调查，同等罪行下，穆斯林犯罪者被起诉和面临更为严厉的法律制裁的概率高达83%，而非穆斯林此项比例仅为17%，且前者监禁时长平均为后者的3倍以上。特别是当某案件被认为与恐怖主义有关时，对犯罪者可以选择性地增加刑期，该情况发生在穆斯林群体中的概率约为58%，相较之下非穆斯林群体仅25%。

　　第二，媒体偏见加剧美国穆斯林群体的边缘化和疏离感。美国主流媒体鲜明的反穆斯林倾向甚至可追溯至“9·11”事件之前，对穆斯林的高度污名化使之成为被媒体话语刻画的最为负面的少数群体之一。一项对《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的话语分析显示，如果暴力事件犯罪者为穆斯林则获得媒体曝光的可能性比非穆斯林犯罪多770%，篇幅长度也是后者的2倍有余。而在刻意突出穆斯林身份特征的详细报道中，刻板印象比比皆是，如频繁使用“暴力、愤怒、疯狂、不文明、非理性、危险”等带有强烈负面导向的词汇，并不同程度夹杂着“伊斯兰教是暴力宗教”“穆斯林意图破坏美国民主和西方文明”等论调。媒体在渲染“伊斯兰恐惧症”过程中发挥着“偏离放大螺旋”效应，在刺激了对穆斯林群体不甚了解的美国公众越来越多的怀疑、不安和焦虑情绪的同时也加剧了穆斯林对美利坚认同的疏远情绪，削弱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

　　第三，社会舆论环境包容度下降，极端组织趁势而起。美国的穆斯林持续受到公众厌恶和公然歧视。《美国穆斯林调查报告2020》数据显示，即便他们对国家感到满意的人数比例（37%）比一般公众（27%）或无宗教信仰者（16%）更高，且他们当中高达85%的人表达了强烈的美国身份认同，但2020年仍有60%的美国穆斯林表示经历过宗教歧视，51%的人称遭遇过宗教霸凌，这一数字高于其他任何宗教团体的上报情况。求职过程中，33%的穆斯林受到歧视，只有5%的犹太人和8%的普通民众有此番经历。而在同执法部门互动、接受医疗保健服务或在公共场所活动时，穆斯林受歧视的比率亦远高于犹太人和普通民众。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019年的仇恨犯罪统计，穆斯林是宗教仇恨事件的第二大目标，反穆斯林仇恨团体通过线下宣传集会以及脸书、推特等大型社交媒体平台活跃度很高。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统计，2020年美国境内有大大小小近40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特朗普连任失败后，原本寄希望于他的全美最大反穆斯林组织“为美国行动”开始调整活动策略，寻求与州和地方两级民选官员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他们一改往日的“散兵游勇”模式，致力于推动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产业链”由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基金会、贝克尔基金会、捐赠者资产基金会等“金主”注资，10年间这项投资高达4260万美元，而包括网络博主、学者、宗教领袖、草根团体和政客极力向美国民众灌输“穆斯林是国家敌人”的理念和认知，最终诱导公众加深对穆斯林的仇恨与偏见。

　　第四，穆斯林难民安置受阻，凸显美式人权双重标准。虽然美国一直以来自我标榜为“人权灯塔”，宣称给予各族裔、人种、教派、边缘群体平等的包容和保护，但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并将仇视和打击矛头直指穆斯林群体，一方面多次发表贬低伊斯兰教的言论，将伊斯兰教比作“世界上最极端的宗教”“恶性肿瘤”，称伊斯兰主义是一种“隐藏在宗教外表背后的政治理念”，对穆斯林的恐惧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完全不顾国际人权承诺，大幅减少通过重新安置计划接纳的难民人数。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帮助12600名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2018年这一数字仅为62人。2016—2019年间难民安置到美国的总数下降82%。来自宗教受害最严重国家的穆斯林人数下降了90.6%。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难民人数分别下降了96%、95%和85%。上述言行不仅导致美国穆斯林在个人身份认同、族群身份认同和国家公民身份认同方面陷入高度紧张和冲突，同时也使得反美主义情绪在伊斯兰世界格外高涨，无疑削弱了穆斯林对美国民众的“同理心”，助长了极端趋势，某种程度上给美国民众的基本人身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2016年以来，美国穆斯林不断受到新纳粹、3K党等的言语污蔑甚至暴力攻击。调查显示，三十岁以下的年轻穆斯林中超过20%的人打算在必要时离开美国，毕竟这样的生存处境似乎比“9·11”事件之后的几年还要岌岌可危。就算拜登采取种种缓和与穆斯林关系的政策措施，但更复杂的情况在于，一则美国系“伊斯兰恐惧症”的潜在受益者，如果没有这样看似格格不入的“他者”或“外敌”，角力中的两党既缺少了一个国内问题的“替罪羊”和压制对方的取胜策略，也无法向公众掩盖美国本土遭遇恐怖袭击的真相：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进行政治干预和军事入侵才导致多个伊斯兰国家内部矛盾激化、恐怖主义横行；二则仇视穆斯林的本质即在美国法律、政治对话和公民生活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受到经济衰退、再分配机制失能、新冠肺炎疫情等情况的冲击，无论是因“弗洛伊德之死”而震动全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还是近来愈演愈烈的排亚风潮，都指向一个事实：包括仇视穆斯林在内的种族主义具有系统性、持续性和破坏性，美国若无意从根源上反思、缓解，那么不仅没有少数族裔能够幸免，也会对处于主体地位的白人造成严重反噬。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21日 12版）